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文傑
魯迅的「反傳統」觀念常被批評，如林毓生認為魯迅是一位全盤否定傳統的人物。對此，列文森的《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反思了魯迅「全盤反傳統」的學術觀點。他認為魯迅雖然在思想觀念上是「全盤性反傳統主義」，在感情上卻依然對此有所依戀。然而，在學者高遠東看來，這種觀念雖然有所洞見，但是仍然忽視了魯迅對中國傳統的批判性繼承。不少優秀的魯迅研究者對「魯迅與傳統」進行了意味深長的探討，指出魯迅與舊學的關係，比我們所想像的豐富得多。魯迅的思維也從來不是單線條的，而是豐富的。
魯迅智慧多來自古中國文明薰陶
實際上，魯迅與中國古文明的關係是頗為複雜的：從小讀各種舊書，筋骨、魂魄都浸潤其中。長大後想要擺脫其弊害，但幽靈如影隨形，字句中不經意流露出舊學的血脈。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在現代中國的語境中，魯迅更對舊學進行了改造，使之成為適合現代中國的「國學」。在這一點背後，牽涉到古今轉換的重要問題：魯迅作為新文學的傑出代表，如何把傳統之物轉化為現代精神，是值得探討的。
因而，如果需要把握魯迅文學、思想的要害，「國學」是一個離不開的角度。研究者對此雖有所探討，但從整體性視角出發的研究尚不多見。孫郁的近著《魯迅與國學》就是這麼一部從整體性視角出發，探討魯迅與國學之間辯證關係的佳作。孫郁向來關注魯迅先生的「暗功夫」，即魯迅為文背後的知識結構。該著更發微抉隱，從金石學、考古學、文字學、文學、哲學、民俗學等多個視角重審魯迅對舊文明的現代重構與發明，體認魯迅的逆俗筆墨與深藏於文的「暗功夫」。
魯迅如何理解國學？該書開卷第一篇《從新知到國故》，道出了魯迅的獨特眼光：魯迅是從「新知」的現代視野入手，重新反觀「國故」的。而他的視野，也並非囿於儒學一隅，而是以清明的眸子重新凝視古文明的元氣。他的文字絕非朽木，亦不見酸腐的呆氣。如書中所言，魯迅的「非學院派」視野，與陳寅恪、馬一浮等儒家士人是迥異的，背後是「現代性的元氣」，「在經學之外另闢蹊徑，思想有另一個原點」。這也正是為何魯迅能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開端，以《狂人日記》發出嚆矢之聲。
因此，該書所強調的「魯迅的智慧多半來自古中國文明的薰陶」，並非指的是魯迅文學、思想的復古性，更絕非把魯迅視為一位遺民式的儒者，而是指魯迅基於現代的眼光對古文明元氣的再發明，所謂「正像尼采從古希臘文明中吸收了智慧一樣，魯迅的智慧多半來自古中國文明的薰陶」。看似偏至之言，實際上是周全的。
在孫郁看來，魯迅「避開了儒學正宗之路，而發現了文明史中的另一種資源，即所謂『取今復古，別立新宗』正是」。魯迅對傳統的思考路徑，與尼采相類似——「復古」之路上，絕少不了「取今」，而「復古」的目的，也正是為了「別立新宗」。而魯迅之所以能發現古文明的美質，是因為百年大變局中的中西升沉，「當歐洲文明在自己的世界中出現的時候，他對於故國的舊有的形態才有了另類認識。」所謂「取今復古，別立新宗」，是魯迅獨特的文明觀，也正是本書的根本用心所在，最後其實指向的是對「立人」與「人國」的追求，「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人生意義，致之深邃，則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
國。」（《文化偏至論》）如是而已。
以「取今復古」眼光重審先秦諸子
