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打卡20多個政務App，「指尖上的形式主義」為何難以整治？

林靜說，由於平常工作事務繁多，不是總能抽出時間看視頻學習，但是很多政務App規定了觀看時長，所以經常會在打開視頻頁面後就把手機放到旁邊，累積觀看時長。但是不久後，這些政務App就「升級」了，會在視頻播放中間插入答題環節，如果不答題，就不會繼續播放，這要求使用者必須更加認真地觀看視頻。

林靜曾經找到方法，她會用多個設備同時打開多個App播放視頻，縮短學習時間。但政務App「升級」後，林靜發現，實名帳號一次只能登錄一個政務App，不能同時登錄並播放不同App的視頻，觀看視頻的時間又被拉長了。

為了省去每天在政務App視頻學習的時間，林靜的一些同事購買了視頻「代刷」服務，把帳號、密碼給別人，讓他們「替自己學習」。

除了打卡和學習，很多基層幹部還需要在各類政務App和政務公眾帳號上答題和競賽。

在中部省份某市商務系統工作的王山山，關注了二三十個政務公眾帳號，「都是被強制要求關注的」。一些政務公眾帳號經常組織知識競賽，競賽期間，王山山每天要抽出15分鐘左右的時間答題，有時需要更久。

這類答題和競賽的題目範圍廣泛。林靜說，自己在各類政務App和政務公眾帳號上參與過各種領域的答題，有的領域自己並不熟悉，幸好有時會提前下發問題和答案，「比如發一個有100道題的文檔，然後從中抽30道題考」。但是，有些答題是閉卷考試，同時又有分數要求，「一般要求90分以上的比較多」，因此只能一遍又一遍答題，直到達到規定分數。

無論是打卡學習還是答題競賽，之所以會給基層幹部帶來壓力，是因為相關數據會用於通報排名，有時還會成為考核評價的依據。當基層幹部無法完成目標，則可能被約談或批評。

張宇濤說，部分政務App規定了學習時長和學習積分，每個村的學習情況會在鎮一級進行排名。王山山也指出，一些答題競賽會對單位進行考核，區里統一排名，顯示參與人員和未參與人員，並顯示每個人的答題分數，給大家造成壓力。

《中國新聞周刊》發現，多地的區、縣、鄉、鎮會定期召開政務App學習滯後約談會，對學習時長和學習積分不足的人員進行批評，部分地方還會每周通報學習排名前六位和後六位的學員。

「工作分忙碌和空閒的時候，空閒的時候，我們可以完成這些內容，因為每個單位都有自己的考核要求，我們都能理解。但是如果要求我們每天都做，能不能把時長縮短？一些不那麼重要的東西，能不能不要硬性排名？」林靜認為，基層幹部每天要完成這些內容，很疲勞，但這些數據匯總上去，也只是一張張無用的表格，「這是典型的形式主義」。

除此之外，呂德文在調研中發現，還有一些基層幹部反映，一些填報事項、報送數據的政務App是可以給工作帶來方便的，但是，很多政務App需要填報的信息是交叉的，同樣的事項和數據，要在多個政務App完成填報，這導致基層幹部的工作量顯著提升。

工作群泛濫

除了政務App和政務公眾帳號，基層幹部的手機里還少不了各種工作群。

張宇濤一共有26個工作群，日常工作中疲於回復各類工作群的消息，還有一半左右的工作群需要他上傳各項資料和照片。林靜的工作群多達35個，而這些工作群里的消息往往是重複的，「因為怕有些人在這個群、不在那個群，消息就會重複發」。

呂德文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基層幹部現在隨便一個工作都要拉一個群，「群里除了領導就是工作人員，但真正做事的還是那一兩個人。我在下面調研的時候發現，一個基層幹部有十幾二十個群是非常正常的，三四十個群也不奇怪，這麼多群，基層幹部連消息都回復不過來」。

在楊冬看來，工作群有其優點，即能提升工作效率，例如森林防火、巡查堤壩之類的工作事務，只要在工作群里喊一聲，立刻能夠得到響應，及時消滅隱患。缺點也很明顯——有了工作群之後，消息總會源源不斷地在各種時候來臨，「基層幹部的周末就不是自己的了」。

泛濫的工作群不僅讓基層幹部不勝其擾，也讓不同部門的服務對象和群眾受到困擾。

楊冬說，現在一些酒店、旅館需要加入當地公安部門的工作群，一些教育培訓機構則要加入教育部門的工作群，並在這些工作群中報送一些數據，而有些工作群的管理員是臨聘人員，如果責任心不夠強，很容易導致數據外泄，侵犯群眾的個人隱私，「疫情防控期間，感染者、密接者的身份證號碼、出行信息、滯留場所在各種工作群上傳，導致當事人的隱私外泄，這是很大的教訓」。

