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哥袁克文，小名叫做招兒，從小過繼給大姨太太為子。他小時候很頑皮，既沒有正正經經地念過書，也沒有正正經經地練過字。但是他極聰明，有著「過目不忘」的「本領」，所以他對於寫字、填詞、作詩、作文章，都有著比較好的成就。我父親對外的比較重要的信件，有的時候由他代筆。我們彰德老家的花園(養壽園)內的匾額、對聯，就是我父親讓他撰擬和書寫的。我父親對他是比較偏愛的，有時候得到了好的古玩，總是叫了他來，當面「賞」給他。有時候看到飯桌上有好菜，也經常叫他來同吃。大姨太太對於二哥更是十分溺愛，二哥向她要錢用，她從不駁回；如果實在不能滿足二哥的要求，她也會向我父親轉要了來，供給他用。因此，二哥從小就養成了用錢如水的毛病，以致最後他不得不靠著賣文、賣字來維持生活。說起來，這是和大姨太太對他的溺愛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的。
我二哥吃、喝、嫖、賭、抽，樣樣都來。他會唱崑曲，好玩古錢。他收集了許許多多的外國金幣，包括各個國家各個時代里所用的金質硬幣，形狀有方有圓，體積有大有小，都裝在一些特製的盒子裡。聽說，他後來因為窮的緣故，把這些金幣都押給了旁人。他後來又入了青幫，花了很多錢，當上大字輩的「老頭子」。他有了錢，隨手用盡；沒有錢，卻絲毫不以為意。他死了以後，只在他書桌上的筆筒里找出了二十元錢。
他一生一共娶了五個姨奶奶。他納寵的方式，是走馬燈式的。這五個姨奶奶的順序是：情韻樓、小桃紅、唐志君、於佩文和亞仙。這其中只有情韻樓是一個沒有進門的姨奶奶。她是上海的一個妓女，由二哥贖了身，住在上海，已經生了一個兒子。不料這件事情被我父親知道了，就讓二哥把她們母子接進府來。但是，情韻樓不願意受那大家庭的束縛，二哥無法，只得把他在上海另外結識的一個妓女叫做小桃紅的，冒名頂替地帶了孩子，一同進府。上面曾經提到，他和二嫂劉梅真的婚事，原是匆促之間在天津結成的。他們之間的感情並不很壞，可是由於二哥浪蕩成性，所以他的這五個姨奶奶就這麼一個一個地進門，又那麼一個一個地離去。在他剛—納寵的時候，二嫂哭鬧得很厲害，並且還哭到我母親處。我父親聽到了以後，就說：「有作為的人才有三妻四妾，女人吃醋是不對的。」
二哥的有名分的姨奶奶，只有這五個人，那沒有定名分的，據說先後—共有七、八十個了。
他在我父親死了以後，是經常住在上海的。他入了青幫，當上了「老頭子」。青幫中的輩份，是按「大、通、悟、學」這四個字來排定的，二哥是個「大」字輩。據說，當時「大」字輩的師父是已經沒有了，因此「大」字輩的人可以代替師父收徒。二哥的這個「大」字輩，不容諱言是用了很多錢才買到手的。二哥在天津住在地緯路和兩宜里的時候，都開過香堂。開香堂時，是不准許幫外的人偷看的(就是二嫂也不准偷看)。可是二哥深深知道我的性格，我要偷看，他也無法。現把二哥開香堂的情況，比較詳細地介紹在下面：
