詐騙罪是一種常見犯罪，信息時代，騙子的手段也在不斷更新，電信網絡詐騙的案例便數不勝數。不過，《刑法》中除了詐騙罪之外，第192條至200條還規定了8種特殊詐騙罪，如信用卡詐騙罪、集資詐騙罪、保險詐騙罪等，此外，刑法第224條規定合同詐騙罪，同為詐騙，彼此之間有何區別呢？
合同詐騙罪，單獨拎出來與詐騙罪比較，似乎就是多了2個字的區別，粗糙理解，如果詐騙過程中涉及了合同，就以前罪論處了，這種理解顯然不科學。
按照《刑法》的規定，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實施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等欺騙手段，騙取對方當事人的財物，數額較大，從而構成的犯罪。
合同詐騙罪的詐騙行為表現為下列五種形式：
（一）以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的；
（二）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的；
（三）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簽訂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後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
司法實踐中曾有這樣一個案例，被告人一審判決犯合同詐騙罪，二審改判詐騙罪，這個詐騙案例里，自然會出現「合同」的身影，那為何一審與二審的判決定罪不同呢？
案例分享（當事人為化名）：
王某自詡當代張儀，有三寸不爛之舌，雖然無法以舌取國，但能以舌取財。某日，王某遇見趙四和趙六，他謊稱自己是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計劃司「司長」，虛構了一個不存在的項目，稱可以發包給趙四和趙六，不需要招標、投標，王某的演技十分精湛，騙得趙四趙六深信不疑。
後來，趙四又將某集團公司項目負責人楊某介紹給王某，王某偽造了虛假的工程批文，抓來自己的朋友張某當群眾演員，讓其飾演一位處長，安排了張某和楊某、趙四、趙六見面，張某配合得當，起到了極好的輔助作用，讓楊某等3人對王某更多了信任，時機成熟，王某開始收錢。
承攬項目需要活動經費，王某借著這個由頭，一年之內先後騙了楊某70萬，趙四20萬，趙六11萬，撒了一個謊就要靠更多的謊去把事情包圓，王某不可能只收錢不給楊某等3人看到任何結果，於是收完這些錢之後，便假稱自己受張某所託，與楊某所在公司的經理簽了份合同。
這份合同便是「某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上面煞有其事地的寫著總造價已近6000萬，王某還簽了字，但假的就是假的，永遠也成不了真，很快楊某等人就發現被人騙了個團團轉，警方接到報案後將王某抓獲。
此時，王某已經將贓款花得差不多了，只剩下4萬塊，他也沒想到自己落網這麼快，一審法院認為，被告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以虛構的單位和工程與他人簽訂合同騙取他人錢財，數額特別巨大構成合同詐騙罪，依法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根據《刑法》的規定，犯合同詐騙罪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這個量刑結果倒是和後來王某被判詐騙罪沒有什麼區別，二審王某被法院認為犯詐騙罪，還是判無期徒刑，但適用罪名變了，這是為何？
相關延伸：
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侵犯的客體不同，前者只侵犯了公私財產的所有權，是單一客體，後者的客體，是複雜客體，除公私財物所有權，還有國家對經濟合同的管理秩序，所以合同詐騙屬於社會市場經濟秩序犯罪；另外，二者犯罪主體不同，後者的主體可以是單位，也可以是自然人，前者的犯罪主體只能是自然人。
其三，二者客觀方面的表現，犯罪手段不同，詐騙罪在手段與方式上沒限制，合同詐騙罪只限於利用簽訂、履行合同的方式和手段進行詐騙，王某的案子，中間牽涉到了一個合同，合同是假的，因為王某的身份和所謂工程也全都是假的，實際上他的詐騙行為發生在虛假合同簽訂前；
合同詐騙罪表現為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符合本罪的詐騙行為必須發生在合同的簽訂、履行過程中，而不是前或者後，這一過程，本質上就是行為人實施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過程，王某的詐騙行為不符合，那份虛假合同拿出來前，他就已經完成了詐騙行為（虛構身份偽造工程批文，借著項目經費要錢都是簽訂合同之前實施的）。
因此王某實施的詐騙並不符合合同詐騙罪，符合詐騙罪的特徵，應以詐騙罪定罪處罰，合同對他而言不是手段，是詐騙完成後甩給被害人的掩飾外衣，他利用該手段掩蓋了詐騙行為。
錢到手了，他的詐騙目的徹底實現了，簽不簽這個合同其實已經影響不了他目的的完成，並非簽訂、履行合同的附隨結果，二審法院改判王某詐騙罪才是符合犯罪事實的，儘管詐騙罪也好、合同詐騙罪也好，王某要面臨的懲罰都是無期徒刑。
特殊詐騙罪，與詐騙罪在對象、手段、數額方面的要求不同，如按照相關司法解釋，普通詐騙立案追訴標準3000元至1萬元，合同詐騙罪，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在二萬元以上的，應予立案追訴，二者的不同形成特別法條與普通法條的法條競合關係，應當遵循特別法優於一般法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