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現在所做的，推廣《牡丹亭》也好，講解《紅樓夢》也好，總希望我們的文藝能夠復興——就是文藝回春。」
|作者:陳娟
白先勇每每出場，都會有一場或大或小的騷動。聽聞他即將下樓，整個房間的人都站立起來，向門口張望。靜默的氣氛維持不過30秒，就被一位老人的笑聲打破了，真正是「未見其人先聞其聲」——白先勇出現了，他身著絳紅色對襟盤扣上衣，面色紅潤，笑意盈盈。落座之後，未等提問，他便拿起手頭的新書《正本清源說紅樓》開講。講到興起，拍手、跺腳，臉頰緋紅，如孩童一般。
白先勇讀了一輩子《紅樓夢》，如今以自己所感所悟為其做了新的註解，講給年輕人聽。
5年前，白先勇受母校台灣大學邀請，開設《紅樓夢》導讀課。他依自己幾十年讀《紅樓夢》之所感所悟，為其做下新的註解，每周講八回，直到講完全本一百二十回。「希望所有年輕的學生、年輕人都來看這本書。」如今，他又推出兩本與《紅樓夢》相關的書《白先勇細說〈紅樓夢〉》和《正本清源說紅樓》，前者是當年課程講義整理所得，後者是課程結束後，他關於《紅樓夢》版本以及後四十回作者身份的研究和論證。
白先勇最新作品。
白先勇覺得自己與《紅樓夢》似乎「冥冥之中自有關聯」，他年輕時的遭遇與賈寶玉如出一轍。作為國民黨高級將領白崇禧之子，經歷家族的繁華與衰落，他從小就對世界有一種「無常的虛幻感」。正是這種感覺，牽引著他走進文學的大門。現在他已經82歲了，但依舊精神煥發，「老都老了，不如就愛幹什麼就幹什麼，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白先勇竭力所為的，正是他畢生鍾愛的兩件事：一是崑曲，二是《紅樓夢》。「中國傳統文化的現狀總讓我耿耿於懷。」他曾多次表示自己對文化式微的擔憂，「我現在所做的，推廣《牡丹亭》也好，講解《紅樓夢》也好，總希望我們的文藝能夠復興——就是文藝回春」。
大學生不看《紅樓夢》還了得
「世界上只有兩種人——念過《紅樓夢》的，與沒有念過《紅樓夢》的。」白先勇說。
他與《紅樓夢》結緣很早，大概可以追溯到五六歲。那是上世紀40年代初，戰火紛飛，為躲避戰亂，白氏一家從老家廣西桂林遷往重慶。當時，重慶正流行一種美麗牌香煙，每一盒裡面都有一張畫片，上面大都是《紅樓夢》中的人物。「家族中年紀大一些的堂姐，喜愛收集香煙盒，擺在桌子上，講那些花花綠綠、男男女女的故事。」白先勇回憶說，他當時好奇心極重，姐姐們就講給他聽，常常是講得熱烈，聽得懵懂。
抗戰結束後，舉家又輾轉到上海。因為在重慶時不小心染了肺病，白先勇沒法上學，被「囚禁」在虹橋的一座洋房中，3年間都沒有真正的訪客，每日獨與金魚、小狗為伴。無聊時，就打開收音機聽廣播里說書，當時最火的廣播劇就是《紅樓夢》，一集不落地聽。直到病癒，他重返校園，入讀南洋模範小學。但因獨行多時，「如同囚禁多年的鳥，一旦出籠，驚慌失措，竟感到有翅難飛」，於是這個敏感的少年仍是獨來獨往。
慢慢地，白先勇開闢出了另外一個世界——小說世界。一到寒暑假，他便到街口的租書攤，抱回一堆一堆的小說，牛皮紙包裝，埋頭苦讀。《蜀山劍俠傳》《啼笑姻緣》《風蕭蕭》《三國演義》《水滸傳》等，「拿起來就放不下」，廢寢忘食。小學五年級時，他開始讀《紅樓夢》。
當時，讀到林黛玉進賈府，迎面撲來大宅石獅，古董擺設，一群群裹著綾羅綢緞的傭人，白先勇覺得自己也變成林黛玉，「替她感受那種壓迫」；讀到寶黛初見，原來面目模糊的林黛玉突然現形，他通過寶玉的眼睛，打量這個妹妹；還有寶玉仗勢欺人的奶媽，心懷不軌卻被設計毒害的賈瑞，「隨便一個小人物都能撒豆成兵，吹口氣就活了」。
少年白先勇就這樣迷上了《紅樓夢》，「以至於後來，不管到哪兒，床頭都擺著一本《紅樓夢》」。
