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時任北洋政府地質調查所地質礦產陳列館館長的約翰·貢納·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對河南澠池縣的仰韶村進行了發掘並定名為仰韶文化。這次發掘意味著中國現代考古的開端。百年來仰韶文化也始終和中國現代考古深度綁定。
安特生也為我們留下了一個被討論了超過半個世紀的命題——中華文明西來說。
安特生，拍攝於1904年。圖源：網絡
作為著名的地質學家，安特生先後擔任過瑞典地質研究所所長和第11屆國際地質學大會秘書長，對尋找鐵礦尤其擅長。
當時無論是戰爭武器還是鐵路建設，對鐵礦需求都很大，北洋政府看中安特生在鐵礦方面的專業知識以及其世界性的聲望，聘請他來中國幫助尋找鐵礦。
發現仰韶
1916年袁世凱去世，北洋政府陷入混亂，鐵礦的勘探工作停滯，安特生開始將精力轉向為瑞典的博物館尋找化石。
1917年春，安特生在火車上偶遇了一位瑞典女傳教士瑪利亞，瑪利亞告訴安特生一些河南當地化石的信息，1918年底，瑪利亞帶安特生在新安縣（今洛陽新安縣）尋各地找化石。
瑪利亞·彼得松
1920年，通過瑪利亞提供的消息，安特生派助手劉長山前往新安縣隔壁的澠池縣進行採集。附近老鄉聽說有人收購石器便蜂擁而至——那年旱災，手裡那些平時幹活撿到的石頭能賣點錢一家人沒準就能活下去。
僅僅三天，劉長山便收集到了600多件石器和一些陶器殘片。他將這些東西帶回北京，這些手工打磨的石器立即引起了安特生的注意——他認為這個黃河邊上的村莊可能有一個未知的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存。
要知道在此之前中國一直被認為沒有石器時代。
這一發現使得安特生十分興奮，於是1921年4月，他第一次來到仰韶村考察。
澠池縣，安特生拍攝。圖源：瑞典東方博物館
安特生帶著人每天觀測、拍照，收集購買石器、陶片等，所得頗豐。這使得他更加確信此處是一個新石器時代遺存。
回到北京後，安特生下定決心要進行發掘，但他並不具備考古知識，接下來的三個月他一邊疏通關係申請許可，一邊學習考古知識。
1921年10-12月，安特生和地質所的年輕同事們以及來自各國的專家們組成了一個多國背景的發掘團隊。在澠池縣仰韶村進行了一個多月的發掘，陸續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和少量的骨器、蚌器等。
發掘現場，其中一人為安特生的助手劉長山。圖源：瑞典東方博物館
回到北京後，安特生馬上組織專家學者們對出土文物進行討論，經過一年的時間，專家組最終一致認同安特生最初的判斷——這是一個新時期時代文化遺存。
安特生將其命名為仰韶文化。這是中國考古史上第一個被命名的文化類型。
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稱這次發掘是「一划時代的科學成果」，「標誌著田野考古在歐亞大陸上最古老的國家之一中國開始了」。
仰韶文化西來說
安特生用地名命名文化類型的做法，開探溝的發掘方式，地層概念的引入，以及類型學比較等。都為中國現代田野考古開了先河。
他提出的仰韶文化西來說，成為了此後半個世紀中國最重要的討論之一。
但我們必須要知道，安特生提出這個假說是十分謹慎的，他根據仰韶出土的彩陶與今天土庫曼的安諾彩陶和烏克蘭，羅馬尼亞的波利特利彩陶相對比，認為中國的彩陶可能從西亞傳過來。
仰韶文化和西亞彩陶的比較
為了求證這個觀點，1923-24年，安特生率隊在甘肅，青海地區進行考古發掘，發現了齊家坪，馬家窯，寺窪灣，沙井等一系列重要遺址。
當時安特生對於地層的理解還比較原始，統一以20厘米為一層，但實際上地層並不會那麼準確平均，舉例如下圖。
地層演示圖，H代表灰坑（垃圾堆），M代表墓葬，純數字代表不同時期的地層
地層由上至下年代分別從近到遠，可見紅框範圍內4,5層有部分重合。按照安特生的劃分方法，在這一層中4號底部的器物就會被統一划分到5號去。這樣年代晚的東西便會被歸入年代早的時期去，產生混淆。
安特生在查看地層，1921年仰韶村。圖源：瑞典東方博物館
這個錯誤很嚴重。它使得安特生忽略了黑陶比紅陶年代更晚的可能性，認為仰韶出土的彩陶和黑陶是同一時期的產物，彩陶來自西亞，黑陶則來自本地。
仰韶村和甘肅馬家窯的彩陶和西亞很像，所以馬家窯和仰韶文化應該是同時期的。
無論器型和彩繪都更加簡陋的齊家文化也應該早於仰韶文化，晚於西亞彩陶文化，這樣就形成了一條彩陶從新疆進入甘肅青海，再沿黃河直下到達河南和仰韶本地的黑陶共存的傳播路線。
黑陶片，仰韶村出土。圖源：瑞典東方博物館
中華文明被西來了。
今天我們當然知道西來說並不成立，但到底是真正被推翻了，還是我們不願意承認自己的文明從西而來？
