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時裝之苑ELLE》10月刊
戴錦華
立領中式夾克 AO YES
人生第64載，治學41年，學者戴錦華在這條她認定了的思考批判之路上，獲得自我，觀照世界。以她為鏡，亦折射出中國高校、理想主義、文化分層在過去數十年間的演變浮沉、來而往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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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中，美國廣播電視藝人聯合工會（SAG-AFTRA）與掌控著實際權力和資本的製片人聯盟（AMPTP）談判破裂，繼編劇工會（WGA）後，宣布加入罷工。這是63年來兩重頭工會首次聯合罷工，使好萊塢進入歷史性的全行業停擺。在AMPTP提出的協議中，他們要求啟用「一項突破性技術」掃描群演容貌，自此擁有一個數字化演員可供隨意使用。整個過程中，人類演員僅收到一天的勞務薪資——也就是掃描日那天。
人工智慧干預管理最終成為此番角力中最大的訴求之一，有媒體也因此稱其為「人類抵抗AI的首次集體行動」。儘管它終會以某種形式的「a fair deal（條件談妥）」收尾，毫無疑問，一場關於通用人工智慧的全球化危機正在暗自形成一種新的秩序。未來已至。
京城酷暑，天如空鏡，太陽毫無遮蔽地炙烤地表的一切，熱得反常。但戴錦華感到了遠處蟄伏的黑雲，「我覺得已經太晚了，但是至少，我們現在該開始反省這種『科學崇拜和技術進步一定會造就人類福祉』的堅信。」
她今年64歲了。執教第41年，其中，有30年在北京大學，是一半的人生。如果從她在北大讀書時算起，她已與大學校園打了45年的交道。
在北大，戴錦華的所屬院系是中國語言文學系比較文學教研室，任電影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然而，她的視線所及超越學科自身，對泛文化場域內的事件始終抱有獵隼般的熱忱、警醒和精準。
她以電影為支點，撬開洞悉大眾文化的線隙，以譜繪女性主義為立場，體察革命的磷火焚過的廣大第三世界，她關注的議題發散得仿佛有即興的志趣，即興之中，她堅守反思的陣地。離她最遙遠的一個詞是「迂腐」。
她吸納著發生在各個角落或嚴肅或娛樂的文化景象，比如瘋狂流傳的AI孫燕姿仿真翻唱、特朗普被逮捕的假新聞照片、德國攝影師Boris Eldagsen的AI生成圖問鼎今年索尼世界攝影大賽而無一評委察覺⋯⋯在戴錦華看來，這些都是新技術革命的冰山一角，而人類社會則如同一艘罔顧警示、全速前駛的巨輪。「原來我一直以為人類社會有基本共識，就是在讓通用人工智慧進入社會生活之前，我們會有一個嚴肅的討論，一個從公共政策、國家和社會出發的應對預案，結果什麼都沒有發生，人工智慧的應用就已經進入我們的生活了。」
問題之切膚，同問題之遙遠。當一部分人熱切討論著人工智慧，乃至思忖起職業或人的本質，另一部分人將此作為時髦的談資，還有一些，於生活里沉浮，沒有餘力去關心最新的測試中模型又擁有了幾歲心智。人類群落之間，早無共識。
這種時刻，戴錦華心中那股自青年時期起盤桓不散的無力感又湧上來了。然而變革在她身體靈魂上留下的灼痕余痛未消，令她對介入所謂社會現實的行動充滿警惕。「我不能夠提出一個我對於理想社會、理想生活、理想價值的確定無疑的選擇。當我內心浮現出一個圖景的時候，我自己會有太多的懷疑和批判。我可以肯定我要反抗什麼，但我不肯定這個反抗，把我們帶到了哪裡。」
她習慣讓思考走在前面。
