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伍爾夫丨生活是無比美麗,卻又令人厭惡

2023-01-25   飛地APP

原標題:紀念伍爾夫丨生活是無比美麗,卻又令人厭惡

詩歌掌握在她的祭師們手中,仍然處於脫離群眾的地位。她已經變得有點僵化了,這也許就是她離群索居所付出的代價。……她給予我們的不是可愛的抒情詩,而是狂熱的呼喊;她威風凜凜地把手臂一揮,囑咐我們到過去的歲月中去避難;然而,她沒有與心靈步調一致、並駕齊驅,也沒有微妙地、靈敏地、熱情地投入到它的各種各樣苦難和歡樂中去。

於是,這就促使我們深思:詩歌是否能夠承擔我們現在賦予她的任務?

德麥爾的僧侶之家。在埋葬骨灰的花園裡,伍爾夫(Virginia Woolf, 1882.1.25—1941.3.28)的半身像披著常春藤,寧靜地統治著。(Patti Smith 攝)

狹窄的藝術之橋(節選)[英] 維吉尼亞·伍爾夫瞿世鏡 譯

* 此文於1927年8月14日發表於《紐約先驅論壇報》,後來收入伍爾夫論文集《花崗岩與彩虹》。

大多數評論家對於當前不屑一顧,他們的目光堅定地盯著過去。毫無疑問,他們明智地對於當前人們正在創作的作品不加評論;他們把這項任務留給書評家們,而書評家這個名稱,似乎就暗示著他們本身以及他們所觀察的對象不過是曇花一現的事物而已。然而,你有時不免自問:評論家的任務,是否必須永遠是評價過去的作品?他們的目光是否應該永遠盯著過去?他是否有時也能回過身來,像荒島上的魯濱孫那樣,用手遮在眼睛上方瞻望未來,並且在迷霧之中勾勒出我們有朝一日也許可能達到的那片土地的模糊的輪廓?當然,這些想法是否正確,是永遠無法證明的;但是,處於一個像我們這樣的時代,的確存在著很大的誘惑,要使我們去沉溺於這些思索之中。我們顯然處於這樣一個時代:我們並不是牢牢地固定在我們的立足之處;事物在我們的周圍運動著;我們本身也在運動著。而告訴我們,或者至少猜測一下,我們正在走向何方,這難道不是評論家的職責嗎?

顯然,這種探索必須嚴格地縮小它自己的範圍;但是,在一個不長的篇幅內,也許可以拿一個令人不滿而又糾結難解的實例來加以研究,在我們對此深入考察一番並且解決了這個難題之後,我們也許能更好地推測我們前進的方向。

確實如此,沒有任何人能夠在閱讀了許多現代文學作品之後,不感到有某種令人不滿而又糾結難解的東西,在阻擋著道路。作家們到處都在企圖做到他們所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他們硬要使他們所使用的形式來包涵一種對它來說是陌生的意蘊。可以提出許多原因,但是讓我們在此僅僅選擇其中之一,那就是詩歌已不能像它為我們的祖祖輩輩服務那樣來為我們這一代服務。詩歌現在並不像它過去為他們服務那樣自由地來為我們效勞。這條曾經運載過如許精力和天才的表達思想感情的偉大渠道,它本身現在似乎變得狹窄了,或者已經偏離了原來的方向。

當然,只是在一定的範圍之內,上面那種說法才是正確的;我們的時代是富於抒情詩的;在這方面,也許以往沒有一個時代比我們的時代更為豐富。但是,那種抒發狂喜之情和吐露絕望之感的抒情的呼聲,它是如此集中強烈、如此富於個人色彩、又如此帶有局限性,對於我們這一代和正在到來的下一代來說,已經是不夠的了。人們的心裡充滿著可怕的、混雜的、難以控制的感情。地球的歷史有三十億年之久,人類的生命不過持續短暫的一瞬而已;儘管如此,人類的思維能力卻是無限的;生活是無比美麗,卻又令人厭惡;人的同胞們既值得愛慕,又叫人憎恨;對立著的科學和宗教把夾在它們之間的信仰給毀了;人與人之間互相聯合的所有紐帶似乎都已經斷裂,然而,某種控制必定還是有的——現在作家們正是不得不在這種彷徨懷疑和內心衝突的氣氛中創作,而一首抒情詩的精緻結構,已不適於包涵這樣的見解,正如一片玫瑰花瓣不足以包裹粗糙巨大的岩石。

