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一個人走在這條街，聽見有人喊「三妮」，回頭，看見一張黑黝黝的臉，笑盈盈的。愣怔了一秒鐘，我跳起來喊：「大樹哥。」
大樹哥是老家的鄰居，比我大十歲，但他總愛跟我鬧著玩兒。除了大樹哥，老家的人沒誰喊我「三妮」，母親也不喊。起初聽見他喊「三妮」，我噘著嘴說我不叫「三妮」。可下次見了，他仍然笑嘻嘻地喊「三妮」。我生氣不搭理他，他卻貓逗老鼠似的喊得更歡。慢慢地，我也習慣了。
在我記憶里，大樹哥整天扛著個鋤耙或鐵杴，有時也扛麻袋，拉地排車，放羊。到了冬天，大樹哥就沒事做了，常常跑來我家玩兒。大樹哥說話時總是嬉皮笑臉，我有點兒不待見他。但大樹哥有一手捉小小蟲的絕活，天黑後，用手電對準小小蟲窩照過去，小小蟲就會撲撲稜稜往外飛，一捉一個準。那段時間，天不黑我就站在木梯旁邊，等大樹哥給我捉小小蟲。
後來，母親告訴我，大樹哥一到冬天就凍手，青一塊紫一塊，腫得跟麵包似的，他不知道從哪裡打聽到一個偏方，說小小蟲的腦汁可以治凍瘡，所以他才捉小小蟲的。雖然覺得大樹哥有點兒殘忍，但捉小小蟲帶給我的快樂足以讓我原諒他。
後來，離開那個村子，就再沒人喊我「三妮」了。偶爾回老家，碰上大樹哥，他也不再喊「三妮」，而是一本正經地叫我大名。
大樹哥哪裡知道，「三妮」的稱呼，於我，已成為奢侈的渴盼，就像童年的歡樂時光，就像溶溶月光下，捉小小蟲的一個個夜晚。
或許，那將是我聽到的最後一聲「三妮」了，它縈繞成一抹淡淡的鄉愁，在心頭漫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