咱們來講證據。有幾個關鍵點：
第一，龍山文化是否和仰韶文化同時期？
第二，馬家窯文化是否和仰韶文化同時期？
第三，西亞陶器的年代是否比仰韶文化和馬家窯文化早？
第四，齊家文化是否比仰韶文化早？
人頭器蓋，馬家窯文化半山類型，安特生購於甘肅
1928年，著名考古學家吳金鼎發現了龍山文化，確定龍山文化晚於仰韶文化，而且龍山也有著自己的傳承關係，和仰韶村的彩陶也沒有特別直接的繼承關係。
現在我們知道馬家窯和西亞遺址的彩陶高度相似。馬家窯的絕對年代上限大概在5300年左右，無論西亞彩陶的年代不可能相差太遠。無論怎麼算都比仰韶村要晚得多。馬家窯文化後來也被證實屬於仰韶文化晚期分裂後的一種地方類型。
仰韶彩陶 圖源：瑞典東方博物館
1945年，考古界泰斗夏鼐先生在青海一座齊家文化墓葬之中發現了被打碎後放在墓主人之上的仰韶文化碎片。舉個例子，明朝的墓里怎麼可能有清朝的瓷器呢？並且夏鼐指出齊家文化不但比仰韶文化晚，也比馬家窯文化晚。其文化來源也不同，它們並不是繼承關係。
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我國又陸續發現了早於仰韶的秦安大地灣一期遺址（上限8000年前），仰韶早期的寶雞北首嶺遺址和半坡遺址（7000年前），加上仰韶村（6000年前），馬家窯文化（5300年前），龍山文化（5000年前），齊家文化（4000年前）。整個彩陶從無到有再到無的發展脈絡全都在中國國土範圍之內。
四人中左二為安特生1921年在仰韶村。圖源：瑞典東方博物館
超過半個世紀的考古發現，完整的證據鏈。仰韶文化西來說再也站不住腳。
彩陶在發展過程中受到西亞的影響是十分有可能甚至不可避免的，但跨越幾千公里和上千年產生的相似性如果一定非說他們有直接聯繫，顯然站不住腳。
彩陶文化可以是西漸，但不能說西來。什麼叫西來？假設今天谷歌搜索不能用了，很多國家的網際網路就得癱瘓，這就叫西來。我們借鑑了谷歌的模式，但是發展出自己的東西，這叫西漸。
彩陶器蓋，安特生1943年前購於巴黎。瑞典東方博物館
作為西來說體系的構建者，當時幾乎所有的仰韶文化遺址都為安特生所發現。他本可以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想說什麼就是什麼。但安特生的偉大之處在於他並沒有仰仗自己的發現實行文化霸權——在仰韶文化被發現以後的二十年中，他一直在修正自己的觀點：
1924年，安特生提出「中國史前文化新疆起源說」；
1932年，他意識到中國彩陶在質量上高於西方，所以開始對「仰韶文化西來說」產生了懷疑；
1943年，他自己也不再相信西來說，認為仰韶彩陶跟近東無關，但來源不明。
隨著1945年夏鼐先生對齊家文化的發掘，西來說基本被打破。然而真正真正毫無爭議地推翻西來說，起碼要到20世紀80年代。
仰韶村收集的石斧，1921年。瑞典東方博物館
結尾
之所以說1921年對仰韶村的發掘時中國現代考古的開始，是因為這是第一次得到官方批准，用較為科學的方法開展的考古活動。
發掘的費用全部由瑞典承擔，並因此在斯德哥爾摩建立了至今負有盛名的東方博物館，所有出土遺物兩國一國一半。
安特生沒有食言，1926年他離開中國回到瑞典進行整理工作，從1927年到1932年間，一共7次返回來自仰韶的文物。這點他比自己的同胞斯坦因要強得多。
仰韶陶片，上面的S表示留在斯德哥爾摩，YS表示仰韶村。圖源：東方博物館
然而這些被返回中國的文物從1936年安特生在南京最後一次見到它們後從此下落不明。安特生直至去世都未再聽到關於這批文物的消息。
將近70年後的2004年，完成改造的中國地質博物館在清點標本時重新發現了部分標本。
中國地質博物館的前身，正是當年安特生擔任館長的農商部地質調查所陳列館。
安特生作為那個時代對中國相當友好的考古學家，為我們留下了極其珍貴的遺產。但是由於種種原因，今天關於他對仰韶文化的發現，以及他所提出的西來說總是有人不去探究背後的真相上來就扣帽子，越傳越偏，好像他和其他探險者一樣都以考古為名行強盜之事，似乎西來說的提出是他刻意為了貶低中國顯示西方優越感而為之。
安特生樹立了一個標杆，無論你是追趕還是批判他，都要努力往前走，找到更多的證據才能辦到。中國一代代考古人正是在各種各樣的追趕中，走出了自己的路，也走出了我們的文化自信。
如果不是北洋政府內亂，安特生大概也不會成為考古學家。
如果沒有遇到瑪利亞，安特生可能就沒法發現仰韶村。
今天仰韶的陶片經濟價值也不高，但安特生挖出的陶片卻開啟了一個時代。
百年過去，我們也應該還安特生博士一個更加公正的評價。
他被稱為仰韶文化之父，是當之無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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