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人的精神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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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輩子的智慧追尋
選自秦暉《共同的底線》自序 江蘇文藝出版社 2013
早在"五四"以前，中國就出現了"中西文化的碰撞"。20世紀末進入改革時代以後，"文化熱"中的"中西"之爭再度熱鬧起來，80年代許多人積極推進西化，90年代弘揚傳統又成了主旋律，加上國際上亨廷頓式的"文明衝突"論助興，可謂高潮迭起。
也是自清末民初起，中國開始了"主義"之爭，50年代以前國內的"左右"熱戰血流漂杵，50年代以後國際上的"資社"冷戰劍拔弩張。到了世紀之交，國際上的意識形態鬥爭隨著冷戰的結束逐漸淡出。而在國內，隨著改革進程的發展和社會矛盾的深化，"主義"之爭卻脫去"文化"的包裝再度"浮出水面"。
最後，在現代性背景下，許多國家裡民主公共權力組織--政府部門，與競爭性市場組織--企業或營利部門，都得到了高度的發展，同時也現出了明顯的局限性。於是在"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呼聲中，自治的公民社會和志願者公益組織（所謂"第三部門"）也發展起來。它與民族國家－政府組織（"第一部門"）和市場－營利企業（"第二部門"）本是各司其職的。
但許多發達社會本具有擴大"福利國家"以壓縮市場領域的社會民主傾向，和擴展市場秩序以限制政府權力的古典自由傾向，以及這兩者長期對峙的傳統。而在蘇聯式社會主義已沒落、"福利國家"體制也陷入困境的"左派危機"時代，面對"市場經濟全球化"的擴張，反對者轉向第三部門國際行動並使其具有"另類左派"色彩或"第三條道路"色彩，就成了不難理解的事。1999年西雅圖事件後，這種跨國第三部門組織挑戰市場全球化、同時也與事件所在國政府權力發生衝突的"三個部門之戰"，在世界各地連續出現，國內一些學者隨之盛稱其"後現代"意義，并力圖使國內進程在這個意義上"與國際接軌"。
於是在世紀之交，我們身處一個劇烈變化中的中國，面對一個全球化與多元化同時發展的世界，在"文化"之爭、"主義"之爭與"部門"之爭中，我們應當如何定位、如何把握自己和社會的命運？
"中西文化碰撞"百多年了，然而新世紀伊始，人們面對坑親殺熟的"誠信危機"的一片驚呼卻表明，如今的"文化"中不論中西，最基本的做人道理已成為"稀缺資源"。百年來的"文化衝突"，得到的是現代公民權利未張而傳統責任倫理盡失的後果。"西方的自由民主"與儒家的"傳統"道義同歸於盡，而在西、儒皆滅的土地上，"秦政"與痞風前後相因相繼，強權邏輯與犬儒邏輯的互補反而變本加厲了。
"左右主義之爭"也已80多年，過去的史達林體制已經灰飛煙滅，現在的資本主義體系也有許多問題。但我們這裡，還是既無"自由放任"，亦非"福利國家"。一些人喜歡說：美國式的個人自由有什麼什麼弊病，瑞典式的社會福利又如何如何不好，前者損害平等，不利窮人；後者限制自由，壓抑精英，我們都不能學云云。這話若是出自布萊爾、吉登斯等人之口，倒也成一家之言，雖然"既不要自由放任，也不要福利國家"的制度創新到底是什麼樣子，人們還遠未明白。但是在我們這裡如果這樣說，那就要問：美國式的個人自由太過分，那麼美國的社會保障如何？瑞典式的社會福利我們搞不起，那麼瑞典的個人自由呢？人家左派責怪美國的社會保障太少、右派批評瑞典的個人自由不足，而我們如果擁有這種美國式社會保障、瑞典式個人自由，那已經進步到何等程度！
至於"三個部門"之爭就更不用提了。沒有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哪裡會有2000年的"布拉格之秋"？
出於對兩極的不滿，在各種爭論中都產生了中庸之道：在"中西文化"對立中，歷來就有中體西用、西體中用、中西結合之說。在"左右主義"對立中，各色"第三條道路"也有幾十年歷史了。而在剛剛興起的跨國第三部門運動和"NGO反對WTO"潮流中，也不乏既要NGO、也要WTO的呼聲。