多年來她不斷解構、言說的命題，生長在同一個譜繫上，在階級、性別、性向、種族、媒介等名詞下面，是「人的尊嚴，比如說對他人差異的尊重，比如說如何能夠超越我們的軀殼，抵達被我們囚禁在軀殼中的個體生命，這也包含了無條件反對戰爭，以及我們有沒有可能完成關於正義和平等的實踐」。
這個她或許將探索終生的脈絡核心，戴錦華說，是「如何尊重生命」。
白色繭形短款大衣
白色針織半裙
均為 Ruohan
駝色半高領針織衫 Brunello Cucinel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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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錦華出生於1959年的北京，趕在震盪、激烈、自決的1960年代到來前。
1978年，戴錦華在北京大學中文系讀文學，班上51人，13個狀元。她身高1米75，鞋碼42，常穿長款的衣服，煙不離手，在人群中顯得出挑。更出挑的，是她在課堂上邏輯清晰、犀利、強勢的聲音。
1987年，戴錦華28歲。這一年，她與鍾大豐、李弈明一起將電影史論學科化，從課程設計、教材編撰，乃至奔走在不同考區面試學生，一應親為，北京電影學院自此擁有了中國第一個電影研究專業。
自19世紀末電影誕生之初，圍繞它的教育就開始了。20世紀第二個10年，莫斯科電影學院的學者們便在課堂上分享對於影片的種種思辨。隨著製片廠制度的興起，電影從業者沿襲學徒制，美國西海岸的大學亦開始為電影設立學位，教授技藝。至20世紀後半葉，理論研究在高校電影教育中被逐漸側重，並清晰劃分出來。儘管有所滯後，電影研究的種子終是落進了中國的土地。那時，電影學院還在朱辛莊，望不見頭的草野連著田地。戴錦華是拓荒者。
她同樣也是最早將女性主義研究引入國內的學者。這似乎是某種必然，「某種意義上我是那種早熟或者性別意識覺醒得早的人，然後就一直非常困惑，這種困惑形成了我此後用半生的時間去跟它內耗的自卑。」
「我記得特別明確，我會覺得我在事業上要更加努力，因為我在人生的意義上是一個有問題的女人。內心會有一種悲哀。」她說完，有短暫的停頓。
因此，當她與女性主義相遇，它為她的個人生命帶來了直接的救助。「對我來說，女性主義與學術的關聯是最鬆散的，但和生命的關聯是最深刻的。」
往後這些年，她的學術脈絡發生過兩次重大變化。在確定影像研究範疇和方法後，卻在中國電影與世界會合時感到一種語言的失效，她進而將審視擴寬至更大的文化場域；她曾擁抱過西方思想資源，也曾以為自己從理想主義的衝動中痊癒，這種篤信又在世紀之交中國社會商業化的激變中幾近沉沒。一場出走隨之發生，她走向了第三世界的田野，開始了持續數年的訪問考察，足跡遍及巴西、古巴、秘魯、埃及、委內瑞拉、墨西哥、肯亞、印度等地。
白色繭形短款大衣 Ruohan
駝色半高領針織衫 Brunello Cucinelli
銀色耳飾 Dan Dream
千禧年後，戴錦華保持著每兩年出版一部著作的頻率。近幾年，媒體採訪、文化活動之外，戴錦華參與錄製了數門電影課，編撰了片單，在新媒體平台上激起巨浪。僅《戴錦華講電影》，如今已有近2500萬播放量。電影之外，她在B站、豆瓣、公眾號上對人們時下迫切關心的問題一一做出回應：逃離北上廣、年齡焦慮、親密關係、兩性對立、內卷⋯⋯多年前在電視上的節目片段，也被挖出來「翻紅」。她並非是近幾年才進入公域發出言說，但聲量藉由網絡放大，超越了高校的壁牆，被越來越多人熟識。
在大眾眼中，她已近似一個精神領袖、人文學科的智識偶像，這種結果未必是戴錦華的本意。社會對於文化現狀和未來的彷徨之情，以及大眾對知識分子的眷戀和理想投射，均參與了其中塑造。
