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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滿素， 1946年生於上海，哈佛大學美國文明史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研究員，南京師範大學特聘教授，主要從事美國文明的研究，著有《愛默生和中國對個人主義的反思》《美國文明》等書，發表過不少有關美國歷史、文學、政治的論文和文章。
為什麼「俠義精神」在法治薄弱的地方
深受百姓親睞和期盼？
錢滿素
物不平則鳴，社會公正是每個社會和諧的根基，因此也是每個社會最響亮的呼聲。社會公正的極端重要性是無人否認的，但社會公正到底意味著什麼？每個人心目中的社會公正是不是同一回事呢？一個社會要達到哪些標準才算得上公正？它是否意味著一切社會問題的解決——如童話中所說，人人從此過上幸福美滿的生活？
公正比仁愛更為可行也更為必須
公正比仁愛更為可行也更為必須
對於「社會公正」，人們可以見仁見智。對接受這個概念的人來說，在使用「社會公正」時至少有兩點應該是共識：
1）社會公正的關鍵在於社會，一個公正的社會靠的不是個人的美德，而是執行公正的制度和法律。而且，只有社會公正了，個人的美德才能充分而持續地發揚。
2）社會公正不等於慈善或完美，公正只是公正而已，相當於孔子所說的「直」，而非「仁愛」。亞當·斯密也說過：「正義在多數場合只是一種消極品德；它只是阻止我們傷害自己的鄰居。」從道義上講，公正顯然遜於仁愛，但它比仁愛更為可行，也更為必須。
《人性論》是18世紀英國哲學家大衛·休謨的主要哲學著作。休謨在《人性論》中把實驗推理的方法應用於精神哲學方面，剖析人性中的「理智」和「情感」，建立了一個關於人性的「科學的」哲學體系。
休謨認為，正義「乃是由於應付人類的環境和需要所採用的人為措施或設計」，「自私是建立正義的原始動機：而對於公益的同情是那種德所引起的道德讚許的來源」。從本質上說，社會公正是建立在相互性上的，它保障的是所有公民在彼此交往時的利益，只有當社會上人人遵紀守法、無條件服從公正時，社會公正才有可能。以排隊為例，如果每個人都循序漸進，隊伍就能保持秩序。但只要有個別人插隊，整個隊伍就會混亂，因為人們甘心排隊的前提是每個人都這樣做。社會公正也是一樣，如果有人違法亂紀，又得不到應有的懲罰，那麼公正的相互性就會遭到破壞，就不能指望其他人繼續無條件地保持公正。社會的根基也就因此動搖瓦解，乃至禮崩樂壞，這對任何社會來說都是必須全力阻止的災難。
政府壟斷了維持社會公正的權力
政府壟斷了維持社會公正的權力
維持社會公正最主要的方式是法治，其責任只能由政府來承擔。當人們在組織社會、成立政府時，他們就把懲治違法、維持公正的權力交給了政府。用社會契約論的語言說，也就是公民將自己的一部分天賦人權交給了政府，以換取政府的保護。這樣，公民在受到他人傷害時就不再直接去懲罰施害人，而是求助於法庭來主持正義。政府的公訴人以社會的名義來控告施害人，因為他不僅傷害了受害人，更嚴重的是破壞了社會公正的規則。至於執法人員本身破壞公正和司法腐敗，那更是社會公正的大敵。可見，是政府壟斷了維持社會公正的權力。人們無條件地服從政府，服從法律，服從公正，並不意味著放棄利益的相互性，政府更不應忘記這一社會公正的基礎。
社會公正是維繫社會的命脈，它必須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上，只有政府依法執政，社會才能井然有序。只有將違法者及時繩之以法，才不至於危及社會公正。生活在這種法治良序的社會裡，人們就會逐漸養成公正的習慣，忘掉公正的相互性起源，毫無條件地遵守公正原則。
「俠義精神」在法治薄弱的地方深受百姓青睞和期盼
「俠義精神」在法治薄弱的地方深受百姓青睞和期盼
社會公正需要個人的配合，但個人公正不能替代社會公正。只有當政府在維持公正和保護公民上無能或不負責任時，才需要求助於公民個人的犧牲來加以彌補，這顯然是不合情理的，因為公民個人既無能力維持社會公正，也不可能永遠無償放棄自身利益，這種奏效一時之舉絕非國家長治久安之本。
明初小說《水滸傳》中的人物多以「好漢」自居，他們愛好武藝而且推崇十分「義氣」，這種追求正好與先秦以來「俠」的精神氣質相符。
個人即使有可能幫助維護社會公正，至多不過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以自己的安全去換取他人的安全。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俠義精神和俠義文化在那些法治薄弱、政府維持公正效率很差的地方，就會格外發揚光大，深受百姓青睞和期盼。如果法制健全，天下公道，獨行大俠和綠林好漢們還有存在的必要嗎？百姓有冤可以上訴，無需他人兩肋插刀，代行法庭之職。因為那樣做實在不是什麼好事，如同在法律之外又另立了一套正義原則，法律只能更加威信掃地，政府亦無誠信可言。
人類社會難以避免個別不公正的現象
人類社會難以避免個別不公正的現象
社會公正是永遠值得追求的目標，但它並不允諾天堂，如果以為社會能達到絕對公正，那註定要失望的。一個基本上公正的社會遠遠不是君子國、理想國，它只是一個良序的法治社會，個別不公正的現象是人類社會難以避免的。可以預見，無論出於什麼原因，私人間的不公正經常會發生。社會在變革和轉型時，也常常會有許多無辜的人付出代價，他們僅僅因為正好處於某種位置或從事某項職業，便成為舊制度或舊技術的殉葬品，其偶然性猶如地震時正好身在某處而遭殃。社會公正只能相對減少他們的痛苦，卻不可能使他們毫髮無損。更不用說還有許多的不公正是歷史的積累，如種族的、性別的、階級的、行業的等等，它們不符合現代人對社會公正的看法，但也不可能立刻改變、消失殆盡。
哈耶克認為人類文明的進化過程本身無所謂是否公正
哈耶克認為人類文明的進化過程本身無所謂是否公正
哈耶克是奧地利裔英國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1974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哈耶克以堅持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反對凱恩斯主義和集體主義而著稱。
再說不同意「社會公正」這一提法的人，他們反對的其實是「分配公正」，因為「社會公正」已經越來越被普遍地等同於「分配公正」。哈耶克就屬於這一類人，他的觀點是：在人類文明的進化過程中，有的行為規範被逐漸淘汰，有的被逐漸推廣，決定這些取捨的因素也許很多，但歸根結底取決於它是否有利於生產率的提高、財富的積累和供養更多的人口，這樣一個自然選擇過程本身不可能要求它道德、公正。
哈耶克要說的是，進化是各種變數下的產物，本身不可能符合公正，這就如同從猿到人的進化過程無所謂公正或是不公正。但他聲明，他的文化進化機制不是達爾文主義的機制，社會達爾文主義從許多方面看都是錯誤的，而「文化進化的產生，不僅通過生理上的雙親，而且通過無數個『祖先』，向個人傳遞各種習慣和信息。……文化進化較之生物進化要快得多。……文化進化主要是通過集體選擇發揮作用；……」
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哈耶克說：「我完全不相信受到廣泛接受的『社會公正』這一概念表達了一種可能的狀態，我甚至不相信它是個有意義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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