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晚期非小細胞肺癌 (aNSCLC) 靶向治療的應用越發廣泛，意味著快速準確的基因分型是治療決策的基礎。儘管基因測序具有預測藥物敏感性的重要性，但現實世界的研究表明仍有一大部分非小細胞肺癌患者沒有進行基因分型 。在美國的一項真實世界研究報告稱，僅有18% 的非小細胞肺癌患者提供組織樣本進行NCCN指南推薦的生物標誌物檢測。在歐洲也觀察到了類似的結果。雖然組織NGS 是最佳選擇，但影響組織基因檢測的因素包括組織取材、成本及報告周期。目前，在英國（UK），NSCLC的腫瘤基因檢測流程往往很長，可能導致治療延遲，尤其是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循環細胞游離DNA (cfDNA) NGS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克服傳統組織基因分型遇到的挑戰，目前建議cfDNA-NGS 可作為非小細胞肺癌患者組織檢測的補充手段。近期，英國皇家馬斯登醫院發表在《European Journal of Cancer》的這項前瞻性研究描述了 cfDNA-NGS 在真實世界英國患者中的臨床應用情況。
結果發現cfDNA-NGS 在 38% 的新確診晚期非小細胞肺癌患者中檢測到1級基因變異，與單獨的組織相比，1級變異的檢出率提高了 46%（從 85 個增加到 124 個），從而使更多患者能夠接受靶向治療。 cfDNA-NGS 與組織檢測之間的一致性很高，cfDNA-NGS 相對於配對組織檢測的敏感性為75%。此外，cfDNA-NGS 檢測周期比常規組織檢測更快，20% 的患者僅根據cfDNA-NGS 結果開始一線系統治療，而無需等待組織分子結果。與首次組織活檢相比，cfDNA-NGS 從抽血採樣到開始一線治療的中位時間更短（16 天vs 35 天；p < 0.0001）。在診斷晚期NSCLC 時同時進行組織和血漿檢測具有明確的臨床益處，但是鑒於臨床實踐的可行性，對於晚期非小細胞肺癌，應常規考慮「血漿優先」——前期首選cfDNA NGS檢測。
2019 年 12 月至 2021 年 10 月期間，共有 375 名患者入組。其中64 名患者由於未進行 cfDNA-NGS、未診斷為肺癌或非新確診的晚期非小細胞肺癌被排除在外（Fig.1）。
總體而言，311 名患者符合資格標準。患者特徵總結在Table1中。
cfDNA-NGS 檢測到的基因變異
總體而言，282 個 (91%) cfDNA樣本的NGS檢測結果有突變信息。311 名患者中有 118 名（38%）在 cfDNA-NGS 上檢測到 ASCO/AMP/CAP 推薦的1級變異（Fig. 2），1 級變異基於歐洲腫瘤內科學會 (ESMO) 發布的分子靶點臨床可操作性量表 (ESCAT) 分級指南定義的。67 (22%) 名攜帶可用藥干預的變異。大多數 ASCO/AMP/CAP 1級變異在非鱗 NSCLC 患者中檢測到（94%），但有7 名 (6%) 鱗癌亞型 NSCLC 患者也發現了 ASCO/AMP/CAP 1級變異。
組織檢測到的基因變異
在納入的 311 名患者中，291 名患者在任意期別都進行了組織分子檢測。48 例復髮根治性非小細胞肺癌患者在早期疾病診斷時進行了組織檢測，而在確定晚期時未進行組織檢測。總體而言，243 名 (78%) 患者在確定晚期非小細胞肺癌時進行了配對組織檢測（Fig.1）。在總體進行的 291 個組織分子檢測中，常規組織檢測項目根據醫院的組織取材診斷而定的，包括當地的多基因 NGS 檢測（n= 179, 62%）、EGFR單基因檢測（n= 105, 36%)、ALK IHC ( n= 222, 76%) 和ROS1 IHC ( n= 179, 62%)。39 名 (13%) 患者進行了額外的非常規組織檢測。在 249 名 (86%) 患者中進行了EGFR、ALK和ROS1基因檢測，在 185 名 (64%) 患者中進行了NCCN 推薦的生物標誌物檢測。在鱗癌 (44/61, 72%) 和非鱗NSCLC (141/230, 61%) 亞型患者中檢測了 NCCN 推薦的生物標誌物。