在中國電影史上，內地票房排位前10的影片，9部為國產，均來自過去6年。觀影前所未有地成為一種集體的狂歡。網絡上，戴錦華的觀點，常被冠上些頗為令人驚駭的標題二次傳播：「只有看完她的影評，才能說是看懂了電影」、「×××嗎？聽聽戴錦華怎麼說」、「最專業的電影評論家告訴你該如何看電影」⋯⋯這些題目，擔負著奪人眼球的功能，某種程度，也揭示了大眾對於權威的渴望，一種對嚴肅的饑渴。「不是因為我能夠成為一個解惑者，而是這個社會的困惑太深刻，以至於一些我以為非常樸素的道理，人們會覺得震驚。這只是證明我們整個社會的精神匱乏。」
數字媒體改變了在公眾層面產生影響的途徑，在一個人人都可以言說的時代，接收眾多聲音帶來空前的消耗和無知，個人認知又在重複信息的擁簇下愈發堅固，大眾究竟需要怎樣的話語，權威又承擔著怎樣的意義，這是ELLE持續消化與探索的命題。同樣思考它的還有戴錦華。
當戴錦華在講台上、講桌後、鏡頭前、螢幕後⋯⋯這似乎是話語權發生古典式歸位的時刻，那聲音天然有一種感召力，繁複深奧，卻清晰明了。說完某些句子後，她會放置一個氣口，仿佛留時間讓聲音落在地上或落進學生心裡。在那裡，人們所有的迷茫和脆弱都可以被接納，所有問題皆有答案。這多少是一種甜蜜的幻覺。然而，即使戴錦華相信「人只會在社會性的互動當中相互影響」，無法被改造，她終究沒有徹底放棄與大眾溝通的工具，期盼著「能夠留下些什麼」，也願自己的言說得以走到大學課堂之外。
每個時代的情境唯有屬於它的個體能夠體認。「每一代人只是曾經來過，而人生這麼短，這是基本事實。我們的生命經驗無法在基因中傳遞，人類社會的迷人和悲哀都在於此。」
立領中式夾克 AO YES
數十年間，戴錦華瀏覽過成千上萬部電影、文學、理論著述，省思人類繼承、新築的生存系統。解構使人孤獨。戴錦華毫無疑問是孤獨的。
她想念她剛到電影學院時的系主任、後來的沈嵩生院長，他的包容是一種簡單，替她消化了許多學院內外的複雜。還有在中國創立了比較文學學科的樂黛雲。少女時的戴錦華，黑亮的直發，眼尾柔和微垂，戴著大框眼鏡，在台下做樂黛雲伶俐的學生，在樂家做羞澀的常客。後來，樂黛雲成了她一輩子的老師，是她「生命中最為具體和直接的一個榜樣性目標」。
最初同行出發的人，在時間中凋零或失散。1990年代，身邊許多人選擇出國，留下的，各謀出路。有學界的老友打來電話，開口就問能不能弄到50噸鋼板材的批條，甚至「把蘇聯的軍艦倒到非洲」。她說起去台北時常會拜訪的閱讀沙龍，有朱天心、朱天文，還有其他作家與導演，大家互相安利作品，一起刷小說。但她的路上，再難有人與她共鳴。
2023到來前的最後幾天，母親去世了。在哀痛老年人在病毒攻擊下群體性死亡的同時，她意識到一直將自己錨定在現實中的「羈絆」沒有了。1989年她的父親去世於南非，那之後，戴錦華和母親長久相伴，和母親共同度過的具體的生活，「使我必須要面對在現實中一個普通人要面臨的種種。」
過去，戴錦華很少想到老，因為上面總有一個比自己更老的人。現在，時間拖拽她站上前線。對死亡的思考反而更早浮現，這被她視為「一個人文學者的常規命題」。她喜歡一句用來描述戈達爾的話，「雖然精疲力盡，依舊隨心所欲」。她希望自己也能最後選擇一次尊嚴，盼望她的思想擁有更長久的生命力。
縱觀戴錦華多年來出版的著述，標題里有意象反覆重現：船隻、島嶼、斜塔、鏡、鏡像、霧。這些當然來自於她的語言體系，然而字眼之中，她的身影也逐漸清晰：一個孤身一人在混沌與遮蔽間環顧，穿行、嘗試求真的人。
漢娜·阿倫特曾為孤獨作出頗有意味的論述，她寫道，「在孤獨中，我和『自我』共處，因此合二為一。」在這個維度上，孤獨又或許是戴錦華主觀的選擇，也因此獲得了和自我的可貴的親密。
大學本就是一個充滿選擇的地方，正如學院高牆外的世界一樣。下課了，台下的人走出去，投入了各自的生活，其中有多少會走上人文學術的道路，又有多少能夠畢生奔走於此，戴錦華或許沒有做過計算。她只是又走回了她的書齋。
