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發展網訊 「目前疫情在全球蔓延勢頭還在持續，給世界經濟帶來的損失難以預判。由於外部環境的惡化，不僅世界和全國經濟發展向好時對西部的溢出效應也大大降低，西部地區正常發展掩蓋下的矛盾在疫情期間更加凸顯，西部的發展會更加困難。」
新疆大學中國西部經濟發展與改革研究院院長、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首席顧問劉以雷在4月18日下午在中國區域經濟50論壇第15次專題視頻會議上談到疫情對我國西部發展的影響及建議時如是說。
疫情致使我國經濟停擺了一個多月，雖然目前得到了控制，但是國外的疫情還處於持續高發階段，疫情使我國經濟循環鏈條受阻，供需兩端出現了很多問題，對我國以及世界經濟的影響遠遠大於2003年的非典，以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最新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這是43年來中國經濟第一次負增長，對經濟的影響巨大，對脆弱的西部的經濟影響更大。
劉以雷談到，前不久，他在家宅了一個多月，解封以後先後跑了西部幾個省，走訪了相當一部分的企業，包括地方國有企業、央企，以及民營企業，還有一些個體工商戶，以及基層的公務員，開了一些座談會，進行了一些交流和調研。總體來說，大家都認為疫情給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了很大風險和挑戰。
大家從三個角度來判斷，第一，外部的挑戰和風險大於內部挑戰和風險。第二，宏觀的風險和挑戰大於微觀的風險和挑戰。第三，東部沿海地區的風險和挑戰大於西部的風險和挑戰。
目前疫情在全球蔓延勢頭還在持續，給世界經濟帶來的損失難以預判。210多個國家和地區確診病例，全球主要經濟體都已覆蓋，疫情所到之處無疑都對當地經濟帶來負面影響。我國是世界第一貿易大國、第一製造工廠，已高度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不僅難以獨善其身，而且是城門失火殃及魚池，也是唇亡齒寒啊。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的世界政治經濟形勢，再添變數。當前疫情境外輸入風險、全球經濟衰退風險以及國際政治經濟環境變化風險等各種因素相互疊加，潛在挑戰不斷積累，世界政治經濟形勢更加嚴峻複雜多變。由於外部環境的惡化，不僅世界和全國經濟發展向好時對西部的溢出效應也大大降低，西部地區正常發展掩蓋下的矛盾在疫情期間更加凸顯，西部的發展會更加困難。從這個意義上講，疫情對我國西部經濟影響更大，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信心要進一步增強。西部地區本就家底薄、長期發展水平落後，在全國競相發展的大環境中，西部地區發展慢、發展遲，其中發展慢的趨勢更為明顯。競爭和追趕的焦慮長期困擾著西部，特別是東中部地區對西部地區發展的虹吸效應也非常明顯，東部地區擁有優越的生活生產條件和較多的發展機會，各種要素特別是關鍵核心要素吸引到東部發達地區和條件相對較好的中部地區。剛剛浙江劉亭主任就談了這個意思，浙江省這次不管是疫情防控還是復工復產都走在全國前列，特別是1至2月財政收入全國大部分省市都是斷崖式下滑，而浙江同比僅減少1.28，另他省刮目，其背後的邏輯大家都明白。
西部地區承受疫情打擊的韌性不足，同樣受疫情的影響，東部發達地區相比較西部地區來說，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而西部地區本身就是「瘦馬」，即便是一匹駱駝，疫情的嚴重性，也好比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特別是在疫情的打擊下，和東部、中部，尤其是沿海地區相比，西部地區城市的韌性不足，例如，四川、新疆、西藏的旅遊資源非常豐富，西部地區在文旅產業發展上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是受疫情的影響，損失也很大。
第二、西部地區完成脫貧攻堅任務更加艱巨。今年到了兌現承諾實現各種目標的大考之年，不僅要打贏精準脫貧攻堅戰，還要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實現「十三五」規劃目標，這些都是既定的政治目標和必須完成的硬任務。其中脫貧攻堅本來就是一場硬仗，而西部地區又是脫貧攻堅的主戰場，再加上突如其來的疫情，無疑又增添新的困難和挑戰。
全國還有52個貧困縣沒有摘帽，都集中在西部，可以說是多年沒有啃下來的硬骨頭。為堅決完成既定目標，前不久，汪洋主席直接約談了11個省24個縣的縣委書記，強調這是附加題，中央政治局常委直接約談縣委書記，可見中央對這項工作的重視程度。總之，疫情不僅增加了脫貧難度，還使已脫貧人口返貧和邊緣戶致貧壓力加大。
