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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餘慶先生認為，只有東晉才是典型的門閥政治時期，這時，政治模式表現為士族與皇權共治。「王與馬，共天下」是其典型表現，也是東晉王朝南方立足的基礎。那麼這個格局是如何形成的呢？永嘉南渡，晉政權的南移，又與這種格局有著什麼樣的聯繫呢？東晉王朝的建立，也許正是源於該格局下的一次無意之舉。
一、王與馬共天下的雛形
東海王司馬越是整個八王之亂的收尾者與最大贏家，他是八王之亂的最後一位參與者。司馬越是高密王司馬泰的次子，他的受封是很晚的事，一直到八王之亂伊始，才因誅殺楊駿有功而被封為東海王。之後諸王的爭奪中，他也默默無聞，沒有捲入到權力鬥爭的核心。一直到八王之亂後期，成都王、河間王與中央的長沙王對峙之時。司馬越才真正登場，他一錘定音，選擇幫助前者，改變了諸王勢力的格局。他也成功躋身權力中心，被加官尚書令。
（八王之亂勢力圖）
這時，有實力能夠決定時局的只剩下成都王、河間王與東海王。成都王勢力最大，且被封為了皇太弟，於是日漸跋扈。在晉惠帝的受命下，司馬越北征成都王所在的鄴城，卻在盪陰被石超所擊敗，逃回自己的封地。
《全面戰爭·三國》八王之亂海報
司馬越以徐州為大後方，養精蓄銳，逐漸積蓄自己的實力。他卻有著自己的缺陷，他並非是皇室近屬，其父司馬泰是司馬懿的兄弟，所以司馬越只是皇室的旁支。這導致了司馬越的號召力有限，只能通過籠絡關東士族增強自己的話語權。關東地區世家大族較為集中，社會基礎強大，他們的態度，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司馬越的命運。在這種情況下，司馬越和王衍達成了某種政治同盟。
（王衍名士形象）
王衍是關東士族的領袖，年少時，晉武帝問王戎：「夷甫（王衍的字）當世誰比？」王戎答道：「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之。」可見王衍的聲望。同當時的名士一樣，王衍也以清談玄學而聞名，「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為事。」當時的人給他稱號「口中雌黃」。王衍以名士標榜，卻處處關心政治，也一直處於政治高位，在政界也處處左右逢源，擁有一大批政治資源。司馬越也正是看重了這一點，且王衍郡望同東海國臨近，雙方於很多場合都有交集。
於是，王與馬之間形成了一種各有圖謀的政治結合。司馬越藉助王衍的士林領袖地位，幫助他網羅名士，提供支持；而王衍則藉助司馬越的權勢和皇族身份，為王家提供官位權勢。這就是「王與馬，共天下」的雛形。
二、王與馬格局的擴大
司馬越戰勝河間王、成都王以後，同王衍一起，成為了西晉朝局的實際掌控者。史書上描寫他：「越專擅威權，圖為霸業」，但當時的實際情況卻不容樂觀。經歷八王之亂後，中原地區經濟凋敝，一片混亂。少數民族將領石勒與劉淵也是常常威脅洛陽，搞得人心惶惶，遷都呼聲強烈，王衍不得不賣掉牛車安撫民心。
當時全國政治形勢是：「公私罄乏，所在寇亂，州郡攜貳，上下崩離，禍結釁深」。司馬越與王衍，出於多方的考慮，為自己的大本營徐州，物色了一位管理者，開創了另一對「王與馬」的政治關係。司馬越物色的不是別人，正是後來東晉的創始者，當時的琅琊王司馬睿。為什麼司馬越會選中司馬睿，這裡面有幾層原因。
（司馬睿像）
首先，兩人有著一定的歷史關係，在司馬越征討成都王司馬穎時，司馬睿就在司馬越軍中。司馬越遭遇盪陰之敗後，司馬睿雖然被俘，但仍潛逃回洛陽投靠司馬越。可見司馬睿一直支持司馬越陣營，可以看作皇室中司馬越的心腹。其次，司馬睿封地琅琊國，與東海國臨近。更重要的是，王衍王氏的郡望就在琅琊境內，司馬睿同王衍族弟王導的關係更是非同一般。司馬睿在當時勢力薄弱，還只是一個「恭儉退讓」的小藩王，其策略謀劃都由王導完成，「帝之在洛陽，導每勸令之國」。這對於地方上「王與馬」的政治平衡，拓展「王與馬」為基礎的政治格局更是具有先天條件。
（王導劇照）
有了這兩層優勢，司馬睿在眾藩王中脫穎而出，被司馬越委以重任，被加官輔國將軍，安東將軍等職，並於司馬越西進後鎮守徐州。王導也繼續擔任其政治核心，被封為安東司馬，並且「軍某秘策，知無不為。」這樣，在中央洛陽和地方徐州，雙雙形成了「王與馬」的政治格局。不同的是，洛陽是以司馬越為核心，而徐州則以王導為中心。
三、狡兔三窟，南渡江東
