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詹尼·比奧迪略（Gianni Biondillo）出版了一部小說《我們不是什麼》（What We Are Not），講述了生活在法西斯主義時期的一代建築師。
詹尼·比奧迪略（Gianni Biondillo）
本書篇幅將近500頁，包含至少30個角色，歷史背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到法西斯主義的垮台，作者用一群建築師的經歷講述幾十年的義大利歷史，他們夢想著通過建築實現現代化和改善國家，甚至可能改變世界。
他們來自義大利各地，最後聚集在米蘭，這裡曾是1905年世界博覽會的舉辦地，也是未來主義的發源地，這座充滿活力和現代的城市，眺望倫敦、巴黎、柏林，毫不掩飾對中央集權主義羅馬政治的傲慢蔑視。
《我們不是什麼》講述了他們的冒險經歷，作者選取了小說這樣的形式無疑是非常需要勇氣的，因為大多數的情節都是基於歷史事實，因此讀者在每一頁都可以看到大量細緻的註解，對此比奧迪略表示：「多年的研究、堆積如山的書籍、查閱的公共和私人圖書館、篩選的檔案、破譯的前線信件...可以說我幾乎沒有捏造任何東西，一切都被嚴格地近乎狂熱地記錄下來，包括主角的私生活、他們的脾氣、怪癖和恐懼有關的部分。」
「
在這部小說中，我不是在談論建築，我用建築來講述這個國家的故事。
」
為什麼這本書並不是一部備受矚目的學術著作呢？比奧迪略的回答很明確，雖然他畢業於建築學專業，現在主要在文學領域工作——
「因為這只是我們在這個領域會相互傳閱的另一篇文章，這個故事的複雜性不為人所知，甚至包括學者。如果我談到知識分子與權力之間的關係，提到蒙塔萊、卡爾維諾、維托里尼等名字，每個人都會立即明白我在說什麼。但是說到建築師，人們一無所知，幾乎沒有人知道特拉尼，他們認為特拉尼和皮亞琴蒂尼是法西斯建築師，事實並非如此，而且特拉尼非常討厭皮亞琴蒂尼。「
一頁又一頁，讓人想起曼佐尼亞傳統歷史小說，《我們不是什麼》讓讀者沉浸在一場人類的智力冒險中：一群年輕的建築師，他們以理性主義的名義， 將米蘭和科莫轉變為歐洲前衛藝術最先進的現代性實驗室之一，但這本書的其中一章卻使用非常強烈的指責作結尾：「洗白法西斯主義？他們被法西斯主義利用了嗎？他們被它迷住了嗎？最初是的，他們甚至將這個政權的宏偉項目視為現代性的標誌。那他們也是幫凶嗎？」
「小說中的人物蒙塔萊自己寫道，他們這一代人是'天生的法西斯主義者'，墨索里尼上台時，特拉尼18歲，他們還是孩子。他們在藝術上也許很先進，但不管是在學術上還是政治上，他們都是初學者。他們缺乏政治文化，不知道其他思考社會的方式，除了虛幻的強人指揮的想法，他們是一群夢想家。歷史讓他們失望和幻滅：隨著時間的流逝，講述他們對政權的支持如何變得越來越脆弱，種族歧視的悲劇、俄羅斯的失敗、1943年9月8日的災難以及集中營的恐怖。」
小說的第二部分，從戰爭年代到戰爭結束，確實是最具戲劇性和最痛苦的，因為它所敘述的悲劇、施暴者的不人道以及許多主人公在歷史舞台上被迫做出的悲慘選擇。但即使在這個部分仍然保持著群像小說的步調，沒有一個主角在其他人中脫穎而出，作者的技巧在於編排敘事，賦予每個角色自己的身份特徵和意義。
「如果有人問我，在眾多建築師角色中，我最喜歡的人是誰，我很難選擇。我愛他們，就像父親愛他的孩子一樣，或者說就像一個後代愛他的祖先一樣，每個人都教會了我一些東西，他們有缺陷和矛盾，但他們也有才華、遠見和正義感。另外我特別喜歡女性角色，她們總是被排除在這種類型的敘事之外。瑪麗亞·阿爾比尼（Maria Albini）也許是那些黑暗歲月中最不安分和最深刻的知識分子，瑪麗亞·博托尼（Maria Bottoni）在集中營中為她的反法西斯選擇付出了極端的代價。可惜人們對這兩位不可思議的女人卻一無所知。「
這就是文學的目的：彌補歷史的遺漏，恢復混亂的秩序，繪製我們文化和情感領土的地圖。那麼在寫了這麼多小說和故事之後，比奧迪略覺得自己更像一個建築師還是一個作家？他的回答讓人意外：
「我認為建築師就像一個正在戒酒的酒鬼，即使很多年沒有喝酒，但仍然是一個酒鬼。這是一種無法擺脫的疾病，我沒有加入任何一個工作室，至今差不多已經三十年了，但我偶爾會和建築師朋友一起參加一些競賽，為了保持我的參與感。此外，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教育背景：有律師作家、教師、法官、生物化學家、哲學家。在每個人的書中，你可以看到他們的文化背景，我認為建築和文學之間有很深的相似性，比如普魯斯特不是在寫小說，而是在建造一座文字大教堂。如果必須為我的工作找到一個定義，我會說我是「領土的敘述者」。簡而言之：我在假裝做城市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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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排版：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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