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元四家」之一的畫家王蒙，與同樣位列其中的畫家黃公望一樣，在藝術生涯中有一座山脈起著決定性的因素，前者為「黃鶴山」，後者是「富春山」。倘若說，富春山對黃公望「晚變其法，自成一家」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那麼，黃鶴山幾乎貫穿了王蒙的整個藝術人生。
黃鶴山，地處杭州市臨平區星橋街道一帶，舊屬仁和縣，系天目山余脈，山高百餘丈，關於其名稱的由來，南朝梁吳均在《續齊諧記》中記載：「黃鶴山者，仙人王子安乘鶴過此，因名。」北宋樂史則在《太平寰宇記》中云：「黃鶴山舊有黃鶴樓，黃鶴權乘鶴至此修道，故名黃鶴山。」不過，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古人謂之「雖不甚深，而古樹蒼莽，幽澗石徑，自隔風塵」。
或許鑒於黃鶴山「靈秀神奇，林泉幽野」，至正元年（1341），當過小官、剛過而立之年的王蒙，可能為避時代之動亂，攜妻赴此隱居，將居處取名「白蓮精舍」，並在山巔築「呼鶴庵」，自號「黃鶴山樵」「黃鶴山樵者」「黃鶴山人」等，過起了樵耕、讀書、會友、作畫的閒適生活，直到至正二十二年（1362），受張士誠政權招引，才下山出任長史一職。之後，由於張士誠被俘，於至正二十六年（1366）重歸黃鶴山，至洪武元年（1368）離開為止。
這也就是說，從1341年到1368年，在這漫長的二十七年里，王蒙除卻為張士誠政權服務過四年，基本上都隱居於黃鶴山。而對於這個時期的居住環境和生活狀態，王蒙在《谷口春耕圖》中以圖文結合的形式，有過生動的描繪：遠處群山疊起，山勢崢嶙，幽泉懸瀑，林木叢布；近處溪水淙淙，雜樹喬林，茅廬數楹掩映其間；谷口，稻畦數畝，有人躬耕。在畫的左上部自題：「山中舊是讀書處，谷口親耕種秫田。寫向畫圖君貌取，只疑黃鶴草堂前。」
眾所周知，山水畫與文人隱居自古緊密相連，作者生活的地域往往與其創作息息有關。可以這麼認為，王蒙之所以能形成別具一格的「山石皴法」，創造出生動繁茂的江南山水意境，顯然是黃鶴山賦予了他創作的靈感和精神的滋養。而王蒙這種獨特畫風的形成，不僅與元代文人畫的審美趣味相契合，同時反映了當時社會審美風尚的變化，可謂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山水畫藝術的審美形態和精神內涵。於此，清孫琮評價道：「至今尺幅上，古法人獨宗。」
然而，王蒙終究不像黃公望，最後還是選擇離開了黃鶴山，《浙江通志》載：「洪武初，為泰安州知州。」據說，他的這次離開，是半夜從楊維楨家逃走的，楊基《黃鶴生歌贈王錄事叔明》曰：「龍君（楊維楨）勸不止，竟觸龍君怒。手挽黃鶴衣，醉叱黃鶴住。黃鶴不敢去，飛繞三花樹。夜深鐵龍醉不醒，黃鶴高飛不知處。」之後，黃公望、倪瓚等好友屢次寫信勸他歸隱，倪瓚還寄詩：「野飯魚羹何處無，不將身作系官奴；陶朱范蠡逃名姓，那似煙波一釣徒！」但王蒙始終沒有回應。
可正因為這次入仕，為王蒙日後死於非命埋下了伏筆。據《明史·文苑傳》記載：「洪武初，知泰安州事。蒙嘗謁胡惟庸於私第。與會稽郭傳、僧知聰觀畫。惟庸伏法，蒙坐事被逮，庾死獄中。」洪武十八年（1385），王蒙因牽扯胡惟庸案，難堪折磨慘死於獄中。儘管他當時的畫藝已被倪瓚盛讚：「筆力能扛鼎，五百年來無此君。」但作為反賊黨羽，時人怕受牽連，將收藏的他的作品盡數燒毀，好不容易留存下來的，也大都被刨去了他的姓名和圖章。
應該說，在「元四家」中，王蒙年紀最小，卻最具才華。本來，他可在黃鶴山悠哉度日，完美走完自己的藝術人生，可入仕之心一直未曾泯滅，甚至於不介意做「叄臣」，以致名節不保，未能善終。為此，清張庚在《浦山論畫·論心情》中對其人品作出了這樣的評語：「未免貪榮附熱」。但不可否認的是，他仍不失為中國山水畫史上極富創造性的一代宗師，其傳世作品在元以後常被奉為範本，廣為傳模，影響至今不絕。而這一切，不能不說是黃鶴山成就了他，難怪他死後選擇歸葬於黃鶴山，永久地與這片熱土融為了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