司馬越與王衍，並無心真正經營洛陽，當時元帝仍在，中央對其不滿反抗也在增加。王與馬的真正意圖，是以齊楚徐州之地為基礎，達成自己的霸業。
王衍考慮更為周到，為司馬越提出戰略：「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並謀劃了狡兔三窟，作為自己的勢力基礎。王衍將其弟王澄安排到荊州，其族弟王敦安排到青州，自己留守洛陽，認為這足以成為三窟。當時的人很鄙夷這種做法，但從後面歷史來看，王衍這一步棋也有著一定前瞻性。
永嘉元年，王導司馬睿南渡江東，開創了東晉王朝的基礎，但這或許並非是司馬越的本意。從王衍的話中，可以看出，他的三窟並沒有包括王導與司馬睿，也沒有想到成於江東，司馬越更是沒有南渡的意圖。那麼司馬睿南渡到底有何目的？
（匈奴軍隊）
司馬越和王衍其實早有東歸徐州之意，將士們也歸鄉心切。所以，司馬越誅殺王延後，洛陽人心浮動之時，其以征討石勒為藉口帶兵東歸。既然司馬越要東歸，司馬睿則必須為其讓開位置，所以其南渡離開徐州也是必然。史書記載：「元帝鎮建業，裴妃之意也。」這個裴妃，乃是司馬越的王妃裴氏。又有「永嘉初，用王導計，始鎮建業」。可見，司馬睿南渡是多方謀劃的結果，其幕後主使就是司馬越與琅琊王氏。
從軍事政治上，南渡增加了司馬越的勢力範圍，但並沒有將其看作霸業的基礎。王導與司馬睿的南渡，更直接的目的其實是為了利用江東財富，以支持中原堅守的司馬越。江東地區在八王之亂中遭受破壞較小，相對來說較為富庶，對於司馬越是一個現成的金庫。司馬睿與王導在徐州之時本就有漕運任務，南渡時順泗水、山陽瀆、過長江，更是繼續打通江南和中原的運河線。如此一來，王導與司馬睿的政治組合就在江東立足。而在中原的司馬越，這時卻發生了意外。
四、中原傾覆，東晉建立
司馬睿南渡後四年的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司馬越在征討石勒過程中病逝。王衍帶兵逃跑途中正撞上石勒大軍，被俘虜殺掉。建興四年（316年），長安失守，晉愍帝被劉聰殺害，西晉就此滅亡。同年，司馬睿在建業稱帝，東晉王朝開始。
司馬越與王衍並無南渡之意，無意之間給了王導和司馬睿獨立發展的空間。兩人在江東發展自己的勢力，並拉攏當地的世家大族，「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在王導的積極努力下，江東士族接納了南來了晉室。對於永嘉南渡的中原士族，王導也極力拉攏，「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在王導策略中，江東一定是成大事的地方，能得到中原士族無疑爭取了一份話語權。就這樣，在王導為主的士族苦心經營下，江東成為了晉室最為穩固的地區。
（東晉地圖）
司馬越病死突然，王衍又不幸被俘，他們甚至沒有機會利用他們另外的兩窟就身首異處。八王之亂，晉宗室所剩無幾，擁有王導為首士族支持的司馬睿成了僅存的合法繼承人，被士族推上皇位。以「王與馬，共天下」為典型的士族與皇帝共治的門閥政治，在江東延續了103年。
文史君說：
東晉「王與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看似是因為司馬越的偶然謀劃，但其實是歷史的必然。漢代興起的地方豪族發展到魏晉時期到達了勢力的頂峰。以宗族體制為表現的士族，在政權穩定時與皇權會達成某種平衡。而中央政權不穩定之時，他們趁機發揮自己社會力量，使得政治天平偏向他們，這也就是東晉時期產生門閥士族和皇權共治的原因。
放眼更宏觀的角度，西晉政治的動盪是漢魏政治弊病的結果，門閥士族興起是發展大勢所趨。伴隨而來的是種種病態的表現，中國歷史又開啟了一個大動盪和變革的時期。南北分治成為了不同政治模式的試驗場，南方士族在自己的缺陷之中衰落，北方民族融合為新的體制注入了血液。就在這樣的動亂變革中，中華文明才能自我更新，迎來了一次新的發展飛躍。
參考文獻：
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2年版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三聯書社 2015年版
房玄齡等：《晉書》，中華書局 2015年版
（作者：浩然文史·河南師大春秋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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