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不需要支付成本的承諾是不值得相信的。
——經濟學家羅納德·科斯
文 / 巴九靈（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
近日，民政部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21年中國結婚登記數量為763.6萬對。
這是繼2019年跌破1000萬對、2020年跌破900萬對大關後，再次跌破800萬對大關。763.6萬對僅為2013年結婚最高峰的56.6%，換句話說，8年時間，中國的結婚率幾乎腰斬。
與結婚率一同下降的，還有生育率。在傳統觀念中，結婚、生子，這些是人生的必選項。但在現代社會，結婚、生育不再是必選項，而是成了一項經濟決策。
今天這篇文章，主要講的就是生育這項經濟決策。
不久前，育媧人口研究發布的《中國生育成本報告（2022版）》顯示，全國家庭0—17歲孩子的養育成本平均為48.5萬元，在北京為96.9萬元，在上海為102.6萬元。
而面對不斷下降的生育率，各省份普遍實行的「催生」政策是延長產假，給女性多放60—90天的產假。儘管實際效果尚無法測算，但如果要大膽下個結論——基本上沒戲。
為什麼這麼說呢？
低生育率背後的「隱形原因」：女性的機會成本
近年來，中國出生人口連續下降，低生育率已經成為一個嚴峻的社會問題。
對此，國家衛健委分析原因：
育齡婦女特別是生育旺盛期育齡婦女規模下降；
年輕人婚育觀念顯著變化；
生育養育教育成本偏高加重了生育顧慮。
這些都很關鍵，但小巴想補充一個容易被忽視的原因——女性的機會成本。
簡單來說就是，生育孩子會讓女性付出許多額外的成本，尤其是對女性職業發展造成持續性的負面影響，這也被稱作「生育懲罰」。
經濟學家對「生育懲罰」進行了測算。以丹麥為例，孩子出生前，夫妻雙方的收入變化軌跡基本一致，一旦孩子出生，平均而言，父親收入沒有變化，而母親的收入會下降。長期觀測到孩子20歲時，母親的收入依然比父親低21%。這個差距主要是因為，生育後的女性勞動參與率下降了13.4%，即使是回到職場的女性，工作時間也減少了6.5%。
Adda、Dustmann和Stevens三位學者利用德國普查數據，並結合模型，繪製了養育孩子對女性收入的影響，如下圖所示，最上方的藍色實線為男性工資隨著年齡增長的上升曲線，第二條紅色的線是模擬測算的女性不生育情況下的工資曲線，最下面兩條，一條為女性生育後的真實工資曲線，另一條則是模擬女性生育後的工資曲線。
可以看出，生育孩子對女性的收入產生負面影響，換算到絕對值後，收入減少的幅度在15%—20%。
那中國呢？以國際上多份報告顯示的「養育孩子導致女性收入下降約20%」為衡量標準，經濟學人集團大中華區總裁劉倩等人在《性別經濟學視角下的生育政策建言》一文中，測算出了中國女性的平均生育懲罰為57萬元。
具體的算法為：去年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5128元，35128*20%*平均每年11%收入增長*生育懲罰年限=57萬的生育懲罰。
* 過去10年和20年，城鎮和農村居民收入平均年增長10%—12%，以11%計算。2021年平均生育年齡28歲，到平均女工人退休年齡50歲，中間有22年的職業生涯。
按照這個算法，城鎮女性的平均「生育懲罰」為77萬，農村女性的平均「生育懲罰」為31萬。此外，從不同城市來看，在上海高達127萬，北京則為122萬。
這樣一算，女性因為生孩子而付出的犧牲變得清晰可見。
生育後重返職場還能有所發展，如果是回歸家庭呢？金融學者香帥做了個形象的比喻，如果不考慮感情因素，單純從金融角度分析，全職太太是個風險很高的金融資產，因為現金流對個體標的（丈夫）品性、能力的依賴度很高，而且資產流動性低，需要很高的風險溢價。
這可以歸納為女性生育後的不確定性成本，比如：做全職太太風險高，一邊上班一邊帶娃導致壓力大負擔重，患上產後抑鬱症等等。
此外，夫妻雙方都會因為生育而產生消費降級，但女性更甚。
《香帥中國財富報告（2021—2022）》顯示，沒生孩子前，50%以上的女性會購買高價手機，生完娃這個數值呈斷崖式下降。使用2000元以下手機的人群中，已育女性的比例大幅高於未育女性。
可見，女性就是這麼一步步被「勸退生育」的。