1963年，他從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到美國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室」留學。畢業後任教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在東亞系教授明清小說，其中就有《紅樓夢》導讀課。「《紅樓夢》當時在西方文學界評價很高，但不是那麼普及，可能因為文化阻隔，不太好懂。」白先勇說。他將學生分為兩組：一組是沒有中文底子的西方人，按照英譯本來講，講故事、講背景、講文化的重要性，但不能過於深入；一組是華人子弟，直接教授程乙本。
一學期下來，學生們似懂非懂，普遍覺得賈寶玉這個人物難以理解。「他們覺得怪怪的：這個男孩子又痴又傻，他怎麼可以見一個愛一個？他怎麼可以同時喜歡那麼多女孩子？」為此，白先勇苦悶了好久。
後來，他記起自己的老師夏志清教授曾在《現代文學》上發表過一篇關於《紅樓夢》的文章，裡面將寶玉與米希金公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白痴》中的男主角作比，「兩人都同兩個女人有關係，而未能滿足她們的期望」。白先勇覺得這一對比很新穎，便將之拿到課堂上講，西方學生算是有所領會。
最有意思的是結課考試。考題都是大論文，諸如論述《紅樓夢》里儒釋道精神如何映射中國文化的影響等，一考就是6到8個鐘頭，白先勇一直守在那裡，中間還跑去給學生買比薩，吃完繼續寫，學生叫苦連天。但第二年開課，課堂上依然滿座。因為受歡迎，他還被學生稱為「搖滾明星」。就這樣，一直教到1994年退休，堅持了29年。
退休後，白先勇亦未曾丟棄《紅樓夢》，一有空閒就讀。再站上講台教授《紅樓夢》已是20年後。當時的他，最新頭銜是「崑曲義工」——青春版《牡丹亭》在他的奔走呼號下，已風靡兩岸三地10年。由此，台灣大學中文系教授張淑香找到他，說：「你應該教《紅樓夢》，現在很多年輕人已經讀不進去這本書了。」
白先勇一聽急了，「這可不行，大學生不看《紅樓夢》還了得？一定要看《紅樓夢》，這是我們最了不起的文化成就，這麼了不得一本書」。這一次，他教的學生都有中文底子，他細細地往深里講，一字一句地摳，一回一回地說，和一幫年輕人一起投身這部流傳了200多年的大書。
中國傳統文化的「天鵝之歌」
在國外教《紅樓夢》時，白先勇一邊講課，一邊寫小說，《台北人》和《紐約人》就是那一時期完成的。當年，夏志清教授曾稱讚他是「當代中國短篇小說的奇才」。因此，白先勇對《紅樓夢》也有著自己的理解，與他人最大不同在於「將之當作現代小說來讀」。
在台大課堂上，他講《紅樓夢》第二回，林黛玉這一女主角出場，「曹雪芹從賈雨村的口中講林黛玉，『年紀幼小，身體又弱……』三言兩語就寫過去了」。等到第三回，林黛玉進賈府真正亮相，「用的是寶玉的眼光，『兩彎似蹙非蹙罥煙眉，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敘事觀點的轉換用的很好，因地制宜。因為我自己寫作，我曉得人物怎麼上場，怎麼說話」。
「以小說來說，它的最高最難的地方，是能達到雅俗共賞的境界。既有男歡女愛、爭風吃醋那些很俗的地方，又有儒家、佛家、道家這些非常深刻的思想……不得了。」白先勇連用了好幾個「不得了」。在他看來，《紅樓夢》的中心主題是賈府的興衰，也就是大觀園的枯榮，最後指向人世的滄桑、無常，「浮生若夢」的佛道思想。
賈府鼎盛時期出現在第四十回，劉姥姥進大觀園，在宴會上把賈府上下逗得歡天喜地，「是《紅樓夢》最精彩的片段，整個大觀園都充滿了太平盛世的景象」。到了第一百零八回，賈府被抄家，黛玉淚盡人亡。寶釵的生日宴，大家各懷心思，強顏歡笑。寶玉獨自進到大觀園，「只見滿目淒涼」，路過瀟湘苑，聞有哭聲。「兩場家宴，一笑一哭，說盡了賈府及大觀園的繁盛與衰落。」