另外，楊冬還說，一些村子有「空心化」問題，留守老人可能連微信都不太會用，但是村裡要求基層幹部每天在群里發各類宣傳報道，並要求群眾跟帖評論。

「過度留痕」

在眾多政務App、政務公眾帳號、工作群組背後，「過度留痕」幾乎是讓所有基層幹部最為頭疼的問題。

一到年底，年終迎檢總讓張宇濤格外忙碌，「有時一項工作就有二十多本資料」，這幾年，許多年終迎檢的資料需要通過政務App上傳，並且不同類型的工作內容需要上傳至不同的政務App。

「比如消防安全，現在都劃給村鎮去檢查」。張宇濤說，村裡每個月要做一次安全檢查，需要去20家左右的小餐館、小作坊檢查並拍照，上傳到政務App或者工作群，每個月都要填表，這對村幹部是一個不小的工作負擔。

浙江省紀委監委系統的一位工作人員曾到多地調研「過度留痕」情況，該工作人員對《中國新聞周刊》介紹，有些地方要求村幹部每周都要在村耕地巡查，巡查過程中要打開政務App連線，在不同點位拍照打卡，但是有些邊遠地區信號不好，村幹部巡查了一圈可能沒有打卡成功，為了「留痕」，只得重新巡查一遍。

當形式主義遇上了「過度留痕」的工作要求，往往會引向造假。

這兩年，多地鄉鎮提倡發揮「五老」人員（老黨員、老幹部、老教師、老復員退伍軍人、老村醫等）的作用，對「五老」人員進行集中培訓和開展慰問。張宇濤認為，發揮「五老」人員的作用是一件因地制宜的事，有些地方並不適用，但是上級部門下達了要求，又必須要「留痕」。在他所在村子，「一些老同志不願意參加『五老』會，現在變成只剩一個形式，給他們發個證書，做事的時候人就不來」，儘管有時沒有開展活動，也要拍照、寫會議記錄，「相當於造假，老同志不會寫會議記錄，都是我們自己寫」。

上述紀委監委系統工作人員介紹，有些地方要求每個村的文化禮堂每個月必須要有15場集體文化活動，每場活動必須達到一定人數，比如40人或者80人以上，但是這個目標很難完成，村幹部只能想辦法找來村裡的老年人或者閒散人員，從不同的角度拍攝不一樣的照片，「胡編亂造」。

王山山所在的城市正在搞創建，要求所有市直部門「動起來」，也就是讓工作人員參與各項志願者活動。王山山說，到了年底，工作事務繁多，需要「留痕」的志願者活動就會對工作造成很大的負擔。「不是不願意去，而是年底事情太多了。為了補台帳上的資料，大家只能帶著幾套不同季節的衣服到不同地點拍照，比如站崗指揮交通、撿垃圾維護市容、去社區學習，經常會臨時拉人頭擺拍。」

另外，讓一些基層幹部感到不解的是，許多需要「留痕」的工作原本不屬於他們的職責範圍。

張宇濤認為，消防安全檢查的工作應該讓相關部門完成，但現在被分配到了村鎮，「說實話，這些我們都不懂，只能應付了事」。村幹部到小餐館、小作坊檢查之後，如果遇見不合格的情況，就要下整改通知書，「但是我們沒有執法權，所以他們也不聽我們的」。王山山說，她所在地區商務部門負責的工作越來越寬泛，例如加油站、農貿市場、商超、商場、餐飲業的燃氣安全現在都歸商務部門負責，並且都需要工作「留痕」。「然而我們沒有審批權和執法權，去這些場所檢查，人家不聽我們的，現在我們單位只能請一個外派，從外面公司找一個專業的工程師做這項工作。」

眾多的政務App，許多需要「留痕」的工作對基層幹部造成很大的負擔。

為何難以整治？

一位來自浙江的基層幹部表示「指尖上的形式主義」壓力大，每天用在各類政務App、政務公眾帳號上的時間動輒兩三個小時。

實際上，浙江也是全國開展「指尖上的形式主義」專項整治最早的省份之一。根據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官網的報道，今年年初，浙江省紀委監委橫向牽頭省級8家職能部門，縱向深化省市縣三級聯動，開展「指尖上的形式主義」專項整治，截至2023年6月底，除辦公類、後勤服務保障類以及面向企業群眾的便民服務類應用外，納入專項整治的各類應用共計2593個。