最近剛播完的電視劇《我們的婚姻》中，大齡未婚女青年黎小田有這樣一段台詞：「所有的錢都可以花在自己身上，所有的時間都可以用來充實自己，所有的精力都可以放在拓展自己的邊界，就是這麼自私又快樂。」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下部分女性的真實心聲。
延長產假的成本，由誰來支付？
面對低生育率的難題，各省份的普遍解題思路是，在國家規定98天產假的基礎上，進一步延長產假至158—188天。
上下滑動查看更多
延長產假的初衷是為女性爭取更多的生育福利，目標是提升我國的生育率，實際效果有待驗證，但不少分析認為，政策很可能產生副作用。
比如，梁建章、任澤平等專家在《中國生育成本報告（2022版）》中指出，雖然延長產假有助於讓女性有更多時間照看孩子，有利於家庭育兒，但如果延長產假帶來的成本全部由企業負擔，必然會導致企業儘量避免招聘育齡女性，從而加劇女性在就業市場中的性別歧視。同時，產假過長，女職工過長時間離崗，可能造成工作技能下降，影響其返崗後的競爭力。
資深人力資源專家，《華為灰度管理法》作者、百森諮詢創始人冉濤認為，延長產假過度保護女性職工的權益，但沒有充分考慮用人單位的利益。
「這項政策在公務員、國企和事業單位能嚴格執行，但競爭激烈的民企實行這項政策的成本過高，尤其是在利潤率不超過10%的製造業、原材料價格大漲攤薄利潤的外貿行業，要負擔延長產假的用人成本，是比較困難的。」
冉濤透露，早在十幾年前，許多大公司尤其網際網路大公司內部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校招時將女生的比例控制在20%—30%，主要就是考慮女性生育帶來的影響。而如今產假延長2—3個月，大機率會導致企業進一步壓縮女性崗位，加劇女性就業困難。
這個看起來是為女生謀福利的好政策，執行起來反而對女性更不公平。問題究竟出在哪裡？
經濟學家羅納德·科斯曾說：「一個不需要支付成本的承諾是不值得相信的。」
也就是說，一項政策能否起到預想的效果，得看這項政策的成本由誰來承擔。目前看來，延長產假的成本主要由企業和女性兩者在承擔。因此，有人形容這項政策有「政府請客，企業埋單」之嫌。
冉濤指出，延長產假很可能導致社會、企業、女性「三輸」的結果，提升生育率最終獲利的是社會，是為了幾十年後中國的人口紅利和持續性經濟發展，如果僅讓企業和女性承擔成本，這不公平，也不符合邏輯。
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黃細花就提出建議：國家財政應承擔延長產假的成本，消除就業市場中的性別歧視。
全國人大代表蔣勝男則建議，將產假分為強制性產假和彈性產假兩部分，主要是考慮社保基金的承受能力、不同企事業單位的工作性質及實力差異、職業女性個體對生育的不同訴求等方面的因素。
關於政府承擔成本，目前江蘇方面的政策，開了一個好頭：
3月初，江蘇的新政策中，除了「延長產假60天」，還增加了一條「對企業在女職工產假期間支付的社會保險費用，生育二孩的給予50%的補貼，生育三孩的給予80%的補貼」。這表明地方政府已經開始探索如何分擔企業的用工成本。
「催生」是一個系統工程，付出真金白銀才能起到激勵作用
提升生育率並非延長產假一個政策就能帶動的，而是一個涉及財政、醫療、住房、就業、教育、托育等方方面面的系統工程。
綜合各方的分析，小巴總結了以下幾個有助於提高生育率的措施：
第一，增加男性陪產假，讓男性承擔更多的家庭責任。
目前，各地出台的優化生育政策中，基本都設置了男性陪產假7—30天，主要省市基本都是15天。
全國人大代表蔣勝男在不久前的全國「兩會」上提出建議：將男性的帶薪陪產假增加到30—42天，為的是給男性更多的時間照顧產婦和新生兒，避免丈夫缺位。
「作為爸爸要陪著媽媽坐完月子，這時是最需要人的時候。」蔣勝男說，她並不認為生育率低是因為育齡女性的生育意願不強，要反思的是——我們有沒有給育齡男性投入家庭的時間，有沒有給育齡女性足夠的幫助。
在小巴看來，延長男性的陪產假很有必要，不過更關鍵的是讓男性承擔更多家庭責任，拒絕「喪偶式育兒」。
智聯招聘發布的《2021中國女性職場現狀調查報告》顯示，職場女性整體薪酬低於男性12%，但這一差距同比收窄5個百分點，且分化程度連續兩年下降。這意味著女性在職場上付出了幾乎同樣的時間和精力，回家卻要「打第二份工」——家務活，這是女性壓力和家庭矛盾的來源之一。
爸爸們多參與家務事，能緩解家庭衝突，有利於孩子的成長，也能從根本上推進男女平等。