有243 名患者在確診為晚期非小細胞肺癌時進行組織分子檢測， 常規的組織檢測包括163 名患者（67%）進行的本地多基因 NGS 檢測；243 名患者中有 29 名（12%）進行了額外的非常規組織 NGS 檢測。在配對組織-cfDNA 檢測的患者中， 219 名（90%）患者進行了組織EGFR、ALK和ROS1檢測， 163 名（67%）患者進行了組織NCCN 推薦的生物標誌物檢測。243 名進行配對 cfDNA 組織檢測的患者中，有122 名 (50%) 提供了組織檢測信息。常規組織檢測確定了 80 個1 級變異。通過非常規組織檢測（臨床試驗篩選計劃或自費商業平台）確定了另外 5 個1級變異：所有組織檢測共確定了 85 個（27%）1級變異，其中 55 個（18 %) 是可干預變異。在鱗癌 NSCLC 患者的任何組織檢測中均未檢測到 1級變異。
cfDNA-NGS 與組織分子檢測之間的一致性
在 cfDNA-NGS 時進行了配對組織檢測（包括常規和其他非常規檢測）的 243 名患者中，可評估 cfDNA-NGS 和組織分子檢測之間的一致性（Fig.3）。
任何組織檢測確定攜帶 1 級變異的 85 名患者中，21 名患者 (25%) 僅在組織中發現了 1 級變異， 64 名患者 (75%) 組織與 cfDNA 檢測結果一致，證明了 cfDNA-NGS相對於組織的檢測敏感性為 75%，特異性為75%。僅在組織中檢測到 1 級變異的 21 名患者中，其中15名患者的cfDNA-NGS 檢測到其他基因的變異信息，而6名患者未檢測到任何變異信息。
在 158 名組織結果為陰性的患者中，cfDNA-NGS 檢測到配對組織未檢出的額外39 個1級變異，將1級變異的檢出率提高了 46%，從僅有組織1級變異結果的85 名患者增加到組織和cfDNA-NGS聯合檢出1級變異結果的 124 名患者。僅通過 cfDNA-NGS 檢測到的 39 個額外變異中有 17 個是可干預的。39 名患者僅通過 cfDNA-NGS 檢測到 1 級變異，其中 20 名患者的組織分子檢測範圍未覆蓋這些變異。然而， 39 名患者中有19 名 (49%) 患者的cfDNA-NGS 1級變異位點在組織分子檢測項目中覆蓋，但未檢測出。
檢測周期
cfDNA-NGS 檢測的中位周期為 8 天。組織分子檢測的中位周期為 22 天。cfDNA-NGS 檢測周期明顯短於組織檢測（P < 0.0001）（Fig.4）。
治療
大多數患者（245/311，79%）在 cfDNA-NGS 檢測後接受了一線系統治療。35 名患者（11%）接受了一線靶向治療，17 名（5%）患者在疾病進展後接受了後續的靶向治療。在接受一線系統治療的 245 名患者中，126 名（52%）在獲得組織和 cfDNA 檢測結果後開始系統治療，49 名（20%）僅在獲得cfDNA-NGS 結果後開始系統治療，35 名（14%）僅在獲得組織檢測結果後開始系統治療，35 (14%) 名在沒有任何分子檢測結果的情況下開始系統治療。在僅根據 cfDNA-NGS 結果後開始系統治療的 49 名患者中，12 名（24%）患者有 1 級變異，其中 5 名接受了一線靶向治療。同樣，僅憑組織結果就開始系統治療的 35 名 (26%) 患者中有 9 名攜帶 1 級變異，其中 5 名接受了一線靶向治療。
在接受一線系統治療的 245 名患者中，205 名患者接受了配對 cfDNA 組織檢測。從 cfDNA-NGS 采血到開始一線系統治療的中位時間為 16 天。從組織活檢到開始系統治療的中位時間為 35 天。與組織活檢相比，抽血檢測的治療時間顯著縮短（P < 0.0001）（Fig. 5）。
參考文獻：
Cui W, Milner-Watts C, O'Sullivan H, Lyons H, Minchom A, Bhosle J, Davidson M, Yousaf N, Scott S, Faull I, Kushnir M, Nagy R, O'Brien M, Popat S,Up-front cell-free DNA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improves target identification in UK first line advance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patients.Eur J Cancer 2022 08;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