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以為自己賺了很多錢，是靠自己的努力，勤奮，其實他們不知道的是，創造財富最重要的因素，是有一個穩定和上升的社會環境。
幸運的是，你我都趕上了這樣的一個好環境。而且我們都深知來之不易。所以，當一個直接牽涉到我們每個人利益的新的法律或政策出台時，我們的關注度都是空前高漲。
這不，正在徵求意見過程中的《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草案，就因新增一些或可能直接關係損害到我們每個人權利的條文，炸鍋了，主任我的朋友圈裡，不一會就能看到一條討論這個問題的。
其中討論最多的，是第三十四條第二款和第三款：
（二）在公共場所或者強制他人在公共場所穿著、佩戴有損中華民族精神、傷害中華民族感情的服飾、標誌的；
（三）製作、傳播、宣揚、散布有損中華民族精神、傷害中華民族感情的物品或者言論的；
毫無疑問，這些條款制定的初衷是好的。因為在現實的世界裡，這幾年確實發生過不少傷害我們民族感情的大事件，最典型的莫過於南京某寺廟供奉侵華日軍甲級戰犯牌位事情，可謂是完全沒得洗。
但在過去，如何處置相關人員，確實是沒有直接與之相關的法律規定的。只能援引其他法律條文來處置。
所以，制定相關法律條文，目的就是想對這類事件做到「有法可依」。
但是，問題就在於，法律不是道德，道德可以不需要清晰的標準，但法律卻需要具體而準確的界定——讓每個人都能夠明確知道自己是否涉嫌犯罪。
現在的條文內容，顯然是模糊的，並沒有一個具體的衡量標準，比如說「在公共場所穿著傷害中華民族感情的服飾」，一千個人可能就有一千種見解，即便是同一個人，在不同的場合，也會有不同的見解。
比如曾經爭議很大的「女孩在蘇州日本風情街穿和服被警察傳喚」事件，有人認為警察做得對，這個女孩就是傷害了民族感情，就該拘留給她長長記性。
但更多的人卻認為在日本風情街穿和服很正常，如果穿和服傷害了民族感情，那麼那些日式風情街、日式餐飲，包括日資企業、日資產品等等，是不是更加傷害了我們的民族感情？
再比如西安那個拿U型鎖砸日系車的蔡洋，是不是就該給他平反，還要給他頒發榮譽大獎？
總之，「感情」這種東西是一個主觀概念，我們有十幾億人，每個人的認定標準都可能不一樣。同一個人，不同時間，不同場合的認定，都可能不一樣。
所以，主任我的觀點就是，立這個法沒事，怕的是無法制定出具體的衡量標準，從而導致在執法層面變成一筆糊塗帳，甚或成為一個新的「口袋罪」。
按現在的條文內容，我們每個人都將自危。因為即便是不穿和服，也不穿西裝，只穿中山裝，也可能會被定義為傷害民族感情：
你這麼萎縮，穿中山裝，典型的是有意損害我們民族服裝的形象，傷害我們民族的感情！
如果你反駁說，那好，我穿和服，我來損害日本的形象吧。那麼，你又上當了：
居然穿日本服裝？！你不知道小日本殺害多少中國人？！你嚴重傷害了我們的民族感情！
反正不管你怎麼穿，都有可能被定義為「危害民族感情」。寫文章，包括說話，也一一樣的。因為根本沒有具體的標準可言。
而更可怕的是，有些人越是大談仁義道德，越是私下男盜女娼。比如當年原銀監會副主席蔡鄂生面對記者採訪，訴苦自己買不起北京的房。結果後來一查，貪了5個億！
可以想像一下，一旦這些人給你扣起帽子來，你還能有活路？
還是老話，法律跟別的東西不一樣，它不能過於依賴執法者的主觀，那樣會導致執法的隨意性，從而損害法律本身的尊嚴。
所以，主任我的觀點很明確，法律不是道德，所有條文都必須非常具體——比如列出「傷害民族感情」的具體情形；比如可以明確規定在什麼場合可以穿什麼服飾，不能穿什麼服飾，等等——而不能模稜兩可，讓民眾無所適從，搞成像現在廣為詬病的「尋釁滋事罪」一樣，成為新的「口袋罪」。
過去，縱然你真的傷害民族精神或民族感情了，只要沒造成多大傷害，可能批評教訓一下就完了；可此次立法一旦通過就不同了，即便你認為自己沒有傷害民族精神或民族感情，但執法者認定你傷害了民族精神或民族感情，你就只能坐牢了。
簡單來說，一旦這樣的律法通過，以後穿衣吃飯，寫文說話都必須十分謹慎，否則很可能不但會影響到現在的生活質量，甚至毀了一生，而且可能還會影響到孩子的前途。
這不是說笑。所以，對於本次立法徵詢意見，大家有很多意見，就不足為怪了。
畢竟，這世界上只有兩樣東西不能直視，一是太陽，二是人心。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趙宏強調：施行了17年的《治安管理處罰法》攸關治安處罰的邊界，更攸關國家權力和個人自由的邊界，在修法時，適時擴大處罰圈固然重要，但警惕因而導致的權力擴張或許同樣重要——如何加強處罰中的權利保障，並儘可能地降低治安處罰的附隨性效果，是立法者亟需考慮的問題。
就以趙宏教授這句話作為本文的結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