但是,當我們自問:在過去,是什麼東西被用來表達這樣一種觀念——一種充滿著對比和衝突的觀念;這種觀念似乎要求一個人物和另一個人物互相衝突,同時又需要彼此之間構成一個總體的某種能力,需要某種概念來賦予這個總體以和諧與力量?我們必須回答:過去確實存在過這樣一種文學形式;它並非抒情詩的形式;它是戲劇的形式,是伊莉莎白時代的詩劇。而這一種形式今天似乎已經死亡,完全沒有復活再生的可能。

因為,如果我們觀察一下詩劇的狀況,我們一定深感懷疑,在世界上究竟還有什麼力量可以使它復甦。具有最高度天才和雄心壯志的作家們,過去一直在創作、現在仍舊在創作詩劇。自從屈萊頓逝世之後,似乎每一位大詩人都曾經在這個領域內一試身手。華茲華斯和柯勒律治,雪萊和濟慈,丁尼生、斯文彭和白朗寧(我們僅列舉已故的詩人)都曾寫過詩劇,但是誰也沒有取得成功。在他們所寫的全部詩劇中,也許只有斯文彭的《愛塔蘭泰》和雪萊的《普羅米修斯》現在仍有人閱讀,但是和這兩位作家的其他作品相比,它們顯得比較冷落。其他詩劇則早已被束之高閣,它們像鳥兒一般把頭埋在翅膀下面睡著了。沒人想去驚擾這些酣睡者的好夢。

試圖為這種失敗找到一些解釋,這仍然是很吸引人的,說不定它會照亮了我們正在考慮的未來方向。詩人不能再寫好詩劇的原因,也許就在於這個方向的某處。

有一種模糊而神秘的東西,叫做對於人生的看法。如果我們暫時從文學轉向生活,在生活中,我們都認識一些與生活互相衝突的人們,從來不能如願以償的不幸的人們;他們受到了挫折,正在怨天尤人;他們站在一個不舒暢的角度,因此他們所看到的一切事物都是歪歪斜斜的。另外還有一些人,他們雖然顯得心滿意足,似乎已經與現實失去了一切聯繫。他們把全部感情都浪費在小狗和瓷器古玩上面。除了他們自己健康狀況的變化和社會上勢利的興衰浮沉之外,他們對一切都不感興趣。然而,還有一些人,他們給我們留下了強烈的印象;很難說究竟是為了什麼確切的原因,是出於天性還是環境使然,他們所處的地位,使他們能夠對於重要的事物充分發揮他們的感官本能。他們倒不一定幸福或者成功,但是,在他們的風度中有一種熱情,在他們的行為中有一種興趣。他們似乎渾身上下都生氣勃勃。這也許有一部分是環境使然——他們誕生在適宜於他們生存的環境中——但更大一部分是他們本身各種品質某種幸運的平衡之結果,因此,他們不是站在一個尷尬的角度,把一切都看成是歪歪斜斜的;他們也不是透過一層迷霧,把一切都看成是扭曲的;他們所看到的一切,都是方方正正、合乎比例的;他們抓住了一些堅實的東西;當他們採取行動之時,他們是確有成效的。

Virginia Woolf and her sister, Vanessa, in the 1890s.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一位作家也同樣有一種對於生活的看法,雖然這是一種不同的生活。他們也會處於一個不舒暢的角度;作為作家,他們也會受到阻礙和挫折,得不到他們所要得到的東西。例如,對於喬治·吉辛的小說而言,情況就確實如此。於是,他們也會隱退到郊區去,把他們的興趣浪費在叭兒狗和公爵夫人——那些浮華俏麗、多愁善感、諂上欺下的勢利人物身上;我們有一些獲得最高成就的小說家,就是如此。然而,也有另外一些作家,似乎出於天性或環境使然,他們所處的地位,使他們能夠自由地把他們的感官本能運用到重要的事物上去。這並不是說他們寫文章才思敏捷、流暢自如,或者一舉成名、有口皆碑。要分析在大部分偉大的文學時代中都存在著而在伊莉莎白時代的戲劇中最為突出的一種品質,你可得煞費苦心。伊莉莎白時代的人們,似乎具有一種對於生活的看法,一種允許他們自由地活動其肢體的地位,一種雖然是由各種不同的因素構成卻能夠為他們的目的服務的恰當的觀點。