在英文中，大學University一詞，來源於拉丁語「universitas」,意為「師生一體」，它由「unus」 （一）和「versus」（轉向某一方向）組合演變而來。這似乎是戴錦華的寫照：在認定了的道路上獲得自我、觀照世界。她是不會離開這條路了，思考和工作即是她的生活，她那在旁人看來難免晦澀、深邃、曲折的學術，於她而言源自不同生命時期的遊戲：攝影、玩手機攝影、看盡天下吸血鬼電影、嗑耽美、看同人、挑精油、集石、設計首飾⋯⋯她放縱自己做姿態各異的沉溺，真正地遊戲人間，以至到今天，她仍在體認，仍在好奇，仍在不服，仍在博弈，仍在對抗，仍有信念。
她也只能在這條路上走下去了，與她的電影、書籍、歷史現場一起。正如她已在太多場合引用過的電影《一代宗師》的台詞：「大時代，無非是一次選擇。我選擇留在屬於我自己的時代。」在一個成熟、急迫、堅硬的當下，做一個荒唐的人。她教了一輩子書，心裡卻知道，人無法被教育。她選擇儘可能地活成自己主張的樣子，期冀有學生看到會樂意去效仿，「一個老師的禁忌是，別成為一塊太低的天花板。」
立領中式夾克
黑色長褲
禪衣府綢襯衫
均為 AO YES
ELLE：工作狀態之外，你覺得自己是一個更偏感性的還是更偏理性的人？
戴錦華：我自以為是個很感性的人，非常情緒化，到了這個年齡還是諸事形於色，我覺得自己還不夠成熟，不夠理性。不過不知道為什麼，通常我會被人們認為對所有事情的反應過度理性。
ELLE：在很多年輕人眼中，你是一個文化、精神偶像，你怎麼看自己？
戴錦華：這種熱度是一個錯位。它不是說明我的影響力，而是證明了我們整個社會的精神匱乏、彷徨和困惑。是各種各樣的偶然把我推到現在的狀態上，我原本非常忌憚和抗拒流媒體平台，因為我很恐懼網絡上的非理性暴力。另外我一生拒絕好為人師，我害怕成為精神領袖或者人生導師，一是我不認為自己有這種資歷，其次我一直告訴自己要記住自己年輕時的感受，當時的我拒絕別人的告誡，所以老了之後也不要因為自己更智慧就試圖去告誡年輕人。人只會在社會性的互動當中相互影響，無法被改造。
ELLE：你覺得自己身邊的朋友，有什麼共同點嗎？
戴錦華：我的朋友們都會在某一個時期有強烈的共鳴，會分享非常接近的價值觀和情感結構。朋友之間最重要的是相互欣賞，且這種欣賞只有女性之間才會有。一個女人對另一個女人的欣賞和讚美才是最真切、真誠的，她對你的鼓舞是別的關係不能給予，也無法取代的。
ELLE：你認為跨越代溝是可能的嗎？
戴錦華：我曾經努力去和年輕人交流，為了能更準確地把握當下的文化現實。但後來我在一次公開演講中承認，代溝是不可跨越的。其實與其說是我承認，不如說是我沒有跨越代溝的願望。一是我發現我們不再共享情感邏輯和情感結構。更重要的是，坦率地說，我不想與他們共情，因為我強烈地意識到，他們更成熟，我更幼稚，他們更理性，我更荒唐。就像《一代宗師》里說的那樣，大時代，無非是一次選擇。我選擇留在屬於我自己的時代。我的選擇是一種堅持，而不是一種保守或者拒絕。這並不妨礙我繼續去觀察。只不過我不再試圖改變我自己來和他們相遇。
ELLE：你有沒有想過，單純之人可能會快樂，如果無知就沒有這些困擾？
戴錦華：拉康有一種說法叫「無知的激情」，但我認為無知或者不問的最大問題在於以為自己有知。不追問其實就是把已有的知識當做答案。如果那個答案真的能夠令人滿足，那沒有問題。但其實人之所以會去追問，並不是追求真理，而是那種不滿足和不安，在迫使你追問。所以我不認為如果我們不問會更快樂，通常其實是我們問才會更快樂，因為尋找答案的過程本身是快樂的。很多時候提出問題並不以獲得答案為重心，提出問題和尋找答案的過程，也許就是價值所在。
策劃：ELLE專題組
監製：VIVIANE GAO
攝影：吳明
造型：康康
化妝：ANLY園
髮型：森森
採訪/撰文：KIRA音俞
導演：張琦
剪輯：三明治人
編輯：TERESA、KIKO
設計：ZHAO WEI
微信文字整理：DAI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