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悖論
不變法，敗局；變法，同樣敗局
文： 趙冬梅 編： 先知書店
王安石變法是北宋歷史上的第二次大的改革浪潮。西方有人會稱呼它為「大變法」。
在我們過去的教科書和一些著作里，通常會說：王安石變法就等於改革，就等於是進步的、正確的，反對王安石變法就等於是一個很糟糕的、不好的事情；而王安石變法就是在以司馬光為代表的頑固保守勢力的阻撓之下最終失敗了。
我們讀歷史一定要區分判斷和事實。說「王安石變法失敗了」，其實是一個判斷，這個判斷究竟是否符合事實呢？我們要看它用的標準。說「王安石變法失敗了」，用的主要的標準是說，王安石後來下台了。那麼，王安石下台是否意味著王安石變法失敗呢？
▌王安石退休，但王安石的政策仍在延續
在王安石下台之後，神宗繼續推行著王安石所開創的各項理財措施；所以，在這個意義上，王安石變法絕對沒有失敗，相反，他是非常之成功的。
任何一個老師都想要得到一個好學生，而神宗毫無疑問是王安石最好的學生——他在老師退休之後，應當說是義無反顧地、堅定地推行著王安石的路線。
所以，雖然王安石退休，但是王安石的政策在延續；在這個意義上講，王安石變法沒有失敗。
王安石
判斷王安石變法其實還可以有另外一個標準，就是我們看王安石變法它究竟想要什麼、變法的目標是什麼。
王安石變法想要什麼？要富國，要強兵；富國就是理財，用理財來富國，用富國來支持強兵。王安石變法中，兵和開疆拓土的部分主要是神宗在主持，那麼理財是王安石變法最核心的內容。
理財究竟失敗了嗎？顯然沒有，理財的成績是卓著的。我們可以看一下，熙寧六年，王安石還在台上，他提到「兩浙自去歲及今歲各半年間，所增鹽課四十萬，今又增及二十五萬緡」。
就是說，光兩浙的鹽稅的增額，增幅都是非常之可觀的。我們再看另外一個例子，「在京倉場」收到的剩糧和草的數量，就是「收出剩糧」，六年之間積攢下來的多餘的糧有三十四萬石、草有二百五十九萬束。
其他還有更多的數字，我們不一一列舉。單就理財而言，到神宗過世的時候，宋朝的國庫有很大一部分是封樁起來，就是王安石變法以來聚的財。封樁是什麼意思？封樁其實就是保管在特殊的用途。
神宗朝經歷那麼多折騰，國庫還有相當大量的財富，所以不能說理財改革失敗了。如果我們從更長遠的角度來講，儘管在神宗死了之後有九年的時間，神宗的母親高太皇太后主政，司馬光上台，推翻了王安石所建立的一些新法，但是那段時間很短。
那九年之後，一直到北宋亡國，朝廷所用的還是王安石的理財措施；而且，王安石的很多理財措施，包括增加的稅收部分，一直到南宋都還在延續。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講，王安石變法絕對沒有失敗。說「王安石變法失敗」，這本身就是一個錯誤的判斷。
王安石變法，理財是成功的，沒有失敗。如果我們用今天的說法來解答的話，王安石變法就是政府加大了對經濟的干預力度，使帝制時期的朝廷國家，政府對於經濟的干預力度達到了一個空前的地步。
那麼，是否對於經濟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我個人覺得沒有。儘管有時候可能在一定範圍之內有物價的明顯上漲，還有流通的不暢，但是總體上講，不能說王安石變法就破壞了宋朝經濟——沒有達到那樣一個地步。
宋神宗
▌王安石變法最大影響，不在經濟而在政治
王安石變法最大的影響不是在經濟層面，而是在政治層面，造成了北宋政治的轉向。
在欽宗朝，曾經有人總結北宋法度的三變。提到「祖宗法」，也就是神宗變法之前的那個法度，說「祖宗法惠民」，就是說，北宋前期的制度、前期的國家，政策傾向是對老百姓有好處的。
提到「熙豐法」，也就是熙寧、元豐時期，王安石、神宗的這個法度，說這個政策措施「惠國」，是對國家、對政府有好處的——它是一個傾向於增加政府財政收入的法度。
接下來還有一個「崇觀法」，崇觀是指徽宗的兩個年號崇寧和大觀，說「崇觀法惠奸」。崇觀法對誰有好處呢？徽宗時期的法度對奸臣有好處——當然奸臣是服務於皇帝的奢侈享樂的。