當然,這有一部分是環境造成的結果。當時公眾的興趣不在於書本而在於戲劇,城市還比較小,人們之間隔著那麼一段距離,甚至有教養的人士也處於一種愚昧狀態,這一切使伊莉莎白時代人們的想像力中很自然地充滿了獅子和獨角獸,公爵和公爵夫人,暴力和神秘。還有某種我們不能如此簡單地加以闡明然而卻能夠肯定地感覺到的東西,也來加強了這種趨勢。他們有一種對於生活的看法,它使他們能夠自由而充分地表達他們自己的思想感情。莎士比亞的劇本不是一個受到束縛和挫折的頭腦的產物;它們是容納他的思想的伸縮自如的封套。他通行無阻地從哲學轉向醉漢的喧鬧,從情歌轉向一場爭論,從淳樸的歡樂轉向深刻的沉思。所有伊莉莎白時代的戲劇全都如此:雖然他們可能——而且的確——使我們厭倦,但是他們從來不會使我們覺得他們心懷恐懼,或者忸怩不安,或者感覺到有任何東西在妨害、阻礙、壓抑他們的思想感情的充分流露。

然而,當我們打開一部現代詩劇——這也同樣適用於大多數現代詩歌——之時,我們的第一個想法,是那位作者並非毫無拘束、暢所欲言。他心懷恐懼,他受到強迫,他忸怩不安。我們可能會驚嘆;而且還有多麼好的理由作為藉口!因為,在我們中間,有誰和一位披了長袍、叫做辛諾克雷茲 的男人,或者和一位裹了毯子、叫做尤杜莎 的女人在一起,仍然能夠覺得舒暢自如的呢?然而,為了某種理由,現代詩劇總是和辛諾克雷茲而不是和魯濱孫先生有關;它描寫的是帖撒利 而不是查玲十字架路 。當伊莉莎白時代的戲劇家把他們的場景設置在異國他鄉,把王子和公主作為他們劇本的男女主人公之時,他們不過是把那個場景從一張極薄的紗幕的一邊搬到另一邊去而已。這是賦予他們的人物以深度和距離的一種很自然的手段。但是,那個國家仍舊是英國式的;而那個波希米亞王子和英國貴族依然是一碼事。然而,我們的現代詩劇作家們,似乎為了一種不同的理由,而去尋求那張表示過去和距離的紗幕。他們不要高高升起的紗幕,而要一幅把事物包藏起來的帷幕;他們之所以把他們的場景設置在過去,這是因為他們害怕現在。他們意識到,如果他們試圖把在一九二七這個優美的年份中確實在他們的頭腦里翻騰著的思想、景象、同情和反感都表達出來,那就會有損於詩歌的體面;他們只能期期艾艾、吞吞吐吐,也許還不得不坐下來,或者離開那房間。伊莉莎白時代的人持有一種觀念,它允許他們享有完全的自由;現代的戲劇家或者是毫無觀念,或者就是具有一種如此僵硬的觀念,它束縛了他的手足,歪曲了他所見到的景象。因此,他只能到辛諾克雷茲先生們那兒去避難,他們什麼也不說,或者只說一些能夠用無韻詩體面地說出來的話。