第二，推進0—3歲的普惠性托育服務。
「想生娃，但沒人帶」，是很多女性面臨的現實難題。
冉濤分析了背後的緣由，過去的孩子基本是散養模式，在農村，老人可以批量帶娃，在城市，同一個院裡的老人和鄰居能幫忙照看，這種大家庭模式分攤了小夫妻帶娃的壓力。如今隨著城市化推進，年輕人舉全家之力在大城市買房，背上房貸重擔，孩子得「精養」，教育壓力又重。
「曾經那套大家庭批量帶娃的模式被破壞了，但尚未形成新的帶娃模式，我們既沒有便宜普及的托育機構，眾多小家庭也負擔不起保姆費，最終養娃責任落到了女性身上。」
在已開發國家，公共、普惠的托育服務被驗證能有效提升生育率。我國托育服務短缺，0—3歲嬰幼兒在各類托幼機構的入托率僅為4%，一些已開發國家的比例則達到了50%。這幾年政府提出大力推動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但准入門檻高，存在一些制度障礙，總體進展緩慢。
《中國生育成本報告（2022版）》指出，建議把0—3歲孩子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牽頭興建至少十萬個幼托中心。按照0—3歲有4000萬兒童計算，每個兒童補貼20000元的營運費用，結合50%的入托率目標，每年大概需要4000億左右的財政補貼。
第三，降低二胎、三胎家庭的住房成本。
「高房價是最好的避孕藥」，這句話既是調侃，也是現實。
剛過去的全國「兩會」上，多位代表和委員建言獻策，比如：建議為三孩家庭提供經濟適用房指標；建議對三孩及以上家庭，返還或直接減免其房貸利息的50%；建議對多孩家庭提供購房補貼，通過按揭利息返還或房價打折進行補貼等。
第四，推進教育改革，減少教育內卷。
一出生就怕輸在起跑線，中考過早分流，高考如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教育的重擔是年輕人不敢生育的原因之一。
教育改革非一日之功，但值得把教育制度的改革作為長期改革的目標。
就如人口學者梁建章所說，教育改革太複雜，未來落地的政策很難預測，其提升生育率的效果也非常難以估計，但天花板非常高，預計能提升高達10%—30%的生育率（即每年可以多100萬—300萬的孩子）。
此外，還有推進靈活辦公模式、保障非婚生育等方式，能直接或間接提升生育率。關於這兩點，前不久小巴已寫過文章，點擊下方閱讀。
延伸閱讀
當女性想生孩子但不想結婚 【點擊閱讀】
梁建章稱混合辦公能降房價、助生育，這在中國可行嗎？【點擊閱讀】
總而言之，生育不只是女性的事，人口問題是國家的長期戰略問題。
為了提高生育率，不僅需要政府推出一系列配套的政策，還需要付出真金白銀，給予足夠的激勵，才能有效「催生」。
寫在最後
今天這篇文章理性地分析了女性生育的機會成本，在養娃成本高企的今天，這似乎是一件令女孩們泄氣的事。
不久前，一位女性朋友跟小巴聊天時說：「生娃是阻礙財富積累的重要因素，將生娃比作OKR，如果沒有KR（關鍵成果），那麼O（目標）就沒必要做。」
末了，她問已經為人母的本小巴：你咋想的？
小巴回：純說錢，生娃確實是個負資產。孩子也確實製造了那麼多一地雞毛的時刻，但她總讓我感覺人生美好而充滿力量。
參考資料：
1. 梁建章、任澤平、黃文政、何亞福《中國生育成本報告（2022版）》，育媧人口研究
2. 王格瑋、趙耀輝《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北大國發院
3. Adda J, Dustmann C, Stevens K. The career costs of children[J]. forthcom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4. 劉倩、趙耀輝、張曉波《性別經濟學視角下的生育政策建言》，性別經濟學
5. 香帥無花《困境與突圍：財富報告之女性專題》，香帥的金融江湖
本篇作者 | 李夢清| 當值編輯 | 麻醬
責任編輯 | 何夢飛| 主編 |鄭媛眉 |圖源|VCG
拆解月子中心、養老地產等100+熱門行業趨勢
和曉報告一起解讀數據報告中的機會
文章來源: https://twgreatdaily.com/zh-tw/6a674a0e00928d8993db4b37c5276be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