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史蒂夫大教堂，是維也納舊城區最熱鬧的段落，莫扎特故居就在教堂背後一座拱門內的小巷，Domgasse 5 號，走不幾步，已在故居門口了。
1784 年，莫扎特與家人搬來公寓二樓，住了兩年半，寫出八部鋼琴協奏曲，還有偉大的《費加羅婚禮》。
這裡闢為紀念館，怕有上百年了吧。上百年來，室內設計的美學幾經變換，現在的裝置，顯然被上世紀 90 年代成熟期的後現代模式，徹底動過了。
窗前豎著莫扎特放大的側影，每間房間至少有一座包括影像與實物的燈箱櫥窗，停著他遺留的琴、手稿、樂譜、書信、節目單、小玩意兒……
第一次看見莫扎特的死亡面膜翻制為青銅版（我不願相信他如電影中那麼戲劇性地死去），藍光照著，不像他的畫像，一臉貴氣，嘴角微有笑意，如在冥想有趣的一念。
「為什麼你寫得這麼好？」他被問道：「我怎知道呢，就像我不知道自己的鼻子為什麼這麼大。」——現在靜靜瞧著莫扎特的鼻子，要是沒玻璃隔著，伸手即可觸摸。沒那麼大，很好看，修長，飽滿，隆起，不過死者的額骨鼻骨都是隆起的。
最好看的，是一枚狹長的燈箱輪，番閃動著他的著名歌劇的片段，有小小的木偶，有舞台影像，無可形容，如他的音樂般高貴而開心——這不像莫扎特住過的家，而是一項展覽，他成為今日設計者百般調弄的素材。
惟在窗前俯瞰樓下的舊街巷，我心裡莫扎特了一下子：他想必經常站在窗沿往下看，看下面的石鋪路馬車經過。離開時又在樓梯拐角，特意停了一停，據說海頓曾來這裡看望他。
1784 年，莫扎特 28 歲，海頓 52 歲，小伙子會在這兒迎候海頓嗎？我在樓梯間看見這一老一少了：腦後的假髮束聳著蝴蝶結，脖梗襯著層層翻卷的高領，彼此擁抱，親吻，笑，說著我聽不懂的德語——
「我以自己的榮譽向您發誓，您的兒子是我所聽過的最偉大的作曲家。」當海頓對著莫扎特的父親稟告這段話，就在我今天徘徊的房間麼？
探訪故居的翌日，謝天謝地，謝天謝地，我得緣觀賞《魔笛》，神魂顛倒。他們從未死去，在一句一句歌唱中，就是他，正是他。怎樣描述這聆聽？那時不知一年後又能來到維也納，又寫一篇文章。
初到兩天，我迷失在藝術史博物館，自以為並非為了音樂來到維也納。離開那天，我已忘了城裡的繪畫。猶如發生重聽，在維也納的最後一天，耳邊總是《魔笛》演出現場的二重唱與三重唱。
真的人聲。難以承受的美。牒片的聲效，總難分辨每條喉嚨的質地和方位，非得在現場。這座城遍布音樂的蹤跡，郊外是他們的墳墓，城裡留著他們的故居，一年四季，每天每夜，全城的音樂廳上演他們的曲目。
停留幾天，豈能了解維也納。我沒打聽馬勒、布魯赫那、史特勞斯、貝爾格，還有勛伯格的遺蹟在什麼地方。我只是奇怪，仿佛私人的疑案：我怎會在貝多芬家的昏暗樓道，興起和維也納毫不相干的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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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著：傅聰以前來上海講學，他把莫扎特比作李白，把貝多芬比作杜甫，把舒伯特比作陶淵明，把蕭邦比作李後主，又說亨德爾是「革命的浪漫主義」。
用「比較」來理解西方音樂是個好辦法。您看繪畫與音樂有沒有可比性，比如把畢卡索比作斯特拉文斯基？把凡高比作……
陳丹青：我以為不可比，比則兩傷。傅聰來把李白比莫扎特，一定有他私下的心得。但唐詩與歐洲古典音樂，都是偉大的「公共財產」，再怎樣個人的解讀，都不免「交付」給「公共印象」。
李白世稱「豪放」，那已是唐風的別稱（蘇軾的「豪放」就大不同）；而莫扎特的「公共印象」殊難以「豪放」一句概括。即便時有「豪放」氣，也非「拔劍四顧心茫然」、「明朝散發弄扁舟」這樣純然中國士大夫式的情懷。
莫扎特大量段落的跳宕銜接，運用洛可可宮廷音樂傳統的「諧謔」手法，那種高貴的調皮相，也不見於李白的詩風。
莫扎特晚期作品，傅聰說近於莊子，倒有點意思的。但他說莫扎特「不說教，完全是愛」，然而莊子及道家的學說，哪有「愛」這回事：中國文化根本不講什麼「愛」，中國人講「情」，但這「情」與西方文化中的「愛」，不是一個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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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節選自陳丹青《外國音樂在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