辛諾克雷茲(公元前396—前314),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的弟子。

尤杜莎(公元前406—前355),希臘天文家、數學家,柏拉圖的弟子。作者在原文中把這兩個姓名變成複數,用來泛指一般古希臘人。

帖撒利,希臘地名。

查玲十字架路是倫敦一個地區的名稱,英王愛德華一世曾在此建立一個大十字架以紀念他的王后。

但是,我們是否能夠更充分一點地表達我們的見解呢?究竟是什麼東西改變了,什麼事情發生了,是什麼因素現在把作家放在這樣一個角度,使他們不能直截了當地把他們的思想感情傾注到英語詩歌的陳舊渠道中去?只要在任何一個大城鎮的街道中散步一番,我們就可以得到某種回答。那長長的磚石砌成的大街,被分割成一幢幢盒子一般的房屋,每幢屋子裡住著一位不同的人,他在門上裝了鎖、在窗上安了插銷,來獲得清靜獨處不受干擾的某種保證;然而,他頭頂上方的天線、那穿越屋頂的音波,卻大聲告訴他關於在全世界發生的戰爭、謀殺、罷工和革命的消息,他藉此和他的同胞們保持聯繫。如果我們進屋去和他攀談,我們會發現,他是一頭謹小慎微、遮遮掩掩、滿腹狐疑的動物,極端地忸怩不安、小心翼翼,唯恐泄露了他自己的秘密。實際上,在現代生活中,並沒有什麼東西強迫他如此做。在我們的私人生活中,並無暴力因素;當我們相遇之際,我們的態度是彬彬有禮、寬恕容忍、令人愉快的。甚至連戰爭也是成群結夥、敵愾同讎,而不是單槍匹馬地進行。個人之間的決鬥已經絕跡了。婚姻關係已經能夠無限期地延伸而不至於發生爭鬥攫奪。普通人都比過去更為安詳、和藹、有自制能力。

但是,如果我們和我們的朋友一起去散步,我們就會發現,他對於一切——醜惡、骯髒、美麗、逗趣的事物——都極為敏感。他隨波逐流地任憑每一個意念帶領著他到處遊蕩。他公開地討論那些過去甚至在私下也不便提起的事情。也許就是這種自由放任和好奇心,促成了他最顯著的特徵——那就是本來沒有明顯聯繫的事物在他的頭腦里聯繫在一起的那種奇特的方式。過去一貫是單獨地、孤立地發生的各種感覺,現在已經不復如此了。美和丑,興趣和厭惡,喜悅和痛苦都互相滲透。過去總是完整地進入心靈的各種情緒,如今在門檻上就裂成了碎片。

譬如說,在一個春天的夜晚,皓月當空,夜鶯歡唱,低垂的楊柳在河面上飄拂。然而,就在這時,一個殘廢的老婦,在一條鋼鐵的長凳上挑揀她油污滑膩的破爛碎布。她和春天一起進入了他的心靈;他們互相交錯,但是不相混雜。這兩種情緒被如此不合理地結合在一起,它們口咬足踢,扭成一團。但是,當濟慈聽到夜鶯的歌聲之時,他所感到的情緒是完整統一的,雖然它逐漸從美感所產生的喜悅過渡到人類的不幸命運所引起的憂愁。他並不進行對比。在他的詩歌中,悲哀總是一個伴隨著美的影子。在現代人的心靈中,美並不與她的影子而是與她的敵手為伴。現在詩人提到夜鶯就說它「對著骯髒的耳朵唧唧地聒噪不休」。在我們現代之美旁邊啁啾的夜鶯,是對於美感嗤之以鼻的某種嘲弄的精靈;它把鏡子翻轉來,向我們顯示美神的另外一邊臉頰是深陷的、破了相的。似乎現代的心靈總是想要驗證核實它的各種情緒,它已經喪失了單純地按照事物的本來面貌來接受事物的能力。毫無疑問,這種懷疑和驗證的精神,已經使靈魂更新、節奏加速。現代作品中有一種坦率、真誠的品質,如果說它不是非常可愛的,它卻是有益的。奧斯卡·王爾德和華爾德·佩特 使現代文學變得帶點兒狂熱和香味,當塞繆爾·勃特勒和蕭伯納開始點燃羽毛並且把嗅鹽瓶兒放到她的鼻子底下,她馬上從十九世紀的昏睡中甦醒了。她醒來了;她坐了起來;她打著噴嚏。那些詩人們自然都嚇跑了。

華爾德·佩特(1839—1894),英國散文家、批評家。

Virginia Woolf in the garden of her house in Rodmell, 1926. (Mondadori via Getty Images)

