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爭災亂和高壓統治之下，藝術往往既次要又重要。
《辛德勒名單》中，只有技工這樣可用的生產力才能免於被送去集中營，會長笛的作家和文史老師只能通過偽裝進入搪瓷廠來保命。
而《鋼琴家》中，斯皮爾曼恰恰憑藉對蕭邦《g小調第一敘事曲》的深情演奏，感動了納粹軍官得到了救助。
有時候藝術終究是占據著人的一部分本能，在關鍵的時刻喚醒善與良知。
《竊聽風暴》里，秘密警察衛斯勒在監聽中為劇作家德萊曼的藝術所動，選擇承擔風險暗中給他打著掩護。
結局處的「這是給我的」一語雙關，即使再無他人知曉，但衛斯勒仍欣然收下了「獻給好人的奏鳴曲」。
影片在當年榮獲79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同時也是弗洛里安·亨克爾·馮·多納斯馬爾克的處女作長片。
12年後，他又交出了一部更純粹的藝術命題——
無主之作
Werk ohne Autor
這部電影用3個小時完成了1937到1966年的時間跨度，從德國藝術家庫爾特的成長，延展到藝術逾越戰爭和極權的自由意義。
庫爾特的藝術啟蒙來自阿姨伊莉莎白。
現代派的作品被納粹德國歸為「墮落藝術」，年輕的阿姨不為國家的意識形態和強制灌輸的思想所左右。
美不該是一味地符合常規，順應時代。
真實才是美好，包括那些不和諧的東西。
她愛公車震耳的鳴笛，褪去衣物的輕盈暢快，滿載生命與宇宙力量的琴音和那些禁錮之外的生存規則。
可惜人人自危的社會普遍遵循著錯位的定義，他們把前衛當作癲狂，把清醒當作病態。
被診斷患有「青年妄想症」的伊莉莎白須進行強制治療，她哭嚎著被抬上車。
母親蒙住庫爾特的眼睛，他執意要親眼見證這一幕。
因為阿姨曾告訴他：「永遠不要把目光移開。」
他把手遮到眼前又放下，不論畫面是聚焦的還是模糊的，虛實如何轉換，真相它總是在那兒。
不管理由有多麼崇高，小人物遭受衝擊與傷害是事實。
《無主之作》中的絕育是實現種族凈化。
伊莉莎白先是被剝奪了生育的權利，後是喪失了活著的權利。
因為戰局緊張，她和其他被醫師判斷為無藥可救的病人成為了節省醫療資源的犧牲品。
少年庫爾特注視著空軍投下錫條和炮彈，望著遠處陷入火海的房屋仿佛也看見了自己親人的命運。
阿姨葬身毒氣室，死不瞑目。
兩個哥哥死在白雪覆蓋的戰場，相依而臥。
二戰結束，從小就展露出繪畫天賦的庫爾特進入了藝術學院。
那裡只認可一種藝術風格，社會現實主義。
他愛上了一個學服裝設計的姑娘，她和自己的阿姨一樣，也叫伊莉莎白，也有著令人嚮往的美貌和神韻。
更巧的是，她的父親正是決定送庫爾特阿姨去死的納粹婦產科教授。
但只有站在上帝視角的觀眾才知曉。
而庫爾特知道的是他殺死了自己和愛人的孩子。
這位父親寧可給女兒墮胎，哪怕她今後不孕不育，也堅決不留下劣種。
日夜有繆斯相伴，庫爾特的才華卻無可施展。
民主德國容不下有思想的藝術家，作畫的人皆為國家機器的一顆螺絲釘、工人階級的圖像符號雖由手繪油彩構成，卻和不具感情的印刷品沒什麼不同。
他和伊莉莎白從東德逃到西德之後，才得到了創作與自我表達的空間。
「先解放自己，才能解放世界。」導師說完這句話便燒掉了政黨的展牌。
起初庫爾特陷入了過於注重形式的誤區，後來他終於為自己苦苦追尋的真實找到了一個適合的載體。
彩票提供了理論：「如果我現在說6個數字，那它們是無聊且無意義的。但如果這6個數字是中獎號碼，那就有意義了。」
照片提供了素材。記錄大事件的報紙頭條或平常的家庭合影，庫爾特都選來進行臨摹，當它們落在畫布上，也就被賦予了特定且永恆的意義。
靈感的迸發既能從自身內部挖掘，也可以在外部事件中獲取。
用刷子模糊化畫作，失焦效果的點子源自庫爾特兒時的記憶，這樣一來，作品的整體就產生了虛實結合距離感。
大風把畫室的窗戶吹得一開一合，岳父證件照的幻燈片剛好投射在了庫爾特和阿姨的那張畫上面。
幼年庫爾特的手剛好指向他的臉，像是在指認罪人。
庫爾特便把岳父和另一個「殺人魔」納粹的形象融合到了畫中。
岳父見了他的這些作品不禁大驚失色，但庫爾特始終都不知道就是這兩個人害死了阿姨，一切全是藝術的指引。
畫展上，庫爾特表示自己不認識這些肖像的本尊，這樣就能儘可能去除藝術家自我的痕跡，更好地還原真實。
因此無主之作與零度寫作的概念有相似之處，而且人物身份成迷，畫作的背景也是匿名的。
片中庫爾特的原型是德國著名藝術家格哈德·里希特，他的作品經常是拍賣行里的搶手貨。
截止至2012年，里希特10萬美元的價格出售的作品不少於545件，其中有15件的售價在2007之2012年間超過了1000萬美元。
除了照相寫實主義，他這一生里還嘗試過抽象主義和波普藝術等創作風格。
他可以用印刷式的灰色詮釋照相畫。
也可以操縱72種顏色，耗時5年完成科隆大教堂南翼的花窗。
里希特在60年代同男主庫爾特一樣保持著對畫題的漠然中立，不過那也是為了自保的無奈之舉。
直到時代發生了改變後，他才承認：「我對畫題的不關心的、無所謂的態度等等，只是一種保護自己的藉口。當時我擔心，我的畫被視為太『感傷』。而今我已經無所謂，可以承認這些事件和我很有關係，畫出這些悲慘人物、殺人犯及自殺者、一事無成的人等並非偶然。」
儘管《無主之作》是一部虛構的作品，但一些情節確實參考了德國記者JürgenSchreiber的一篇關於格哈德·里希特的紀實文章。
他的阿姨確實被納粹殺害，他的岳父也曾是一名高級黨衛軍醫生兼納粹狂熱分子，親自強制絕育了900多名女性。
當電影拍完，格哈德·里希特表示自己沒有力氣去看這部片子。
里希特自畫像
導演十分理解這位藝術家的心情，畢竟很少有人能願意在銀幕之上重溫自己最痛苦的一部分人生。
歷史的車輪無情地碾過，好在他自由的靈魂終於在藝術中得以安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