開香堂總是在夜間舉行。開堂的時候，先在屋內的香案上，供上兩個紙牌位，供的是潘、錢兩位「祖師」；在屋門外擺一個茶几，也供一個紙牌位，那是一位姓張的「祖師」。這個茶几，是有一個人在旁看守的。他每次開香堂，總有上百的人來參加，還準備很多桌酒席。儀式完了，大家分坐，又吃又喝。酒席的費用，是由他的徒子、徒孫們分擔的。在拜師的時候，首先由二哥點上香，磕過頭，接著便是拜師的人向上磕頭。他一共要磕一百二十個頭，每磕一個就站起來，然後再繼續磕。磕完了頭，他還要跪在那裡發誓。誓詞的內容大致是這樣：一不許奸盜邪淫，二不許欺師滅祖，三不許倒采荷花(意思是幫里人不准和本幫人的家屬發生暖昧關係)，四不許泄露秘密。如果犯了其中的某一條，就要受到「五雷轟頂，仰面還家」的懲罰。發完了誓，還要向師父和師兄弟們行禮。對師父和大師兄是三跪九叩，對一般師兄弟就是一跪三叩了。當時到場的師兄弟們，也要向師父和大師兄道喜 ，行的也是三跪九叩禮。開香堂時，是不准女人參加的。開香堂的情況也不准向外人說，說了是要犯「幫規」的。幫里還有這樣一些「規矩」：師兄弟間，先拜師的是師兄，後拜的是師弟，他們是不論年齡的；大師兄執掌生殺的大權，師兄弟們犯了錯誤，先告由大師兄負責處理，或是打，或是罰，犯了錯誤的人絲毫不准違抗。如實在不能解決時，再稟告師父處理。徒弟們把師父，師娘叫做爸爸和娘。師父死了，由大徒弟和他的妻子披麻帶孝，打幡抱罐，大徒弟手裡還拿著哭喪棒。這打幡、抱罐的事情，師父的兒子、兒媳反倒不能插手。家裡有一個人入了幫，其他的人就不用再入了，意思是，他一個人在幫，他的家屬自然能夠得到幫里的照應。另外，還有一些「規矩」，象帽子要仰著放，吃飯時不許在桌上戳筷子，喝酒時不許說「干」，以及怎樣在茶館裡求助盤纏等等。
二哥還會唱一口好崑曲，最初他是唱小生的，在他戒煙以後，身體發胖，才改唱丑。他所擅長的劇目，有《卸甲封王》、《遊園驚夢》、《長生殿》等等。他還和京劇界的老藝人，如孫菊仙、程繼仙、肖長華、程硯秋等人交往很密切，彼此之間的感情也很好。所以有的時候他也唱一下京劇里的丑角，例如《審頭刺湯》里的湯勤，在當時的京劇界中是很博得好評的。有一次，他回到北京，準備和陳德霖在新民大戲院合演《遊園驚夢》，這已經是我父親死了以後的事情了。大哥聽見了這個消息，認為他這是「玷辱家風」，就通知當時的警察總監薛松坪派警察準備把他關押起來。這時候，他就分派他的徒子、徒孫們把住戲院的前後門，不讓警察進來。薛松坪無法，親自來到戲院，勸他不要唱。他笑著說：「明天還有一場，唱完了，我就不唱了。」結果還是演唱完了才算罷休。據說，他這兩場戲，一共用了三、四千元。
他在上海賣文、賣字，是有「筆單」的。後來，他回到了天津，依然靠著賣文、賣字來維持生活，所以，他在當時的《北洋畫報》上也是有「筆單」的。他的家裡，經常堆著很多的紙，可是他並不認真去寫，非到實在沒有錢，逼得他不能不寫的時候，才挑選那報酬比較多的寫出幾件，送到《北洋畫報》換回錢來。他所寫的字，只要送出去便可換錢。但是，如果他手上有十塊錢，他也是不肯寫的。他寫對聯和扇子，有的時候是躺在煙鋪上提著筆懸肘寫的。有一次。他給張宗昌寫了一個極大的「中堂」，代價是一千元。由於那張大紙又寬又長，屋子裡擺放不開，他就把紙鋪在兩宜里的弄堂里，脫去了鞋，提著個最大號的抓筆在紙上站著寫。
