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槍桿子裡出政權」是毛澤東說的，卻不知來自陶鑄胞兄

陶自強自少就是神童 ，學習、寫文章均比乃弟要強。在革命的起點上，也絕不比弟弟陶鑄弱。

三灣改編，陳皓成為井岡山紅軍的軍事負責人。陶鑄是該團的團支部書記，況且倆人的關係可謂是生死莫逆。

在井岡山上，陶自強與腳有傷的毛委員住在一起九天，幫毛澤東治療腿傷、探討革命真理，並初步提出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論斷。

這個時候，毛澤東對陶自強的學識是贊傷的，對其給自己治傷是感激的，對其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理論是認可的。

如果照這樣發展下去，也許，他和毛澤東會成為好的朋友兼戰友，未來也許情況很不一樣。

然而，陳皓在關鍵時刻選擇道路時憂鬱了，他認為紅軍上井岡山是占山為王的土匪行徑，作為黃埔一期出來的陳皓，有著自己的驕傲。

這種想法也在黃埔系出來的軍官中蔓延。攻取茶陵後，陳皓享樂主義思想抬頭，被毛委員批評後想拉隊伍投靠親共的國軍上將方鼎英。

在關鍵時刻，毛澤東力挽狂瀾，將陳皓等人抓捕審判甚至處死。作為陳皓的老鄉兼知己好友，陶自強儘管沒有參與到陳皓的行動中，但毛澤東要他一個答覆。

在好友的生死和毛委員的答覆之間，陶自強很為難，他既不敢為陳皓說話，也不敢直面毛委員。

最後，在陳皓被殺的前夕，他偷偷的離開了革命隊伍，回到了生他養他的家鄉祁陽--一個山清水秀、有著悠久歷史、名人輩出的地方。

此後，雖然，他在弟弟陶鑄的鼓勵下，繼續參加革命活動，然後，其軟弱的性格註定他難以成為一個堅強的共產黨員。

在福建從事革命活動中，他和弟弟先後被敵人抓捕，關進了監獄。

陶鑄在監獄裡與敵人鬥智斗勇，最終戰勝了困難，抗日戰爭開始後被救出了監獄，重新回到來革命隊伍，而且成為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人。

而陶自強卻經受不了國民黨的殘酷折磨，最終宣布脫離共產黨，成為國民黨的一員。

作為一個有才華的青年，無論走到哪裡都會被人重用，在國民黨中，他先後參加抗日戰爭，擔任過國民黨的縣長。

儘管他很有才華，也是一個好的地方官，但他不通時務，不願意巴結逢迎上級。

說白了，他就是一個純粹的知識分子，雖有才能、有抱負，想有作為，但在關係網盛行、官場黑暗腐敗的國民黨政權中，還是很不討人喜歡。

在抗日戰爭進入尾聲的時候，他因忤逆上司而被罷免了職務，再一次回到了家鄉祁陽石洞源。

到祁陽後，作為黃埔軍校出來的高材生，他和其他黃埔同仁一起，參加了家鄉人民組織的抗日活動。

1948年，在國民黨大勢已去的情況下，他受到老鄉蔣伏生中將的邀請，去台灣擔任了少將參議的閒職。

從報紙上看到自己的弟弟已經成為共產黨的地方大員，他又動了心思，不顧蔣伏生的勸阻，毅然從台灣回到了家鄉。

此時，解放戰爭已接近尾聲，國民黨失敗已成定局。陶自強回到祁陽後，積極參加倒蔣運動的游擊隊伍，親自擔任政委，在將國民黨的殘餘軍隊趕出祁陽的戰爭中起了一定作用。

解放後，陶自強自知過去歷史不光彩，因此，他選擇去了學校，成為祁陽一中首任校長。後來陶鑄回祁省親時，聽從陶鑄的建議，辭去了校長職務。

此後，他一直在教育戰線上默默貢獻自己的力量，直至文化大革命。也許沒有文化大革命運動，陶自強的人生還算是比較完美，儘管走過彎路，做出了錯誤的選擇，但最終還是從事了自己最擅長的職業。

文化大革命運動伊始，在舉世皆敵人的情況下，有人把主意打到了陶鑄頭上。為了搞倒陶鑄，北京紅衛兵來到祁陽，他們找到陶自強，把他作為對付陶鑄的突破口。

面對骨肉相連的親情，面對生死考驗的折磨，陶自強再一次妥協了，他違心的交代了陶鑄在福建監獄的所謂「罪行」，從而將自己親弟弟推向了死亡的邊緣。

陶自強交待了陶鑄「罪行」後，剛剛擔任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不到四個月的陶鑄被打倒了，不久後含冤去世。

後來陶鑄被平反，陶自強想求得祁陽人，特別是曾志及陶斯亮的原諒，但是事已發生，還有多少人願意諒解他呢？

甚至在陶鑄同志的平反大會上 ，也沒有一個人願意讓他進入。最後，他在孤獨、悔恨中離開了人世。

其實，陶自強這一生，並不是大奸大惡之人。對家人，事母至孝;對朋友，盡力維護(如文革初期對國民黨抗日將領廖齡奇遺孀及母親的救助)。從為人來說，還算是不錯的。

但在政治上，在感情上，他還是一個不成熟的知識分子，有著資產階級的軟弱和妥協。

在革命立場上，搖擺不定，生性軟弱;在政治方向上，不知道取捨，多次走錯道路;在面對死亡上，不敢直面，一味逃避，甚至貪生怕死，違心出賣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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