第三，西部地區對傳統的基建和新基建的投入都更加吃力。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西部地區新基建競爭力不強，一方面是常規基建設施建設滯後、不完善，另一方面，由於整體經濟實力不強，產業層次不高，新技術、新科技應用不足，對新基建的建設缺乏動力。據《中國新型基礎設施競爭力指數白皮書（2020年）》顯示， 2019年，西部十二省（區市）只有四川（76.6）和貴州（76.3）高於全國平均水平（75.3），新疆、青海和西藏墊底，競爭力指數還不到70。二是由於受建設成本和規模經濟的考量，大規模基建往往布局在經濟發達、人口密度大的東中部地區，新基建這種布局慣性和傾向依然存在，這對西部地區發展和新基建建設極為不利。三是與新基建相匹配要發展的新興科技產業需要具備的行業基礎環境、理論技術支撐和具體落地場景，西部地區不占優勢，整體欠缺，也致使西部地區新基建建設動力不足。四是西部地區的財力下降，嚴重製約了經濟建設。2019年西部地區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基本上都是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2倍以上。有的更高，我們大家都關注今年1-2月份財政收入，而西部幾乎都是斷崖式的下滑。
第四，西部地區的市場主體復工復產更加困難。西部地區發展落後，治理能力不強，嚴防疫情能力弱，科學防控不足，受主客觀因素的影響，西部地區的企業綜合治理能力也不強，抗風險能力太弱，面臨困難較多，生產和生活環境都難以達到疫情防控的要求，致使復工復產難。特別是企業普遍存在著用工緊張、資金困難、成本升高，使企業復工復產意願不強。西部地區產業基礎也整體較薄弱，配套能力不強，上下游配套不暢通，不同環節的企業復工復產步調不一致，造成復工復產難。同時，要素保障也不夠，地區間同一個省乃至同一市，疫情防控鬆緊不一，影響原材料和產品的運輸，也給復工復產添堵。
怎麼辦？劉以雷給出了他的建議。
第一，要繼續加大對西部政策的支持和落實力度。最近，黨中央、國務院召開的一系列會議，尤其是昨天的政治局會議精神非常重要，降准降息、銀行政策的放寬，以及各種專項債等等，但是到基層的落實非常困難，比如說給中小企業的貸款問題，前面講了要給中小企業多少額度的貸款，但是到最後，規範的會計報表，以及抵押質押等，都不足以支持目前銀行的要求，因此困難很大，必須要認真好好落實。
第二，要加大對西部地區資金的支持，推動新老基建的協調發展。投資既是擴大內需刺激經濟增長的手段，也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對西部來講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還是補短板，更是西部地區生產要素由相對劣勢轉化相對優勢的重要抓手。要進一步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力度，適當超前布局新基建，放大比較優勢。因地制宜地完善、更新基礎設施網絡體系和突發公共衛生安全應急設施體系，加快完善鐵路、公路骨架網絡和信息基礎設施，推動重大水利工程建設，著力解決西部地區交通、水利等「短板」問題，為西部地區持續穩定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第三，要高度重視縮小東西部地區的發展差距。這塊陳耀研究員也做過深入的研究，2001年西部地區GDP占全國比重是17.1%，到2014年上升到21.5%，也是占比最高的時期。2010年之後的占比實際上都是下降的。要遏制住這種下降勢頭。同時，西部地區內部發展也不平衡，差距較大，2019年比重最高的四川占西部達22.7%，最低的西藏僅占0.8%，青海和寧夏也分別不到2%。西北5省（區）中，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經濟總量合計大致與陝西規模相當。既要高度重視縮小東西部發展的差距，還要注重統籌西部區域協調發展。
第四，要加大減稅讓利的力度，扶持中小企業的發展。中小企業多是民營經濟，民營經濟產權明晰的特點使其具有較強的激勵機制，在市場競爭壓力下，更具活力，對於保就業促進經濟增長發揮著重要作用。中小企業是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主體，也是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活力所在。要以中小企業為抓手，繼續實施更加精準有效的減稅降費政策，切實減少中小企業稅費負擔。同時，對受疫情衝擊嚴重，具有市場前景，符合產業發展趨勢的中小企業給予適當的補貼。金融部門對受疫情影響較大的中小企業給予定向信貸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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