但是中庸之道不管理論上多麼面面俱到，實行起來卻往往要碰壁。考其原因，人們常常抱怨兩極的力量太強而中間派太弱：一些人非要2，另一些人非要10（至於誰是10誰是2姑且不論：自由主義者要10分自由，在他們眼裡社會民主主義者就只要2，而後者要10分平等，在他們眼裡前者也是只要2的），而主張（2＋10）÷2＝6的呼聲便被埋沒了。無疑，這種情況在歷史上是不乏其例的。
然而，人們往往忽略了另一種可能：如果健康的兩極本身都太弱，那中間派能強得起來嗎？假如還沒有1，那麼談論2與10的中位數有什麼意義？在這種情況下，主張2的人與主張10的人難道不該首先為爭取1而奮鬥嗎？而"為爭取1而奮鬥"當然不能說是2與10之間的什麼第三條道路，只能說是兩者"共同的底線"。亦即：它並不是兩者互相妥協、各讓一步的結果，而是兩者本身都需要以之為前提的、即使沒有對方要求自己也必須爭取的基本目標--儘管可能遠不是全部目標。
例如關於"文化衝突"，人們當然可以而且應當倡導文化多元、文化寬容和文化間的取長補短，根據這些原則，基督教、儒家理念與伊斯蘭教應當和平共存。但是，這樣做的前提是信仰自由的原則必須戰勝異端審判，這兩者是沒有共存之說的。如果異端審判存在，不僅各種文化與信仰的多元共存成為不可能，而且正如我在紀念托馬斯·莫爾的文章中所說的，每個文化自身的發展也會被窒息。因此每個文化每種宗教都應當反對異端審判、異端鎮壓，反對原教旨主義神權專制（不是反對"原教旨"）。這就是作為文化多元共存基礎的"共同底線"。近年來一些基督教學者倡言以孔子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為基礎，建設"全球基本倫理"，這當然不表示他們放棄了"基督教文化"而皈依"儒家文化"，實際上這就是希望確立這樣一條共同的底線。
又如在"左右之爭"中，已開發國家的傳統話題是"自由放任，還是福利國家？"他們的左派主張擴大國家承擔的責任，而右派強調要限制國家的權力。這兩者形成對立顯然需要一個前提：那就是先有了一個社會契約意義上的"國家"，在這種契約下，國家的權力與責任嚴格對應：權力來自公民的授予並對公民負責，公民需要國家承擔多大責任，就授予它多大權力--顯然，這個意義上的"國家"只能是民主國家。只有在這一前提下，擴大國家責任（因而必須增加對其授權）的左派主張與削減國家權力（因而不能要求其擴大責任）的右派主張才可能形成對立，乃至達成關於"中間道路"的第三種選擇。
如果沒有這一前提，如果權力不產生於社會契約，不來自民主授予也不對公民負責，那就會造成：國家權力極大而責任極小，從而限制國家權力的自由主義要求與擴大國家責任的社會民主要求，根本就不可能構成對立。西方那種"左右之爭"乃至"左右之間的"折中立場，在這種條件下又有什麼意義？如果我們的體制對弱勢群體的社會保障還遠不及美國，又有什麼資格怪其個人自由太多？如果我們連瑞典水平的個人自由也遠未達到，又有什麼資格指責其社會保障過分？如果連美國式的"低調社會保障"和瑞典式的"低調個人自由"也得不到，談論"美國與瑞典之間的"中間水平保障和中間水平自由又有什麼意義呢？而為了實現最低限度的自由權利與社會保障，就需要有權責對應的民主體制--而這，就是現代左右派都必須持守的共同底線。
至於"三個部門之爭"，則正如我在本書中論證的：沒有"權力只能用於公益"的現代民主國家和"私益只能出自自願交易"的現代市場經濟，現代的第一、第二部門就都還說不上形成，也不可能存在真正意義上的"以志願求公益"的第三部門。而擺脫那種"以強制求私益"的"第四象限"，使權力只能用於公益、而私益只能通過自願交易取得，這正是三個"部門"所共同需要以之為前提的東西，也是市場經濟、民主政治與自治公益三者的共同底線。在這一底線的基礎上，才可能存在"三個部門之爭"，"西雅圖問題"才可以成為有意義的問題。