每每讀到最後一回寶玉出家，「只落下白茫茫大地一片真乾淨」，白先勇都會心動。 「這個雪掩蓋了所有的人生，一切統統刷掉了、蓋掉了。」在台大的400人課堂上，他問學生：「賈寶玉為什麼不穿黑斗篷、灰斗篷，作者要給他穿紅斗篷？」他自己回答：「因為這 『紅』在中國代表一種熱情，紅塵滾滾。他那個『紅』，是很沉重地背在身上的，擔負了人世間所有情的缺憾和痛苦，背負著情的十字架。」
「讀了一輩子，直到80歲我才敢說這是『天下第一書』」，白先勇說，「乾隆之後的19世紀，我們的文化一下子衰落了 ，整個民族的創造力都往下衰弱。所以這個時候是最高峰，《紅樓夢》在此時成書，這好像是獻給我們傳統文化的『天鵝之歌』」。
「我的故鄉是中國傳統文化」
步入耄耋，白先勇步履不停。他將一年的時間分成兩半：前半年往返於大陸和台灣之間，在各地高等院校講授《紅樓夢》與崑曲，統籌安排崑曲的演出；下半年，便隱居在美國加州三山環抱的家中。他此生最喜茶花，在院子裡種了幾十株，一旦開放，花團錦簇。
「茶花凋謝，不是枯萎的跌落，它是很決絕的，一整個掉下來，非常決絕的……《紅樓夢》講的就是這個，告訴你人生道理。我不認為它是很悲觀的，有時候可能是一種解脫，是了悟。」白先勇說。如今再回頭看，他的了悟是自己這一生，起起伏伏，但自始至終好像沒怎麼變，「一直都在傳統文化中打轉，無論是寫作，還是推廣崑曲和《紅樓夢》」。
小時候，白先勇的一大樂趣在廚房，聽家裡的廚子老央說書。冬夜裡，兩人對著一個炭火盆，灰爐里煨著幾塊紅薯，火盆上擱著一盆水，去火氣。總是老央先開口問：「昨天講到哪兒了，五少？」老央講的是《薛仁貴徵東》——這是白先勇「讀」的第一部古典小說。身著銀盔白袍，替唐太宗東征高麗的薛仁貴，成了他心中牢不可破的英雄形象。後來，他一直對中國古典小說情有獨鍾。
上世紀60年代，白先勇考入台灣大學外文系，師從夏濟安。研習西方文學的同時，也常常到中文系聽課，聽鄭騫老師講詞，葉嘉瑩老師講詩，王叔岷老師講《莊子》，「不自覺地開始尋找中國的傳統」。
大學二年級，白先勇和王文興、歐陽子、陳若曦等幾個同學一起，創辦文學雜誌《現代文學》。沒有辦公室，一幫人就在系圖書館裡審稿，又當作者又當編輯。這份雜誌後來刊登了陳映真、三毛、瘂弦的第一篇作品，還有蔣勛、洛夫、周夢蝶等的小說，幾乎算得上孕育出了一批台灣作家，被台灣文藝界稱為「迷你文藝復興」。
上世紀60年代，白先勇和同學一起創辦《現代文學》。前排右二為白先勇。
「那時候我們就說，應該在台灣也來一場五四運動，所以我們辦雜誌的時候，也希望創造一個新的文學、新的方向。但我們跟五四有點不同，五四是反傳統。我們當時是選擇性地把傳統文化融入現代文化裡面。」白先勇回憶說。稿子不夠時，他就自己寫，及至後來到美國愛荷華留學，仍然時不時寫些文章救急。
《玉卿嫂》《永遠的尹雪艷》《遊園驚夢》等，都先後發表在《現代文學》上，後來集結成《台北人》出版。他筆下的那些人物，大都是糾纏在新舊傳統之中的人，有「總也不老」的高級交際花尹雪艷，有急著「找到個戶頭」的舞女金大班，還有淪落成「伙頭夫」的國民黨軍官……那時的白先勇才20多歲，寫的故事卻滿是滄桑感。作家余秋雨讀完他的作品，評價說：「他不經意掉進了一個群落，那裡沉澱著已逝年代的全部繁華，激盪過現代中國最劇烈的變遷。於是，他心中漲滿了遠遠超過他年歲的歷史風波。」
《現代文學》其中一期以封面人物推出白先勇。
在美國讀書期間，和許多留學生一樣，白先勇深刻感受到外來文化的衝擊，「產生了所謂的認同危機」。他不得不對自己的價值觀與信仰進行重新估計，開始了「自我的發現與追尋」， 「雖然在課堂里念的是西洋文學，可是從圖書館借的，卻是一大摞一大摞有關中國歷史、政治、哲學、藝術的書，還有許多五四時代的小說……捧起這些中國歷史文學，便狼吞虎咽起來」。