他的荒唐生活，從他十五、六歲就開始了。他經常住在外頭，整夜不回來。由於大姨太太對他過分溺愛，首先替他百般隱瞞，所以起先我父親並不知道。為了替我二哥隱瞞，大姨太太甚至還說出這樣的話：「誰要是告訴他爸爸，我就和誰拚命。」有一次，我母親因為他在外面宿娼，徹夜不歸，實在氣得無法，把他痛打了一頓。但是大姨太太卻因此和我母親大鬧了一場，嚇得我母親從此也就不敢再管了。後來，我父親雖然知道了一些，但是也在那裡裝糊塗。
我二哥的荒淫生活，他的走馬燈式要姨奶奶以及一批女人和他先後姘居且不細說，只要看一看他後來在天津的一個時期的荒唐生活，也就足以說明問題了。他那時住在河北地緯路，卻在租界裡的國民飯店開了一個長期房間。他很少住在家裡，不是住在旅館裡，就是住在「班子」里，有的時候連當時最低級的所謂「老媽堂」，他也同樣去住。有的時候他回到家裡，二嫂和那僅有的一個姨奶奶總忍不住要和他吵。他卻既不回嘴，也不辯解，只是哈哈地大笑起來，笑完了，揚長而去，仍然繼續過著他那荒唐的生活。
當我父親奉命出山，我們家裡人還留在彰德的時候，他回到彰德來了。大家一看，他已經剪下了辮子。這時候，我家還沒有一個人敢這樣做。因此，大家感到非常驚訝。特別是大、三兩位姨太大認為他要鬧革命了，都拉著他的手又哭又鬧。他實在無法，就說：「好啦！好啦!我以後留起來就是啦！」他這麼說，我母親到底還不放心，她把他看了起來，使得他行動不能自由。後來，我父親從北京打電報來叫他，我母親無法阻攔，他才得以離開彰德。
大概是他擔任前清法部秘書的時候(他一生只在政府機關中做過這麼一回事)，有一次，部里派他到東華門大街去會同驗屍，由於他不願意看見那屍體的難看樣子，就用墨把他所戴的眼鏡塗黑了，糊裡糊塗地走了個過場就算交代了這個差事。但是，他回來以後，還是病了一場。
他是一個「名士派」的人物。他所交接的也是和他氣味相投的一些人，如方地山、董賓古等等，都和他來往得很密切。在中南海的時候，他會客和閒坐的地方是「流水音」，他經常和這些人在那裡過著詩酒風流的生活。他不愛過問政治上的事，也不願意和當時的達官要人們往來，所以在我父親死了以後，他就是在生活困難的時候，也從不向當時的軍閥政客——我父親的老部下「打抽手」。後來，張作霖和張宗昌雖然都邀請過他，他都一一辭謝了。
他於一九三一年舊曆二月死在天津兩宜里。他本來得了猩紅熱，發著高燒，後來經過調治退了燒。這時候，他又跑到他長期包住的國民飯店四號房間，叫了一個名叫小阿五的妓女來胡搞。回家以後，他就又發起高燒來，過了兩天就死了，終年四十二歲。
上面提到過，他死後，只在筆筒里找出了二十元，因此他的後事都是由他的徒弟們拿出錢來辦的。他的大徒弟楊子祥按著幫里的「規矩」，給他披麻帶孝，主持一切，同時給他穿孝的徒子、徒孫們，…共不下四千人。開弔的時候，整日地哭聲不斷，還有很多妓女繫著白頭繩前來哭奠守靈。出殯的時候，除了天津的僧、道、尼以外，還有北京廣濟寺的和尚、雍和宮的喇嘛都進來送殯。從他的住處直到他的墓地——西沽，沿途搭了很多的祭棚，有各行各業的人分頭前來上祭。他的喪事，在當時是轟動一時的。
他有四子三女。子家蝦、家彰、家騮、家驥、家彰、家騮曾留學美國。家煆一九六一年死去。家彰現在美國。家騮現在天津教書。女有家華、家宜、家藏。
一九六三年
（取自《八十一天皇帝夢》（文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