在已開發國家，這種"共同底線"早已成為現實，而不再是追求的目標，底線之上的"文化"、"主義"、"部門"之爭（以及對這類爭論的調和折中）也因而凸顯。只是在一些特定情境下人們才會提及與強調這一底線。最近在法國的一次討論會上，當我談到"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共同底線"時，一位法國學者說：主張自由放任的人與主張福利國家的人，怎麼可能有共同立場？我回答道："怎麼不可能有？最近你們這次大選中，反對勒龐上台不就是這兩者的共同立場嗎？"的確，在這次大選的第二輪投票中，為了阻止以勒龐為代表的新納粹傾向得勢，法國的現代右派（法國人稱之為"傳統右派"）--自由保守主義的保衛共和聯盟總統候選人席哈克，不僅得到了本黨的、也得到了左派社會主義者--社會黨乃至法國共產黨的贊成票。這是"共同的底線"，而不是"第三條道路"，因為法國左派反對勒龐是他們的固有立場，並不是為了與右派折中而作出的妥協或中間路線。
在法國歷史上曾經有過左右派聯合執政，那時是要講第三條道路的，否則兩派各執己見互不相讓，怎麼聯合執政？而這次不同，左右派並未聯合執政，他們都反對勒龐只是體現了兩派立場的"重合"部分，而不是兩派中雙方或任何一方讓步所導致的"趨同"。社會黨如果不反對勒龐就不成其為社會黨，保衛共和聯盟如果不反對勒龐也不成其為保衛共和聯盟。這與什麼第三條道路毫無關係。
但是在法國，這樣突出"共同的底線"畢竟罕見。為什麼要反對勒龐？因為勒龐上台會威脅到法國已有的許多東西、即左右派都認同的自由民主人權等基本原則。但正因為這些都是已有的，除非特殊情況（如這次勒龐"出人意料"地崛起）人們並不擔心失去，所以一般不必表現出這種共同性，通常看到的只是左右派的鬥爭或妥協。
然而如果那些東西尚待爭取，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法國大選後不久，美國思想家德沃金訪華，在與筆者的交談中德沃金提到"諾齊克與羅斯福搞的那一套水火不相容"。筆者表示完全理解這個說法，但從我們的角度看則未必，當時我也舉了法國大選的例子。事後想來，美國其實有更確切的例子：當年為了爭取在南方實現北方式的自由（在後來的左派眼裡那當然是"資產階級自由"），社會主義者魏德邁在馬克思的讚許下加入林肯政府的聯邦軍當了軍區司令。魏德邁與林肯的"主義"差異無疑絕不比諾齊克與羅斯福小，但在自由尚待爭取時，魏、林面臨的問題大不同於諾、羅。如果說當今法國左右派（他們已不需要共同"爭取"自由）聯合執政需要的是妥協而不僅僅是共同底線，那麼魏德邁加入林肯軍隊只要基於共同的底線就夠了--魏德邁這樣做既不意味著他放棄了社會主義，也不意味著他走向了"第三條道路"。相反，如果魏德邁在南北戰爭中保持中立，甚或與南方奴隸主一起反對"資產階級的"北方，那他當然不是什麼自由主義者，但他還成其為"社會主義者"嗎？
不幸的是，如今在我們這裡，親"南方奴隸主"的"偽社會主義"者與"偽自由主義"者都不少。因此我對某些"左派"與某些"右派"都有批評。如上所述，"共同的底線"並不是調和折中。雖然我並不反對調和折中，正如我既不反對自由主義也不反對社會民主主義一樣。也許將來在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之爭成為真問題時，我會持某種有原則合邏輯的折中態度，但是現在，我們需要持守底線。
本書的宗旨就是從"主義"、"文化"與"部門"的分析中，結合我們特定的"問題"來論證持守底線的意義。我於1999年出版過《問題與主義》一書，本書可以視為該書的續編。其中的作品絕大多數寫成於《問題與主義》出版後，少數則寫於該書出版前，但並未結集過。本書其實2002年已經編好，自那時起曾經幾度要出版，有一次甚至已經三校，但卻因種種原因又放棄了。因此，2003年以後的文字書中也就沒有收入，容俟後日吧。
如今都說全球化，但全球化不始於今日。自從英艦轟開虎門、馬克思號召全球無產者聯合，就開始了兩種對立的全球化：capitalist和communist的全球化。冷戰結束後這個對立告一段落。但世界既未"大同"，也不可能重建"鐵幕"隔絕彼此。我們註定生活在一個有矛盾的因而是多元的地球村中，依然面臨多種而不是一種全球化。然而世界畢竟還是在進步：這些矛盾、多元與多種已經越來越多地以上述底線為基礎，而突破底線的墮落則受到越來越多的反對。也許，這就是我們唯一必須要"接"的國際之"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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