當然,詩歌總是壓倒一切地站在美這一邊。她總是堅持要求某些權利,如節奏、韻律和詩的辭令之類。她從來不習慣於為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目標效勞。散文把一切髒活都扛在肩上:她答覆信件,支付帳單,撰寫文章,登台演講,為商人、店主、律師、士兵和農民服務。

詩歌掌握在她的祭師們手中,仍然處於脫離群眾的地位。她已經變得有點僵化了,這也許就是她離群索居所付出的代價。她帶著她所有的裝備——她的面紗、她的花冠、她的回憶、她的聯想——出現在我們面前,當她啟口說話之時,她感動了我們。當我們要求詩歌來表達現代生活中這種不一致、不協調、嘲弄、矛盾、好奇心——在彼此隔離的小房間裡培養出來的這些靈敏的、奇特的情緒,文明所教導我們的這些廣泛的、一般的觀念之時,她的行動就顯得不夠敏捷迅速、直截了當或者豁達大度。她顯著突出的音調太刺耳了;她過分強調的方式太顯眼了。她給予我們的不是可愛的抒情詩,而是狂熱的呼喊;她威風凜凜地把手臂一揮,囑咐我們到過去的歲月中去避難;然而,她沒有與心靈步調一致、並駕齊驅,也沒有微妙地、靈敏地、熱情地投入到它的各種各樣苦難和歡樂中去。拜倫在《唐璜》中為我們指出了道路;他表明了詩歌可以成為一種多麼靈活的工具;但是沒人步他的後塵,或者把他的工具進一步加以利用。我們依舊沒有一部像樣的詩劇。

於是,這就促使我們深思:詩歌是否能夠承擔我們現在賦予她的任務?也許,我們在這兒如此粗略地勾劃出它們的輪廓並把它們歸之於現代人的心靈的那些情緒,它們更願意把自己交給散文而不是詩歌來表達。很有可能,散文將要——實際上已經——來承擔某些一度曾經由詩歌來履行的職責。

那麼,如果我們不怕別人奚落嘲笑,大膽地去試圖發現我們似乎正在非常迅速地前進的方向,我們不妨推論:我們正在向著散文的方向發展,而且在十至十五年內,散文將會具有過去從未有過的用途。那饕餮的小說已經吞噬了這麼多的文藝形式,到那時,它將併吞更多的東西。我們將會被迫為那些冒用小說名義的不同的作品發明一些新的名稱。 而且在那些所謂小說之中,很可能會出現一種我們幾乎無法命名的作品。它將用散文寫成,但那是一種具有許多詩歌特徵的散文。它將具有詩歌的某種凝鍊,但更多地接近於散文的平凡。它將帶有戲劇性,然而它又不是戲劇。它將被人閱讀,而不是被人演出。我們究竟將用什麼名字來稱呼它,這倒並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我們看到在地平線上冒出來的這種新穎作品,它們可以用來表達目前似乎被詩歌斷然拒絕而又同樣不受戲劇歡迎的那些複雜感情。那末,且讓我們試試和它更密切地打打交道,並且想像一下,它的範圍和本質究竟如何。

伍爾夫在《一位作家的日記》中給自己的小說提出了一些名稱:「輓歌」、「心理學的詩篇」、「傳記」、「戲劇詩」、「自傳」、「隨筆小說」等。

選自《論小說與小說家》,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1

|維吉尼亞·伍爾夫是一位英國女作家和女權主義者。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伍爾夫是倫敦文學界的一個象徵。出生於倫敦的伍爾夫是在家中接受教育的,在結婚以前,她的名字是艾德琳·維吉尼亞·史蒂芬(Adeline Virginia Stephen)。伍爾夫在1905年開始以寫作為職業,剛開始是為《泰晤士報文學增刊》寫作。在1912年她和雷納德·伍爾夫(Leonard Woolf)結婚。她的第一部小說《遠航》( The Voyage Out )在1915年出版。

普遍認為伍爾夫是引導現代主義潮流的先鋒;她被認為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同時也是現代主義者。她大大地革新了英語語言,在小說中嘗試意識流的寫作方法,試圖去描繪在人們心底里的潛意識。有評論認為她將英語「朝著光明的方向推進了一小步」。

題圖:Portrait of Virginia Woolf. (Getty Images)

策劃:Lulu | 排版:阿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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