在王安石和神宗的時代，王安石開創了一種鼓勵高效推行聖意、迎合聖意的這樣一種政治風氣。同時建設了一支不鼓勵獨立思考的、非常善於執行的、高度工具化的官僚隊伍。
這支官僚隊伍基本上是放棄思考的；他們能幹，但是沒什麼大的格局，不再考慮大的問題。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在神宗、王安石的時候還開始排斥異己，讓那些持不同意見的人離開朝廷、離開權力，讓他們靠邊站。
等到神宗的兩個兒子哲宗和徽宗的時代，他們基本上沿用了神宗時期的政策方向，以及施政的方法——就是「國是定於一」、排斥異己的這樣一種「國是」的施政模式——而且是越走越遠。
我們在前面說，神宗朝的時候，異己僅僅是被排斥出去，但是並未出現對他們的政治迫害。可是到了哲宗朝，就出現了政治迫害。到了徽宗朝，我們看到的是政治黑名單。
而且，王安石把皇權從籠子裡放出來——用「三不足」，把祖宗、天、人言這些原本加在皇帝身上的約束一一拿去。當然神宗沒有太濫用這個權力，神宗用這個權力來幹什麼？
用來開疆拓土，做的畢竟還算是像樣的皇帝做的事情。可是，我們看，到了徽宗朝，做的事情——「花石綱」也出來了，「艮岳」也出來了，豐亨豫大，種種滿足皇帝個人私慾、滿足宰相私慾的東西都出來了。這個政治不斷地走向腐敗。
宋神宗與王安石
▌變法成功了，國家卻失敗了
政治最大的腐敗是什麼？就是當官僚集團走向了惡性分裂，這才是一個更大的腐敗。惡性分裂，就是出現了剛才我們說的政治黑名單，還有出現了政治迫害；官僚集團裂解成了小集團，小集團的利益超越了國家利益。
到最後，那些真正在位的人都不再關心朝廷國家的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而且，那樣一個官僚高度工具化的政府、習慣了說謊的政府，其實是看不到真實的情況、沒有辦法應對真正的打擊的。
當然，在徽宗朝，我們看到的還是形勢一片大好，因為社會經濟其實有它自身的發展規律；如果你看開封，你會覺得滅亡之前的開封是花團錦簇的、好像是很繁榮的。
可是，那個國家機器內里已經徹底地腐敗掉了，它已經喪失了應對內外打擊的能力。因此，當東北的女真人崛起，這個更強大的新的力量對宋朝展開攻擊的時候，北宋政府是沒有能力調整的。
北宋就是這樣滅亡的。它裡邊先爛了，已經是一個「朽畫船」——這是司馬光的一個比喻。這個朽畫船是經不得任何一點風浪的，可是它遭遇到的卻是那樣一個強大的敵人，所以滅亡是它的應有之義。
與趙冬梅老師一起回看歷史，就會發現一個驚人的事實——不變法、敗局，變法同樣是敗局。當與「王安石悖論」相似的現象貫穿了兩千年的中國政治文化時，中國傳統政治的悲劇命運也就徹底不可避免：
當他們一身正氣，力圖變法圖強，卻往往上不能實現政治理想，下不能維護自己的名譽。隨著知識分子形象的坍塌，這個帝國也失去了最後的糾錯能力，一步步走向危亡的深淵，一切似乎都不可避免……這不僅是那個時代文人政治家的悲哀，更是值得整個民族深思的悲劇。
用洞見拆解歷史，用歷史故事表達歷史智識，正是趙冬梅論史的特點，她的著作《大宋之變》所揭示的中國歷史敘事中深藏的種種權力秘密，又何止一個「經濟政治悖論」。
優秀的作品，絕不會出自平庸者之手。趙冬梅老師是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史丹福大學客座副教授，中國宋史研究會理事，堪稱宋代歷史研究領域的權威。
而作為「百家講壇」上成功的學者之一，聽眾口中「兼具優雅與知性的最美主講人。」在新媒體碾壓傳統渠道的今天，她的講座依然場場爆滿。
北大歷史系主任張帆教授說：「論當代歷史學者，功底紮實而又貼近公眾的，趙冬梅老師當之無愧。歷史在趙老師的聲音中復活。」
為此，先知書店誠摯推薦包括《大宋之變》在內的「趙冬梅作品集」簽名版。 除了專業性和權威性之外，趙冬梅老師還有一種化腐朽為神奇的文字魔力，讓她的書深刻又好讀。 識別下圖二維碼，即可一鍵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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