魯迅「取今復古」的眼光是如何重審中國古文明的？這體現在對諸子資源進行了重審：挖掘其在先秦時的元氣，抵抗其在後世異化的暮氣。
魯迅對先秦諸子的敏銳眼光，如孫郁所言，也受到其師章太炎的啟發。在該書第十四篇《對章太炎學識的取捨》中，有意味深長的表述：「（章太炎）在言及莊子與佛學、儒學的時候，差異里的相似性被一一道出，確是不凡的思路……我們由此聯想起魯迅論述孔子、莊子的思想，以及隱士、俗士之關係，邏輯幾乎一致。」魯迅對先秦諸子的看法，確與其師章太炎相似，都是用「重估一切價值」的思路，摒棄那些被後世捧上神壇的木偶，拒絕那些士大夫的格套，尋找那些本然之所。這點在全書第五篇《非儒與非孔的理由》中，有較為充分的說明。在孫郁看來，在後世，孔子的思想多異化為了舊儒的暮氣。因而，魯迅對那些異化的士大夫禮教話語多有抵抗。他從來就警惕那些重來的故鬼，拒斥那些尊孔的幽靈。但是，魯迅的境界實在與先秦時期的孔子有相似之處，那就是都「不以世俗的是非為是非，都是逆風潮而動的人物」，有一種「超俗的人間情懷與思想境界」。只是較之孔子的克己復禮之思，魯迅更推崇戰士的姿態。
該書第六篇《對莊子的另類敘述》，也呈現了魯迅以「取今復古」的眼光重審諸子學的思路。在孫郁看來，魯迅對莊子的理解，來自尼采式的眼光。魯迅汲取了莊子辭章中飛動的色彩，學習了《逍遙遊》等篇章中天馬行空的思路，從而鑄造了屬於魯迅自己獨特的辭章。然而，魯迅對莊子的文學、思想絕非盲從，在其小說《起死》之中，多有獨到的反思。魯迅對莊子的批判，其深處是沉重的現實感，有著來自大地的氣息，寄託著對新的知識階級的渴望。
魯迅不只對莊子有所省思，也對墨家的思路有所肯定，並將墨家視為一種精神資源。《魯迅與國學》的末篇《晚年文本的墨學之影》就指出，在晚年魯迅的《故事新編》文本中，突出了對墨家苦行精神的肯定。這與其說是體現了魯迅對古人的解釋，不如說是他借墨家的精神，來深切觀照現實，昭示了魯迅對左翼文學、思想的體認，以及對「新人」的想像。由此，我們可以發現：魯迅對舊學的再造，意味著從中華歷史中挖掘出真正的民族魂。對國學，他有自己的鐵肩擔當與不息堅守。當中華文化「花果飄零」時，他是當之無愧的中華文化守夜人。
亦對民間傳統有著深切的體認
在孫郁看來，魯迅這一「取今復古」的文明觀，不僅重釋了諸子學的意義，也對民間傳統有著深切的體認。
從民間的角度閱讀魯迅，是孫郁一貫以來的學術志趣。從民間視角來看魯迅的國學，也能打開許多問題。本書第九篇《批判舊戲的幾種理由》就從民間視角出發，體現出豐富的意味。孫郁指出：魯迅的戲劇批評，也是其文明批評的一種，蘊含著大的文化關懷。具體來說，魯迅對京劇等舊藝術多有批判，是因為他以為這些屬於儒教的舊戲，都還在陳舊的意識形態里。相反的是，魯迅推崇那些民間的戲劇藝術，認為這些藝術有新鮮的氣息，屬於天籟之音。這種觀念在他的文本《社戲》《五猖會》中，歷歷可見。在魯迅看來，新的戲劇藝術需要汲取域外的資源，從而敞開對傳統的理解，在民間的土壤中取得生機。概言之，魯迅對傳統的看法，並不拘泥於廟堂之上的大傳統，而是對民間江湖的小傳統也多有會心。
值得進一步指出的是，《魯迅與國學》也與近年興起的「魯迅文明論」研究，產生了富有意味的對話。這些研究多過於強調魯迅早年的思想，對魯迅思想的整體性有所撕裂。而《魯迅與國學》對魯迅文明觀的探討，是從魯迅的留日時期出發，貫穿於魯迅一生（包括20世紀30年代寫作《故事新編》）的討論，具有整體性的視野與思想史意義。在本書看來，魯迅20世紀30年代的文學實踐及其文明觀，所呼應的是魯迅早年留日時期所形成的文明觀，其用意都是「取今復古，別立新宗」。這讓我們能更好地理解魯迅思想的整體性與豐富性。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