呂德文指出，數字化改革推廣得越深的地區，「指尖上的形式主義」有可能就越嚴重，因此浙江的情況在全國範圍內更為突出，「各個地方、各個部門都很有動力搞各種App，所以有的時候『指尖上的形式主義』也是『錢燒出來的』的形式主義」。

他進一步解釋，由於上級政府有數字化改革、加強數字政府建設的要求，導致每一級部門都在開發政務App，但是很多政務App並不好用，有些工作也不需要通過App完成，因此一部分政務App變成了「殭屍」App。「大部分開發的部門都不希望自己的App變成『殭屍』，所以就會採用考核的方式進行排名，這就演變成了形式主義。」呂德文說，不接地氣的政務App，要麼變成「殭屍」，要麼變成形式主義的負擔。

實際上，「指尖上的形式主義」比傳統意義上的形式主義具有更強的強制力。呂德文說，「工作留痕」並不是政務App誕生後才存在的要求，此前基層治理已有這一要求，但是在各種政務App、工作群誕生後，「工作留痕」的要求變得更加苛刻，「比如工作系統會設定，如果這個環節不上傳照片，下一步就進行不了，這是逼著基層幹部去『留痕』」。在呂德文看來，「指尖上的形式主義」把傳統意義上的形式主義給「精緻化」了。

在呂德文看來，目前鄉鎮和村子的基層幹部面臨的「指尖上的形式主義」的壓力最大。

張宇濤從2009年就在其所在的村擔任村幹部，他感嘆，以前的基層工作和現在不一樣，「以前以農村、農戶為主，基本都在人民群眾中轉，有時間就到群眾中去轉轉，聊聊天。現在基本都是在辦公室坐班，很少有時間到群眾中去走訪、拉家常，便民服務變成了坐著服務」。張宇濤說，村幹部本來就像流水一樣，三年一換、五年一換，如果不經常到村子裡轉，整天盯著各種系統平台，在村裡待了幾年也認識不了幾個人，對基層管理很不利。

「『指尖上的形式主義』，某種意義上消解了群眾工作。」呂德文說，基層要實打實回應群眾的訴求，群眾有什麼問題，基層幹部是要現場解決的。但是各種系統、各種政務App對基層幹部有了束縛，原本只需要面對面直接解決的事情，「要先上報，再派單，網上處理完還要群眾反饋滿意度，一系列操作下來等於基層幹部要干兩遍活，一遍是直接解決這個問題，另外一遍是要把實際乾的活在網上留痕」。

正因如此，對於「指尖上的形式主義」的整治工作也早在幾年前就已開展。

2019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於解決形式主義突出問題為基層減負的通知》，明確提出將2019年作為「基層減負年」，當時，各地將工作群整頓作為執行減負政策的微觀切入點，不少地方政府出台新規，要求「原則上一個單位只建一個工作群」「非工作時間不發布工作信息」。

但除了工作群外，基層幹部承受的形式主義負擔，還在以政務App、政務公眾帳號等形式不斷新增。

「指尖上的形式主義」為何難以整治？呂德文指出，因為這不只是「指尖上」的問題。

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指尖上的形式主義」主要有兩個根源：一是部分地區數字化需求不是從提高基層工作的便利性出發設計的，而是上級部門出於某種目的，或是為了完成數字化考核，或是方便自己的監督管理，所以一開始數字化App就有官僚主義傾向；二是某些政府機構對數字化有庸俗化的理解，以為數字化就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表現，但其實基層治理有它的特點，主要是做群眾工作，客觀上來講，基層工作很難用數字化呈現。他認為，想從根本上解決「指尖上的形式主義」，核心是要解決上面兩個根源問題。

他還指出，要解決形式主義的問題，就不要急於在基層推行數字化。只有在社會應用場景比較充分的時候，政務系統再嵌入才合適。數字化應用也需要一個時間差，政務App比較適合在中上層使用，目前為止還不太適合基層。

「雖然有各種政務App、小程序，但其實基層工作最後還是要到一線去。」楊冬說，群眾需要的不是基層幹部穿著紅馬甲拍幾張照片上傳到政務App，而是要他們下到村子和社區里，真正解決群眾的困難。

（文中張宇濤、楊冬、林靜、王山山為化名）

發於2024.1.8總第1124期《中國新聞周刊》雜誌

雜誌標題：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義」

記者：張馨予

編輯：徐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