「在台灣不覺得，出去以後，往回望，就會知道我們的文化是多麼淵博和深沉。」白先勇說，在不斷漂泊中，他說不出哪個是具體的故鄉，而真正讓他安身立命、被當作故鄉的是中國的傳統文化，「每當陷入回憶，想起崑曲和《紅樓夢》就非常自在，有一種回家的感覺」。
崑曲算是「還了魂」
2000年盛夏一天，白先勇在美國家中為一株佛茶培土時，頓感不適，心口悶痛，立馬放下工具去醫院查看。「醫生說你心臟上如果有100條馬路的話，現在99條都已經堵住。今天如果你不來找我，睡覺的時候可能就進了天堂。」當天，他在醫院做了心臟搭橋手術，「撿回一條命」。醒來後他給朋友寫了一封信：「上天留我必有大用，是要我再做一點有用的事情。」
第二年，崑曲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布的第一批人類口述和非物質文化遺產。聽聞這個消息時，恰巧院裡那兩棵老茶樹開滿了白茶花。「湯顯祖晚年在他的家鄉就有玉茗堂，玉茗就是白茶花，《牡丹亭》一出場就是『玉茗堂前……』你說巧不巧，湯顯祖來給我託夢，讓我替他還願，我是相信有這麼一個幾世紀的因緣的。」他覺得機會來了——決定儘自己的餘生，為崑曲的傳承做點什麼。
白先勇第一個想到的便是《牡丹亭》，「它好像跟了我一輩子」。在他10歲那年，隨著抗戰勝利，久未演出的梅蘭芳跟俞振飛在上海美琪大戲院重新演出《牡丹亭》。那晚演的正好是《遊園驚夢》，聽著台上唱「原來奼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於斷井頹垣……」坐在台下的白先勇一下子呆了，「這幾句戲詞，襯著笙簫管笛，便沁入了我的靈魂深處，再也無法祓除」。直到後來，他還專門寫了一篇小說《遊園驚夢》，講一個崑曲伶人一躍成為將軍夫人，後流落台灣的故事。「最精緻最美的東西，一去不復返了，這也是崑曲的寂寞。」
2002年，白先勇找到蘇州崑劇院合作。一面挑選新人，一面對劇目做一些必要改編，比如燈光、舞美等，努力使其更接近年輕人的審美。他覺得，老師父們的《牡丹亭》當然是好，但也要以年輕演員來吸引年輕觀眾，「那是我的初衷。崑曲是有過危機的，要快點訓練一群年輕演員接班，快把一大批大學生召喚到戲院來看」。
2004年，青春版的《牡丹亭》在台北首演。第一次登台，演員在台上抖，白先勇在台下抖，緊張得手足無措。這場略顯生澀的演出，轟動了整個台灣。第二年再去演出，正逢聖誕夜，白先勇看著一對對戀人手牽手走進劇場，「真是美死了，都說年輕人不看戲，我就是要做一部年輕人也愛看的戲」 。
2007年9月14日，白先勇根據湯顯祖經典名著《牡丹亭》改編的青春版崑曲《牡丹亭》在西安交通大學憲梓堂演出，受到大學生的熱烈歡迎。
之後，白先勇便帶著青春版《牡丹亭》，走遍大江南北，進校園、進課堂，一場一場演，場場爆滿。年邁的他也開始四處奔波、接受採訪，著魔一樣推廣崑曲，直到今天。
早在1998年，白先勇退休後的第四年，就曾和華裔專欄作家丁果進行過一場對話。在對話中，他說：「我覺得海內外中國人最需要的，是在2019年即五四運動100周年前，有一個中國文化的復興。這個『文藝復興』必須是重新發掘中國幾千年文化傳統的精髓，然後接續上現代世界的新文化，在此基礎上完成中國文化重建或重構的工作。」
如今21年過去，五四運動也恰逢到了百年之際。白先勇高舉著兩個傳統文化標杆——一手崑曲，一手《紅樓夢》，在「文藝復興」的道路上奔走著。青春版《牡丹亭》已經演了300多場，這把火甚至還 「燒」到了美國、英國、德國、俄羅斯等，「崑曲算是『還了魂』，而將《紅樓夢》推向年輕人，這才剛剛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