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英國藝術家吉莉安·韋英（Gillian Wearing）獲得透納獎後，荷蘭一家報紙曾寫道:「一個非常不善言辭的人獲得了特納獎。」韋英是個害羞的人，在藝術家的自我描述中，她說自己是一個在成長時期沒有學會正確說話的人。作品《在佩卡姆的舞蹈》（Dancing in Peckham，1994）記錄了韋英第一次出現在自己作品裡的樣子。在那段25分鐘的視頻中，她在倫敦南部某個購物中心獨自跳舞，沒有音樂，只有日常的聲音。後來，她的那次表演被描述為「既尷尬又感人」。在三十年的職業生涯中，這個害羞的藝術家反覆將鏡頭對準自己，探究自我意識的建立過程以及一種抽離自身身份的表演行為的可能。
>《作為梅普爾索普的我》（Me As Mapplethorpe），吉莉安·韋英 （Gillian Wearing），2009
今年6月，韋英於北美的首次回顧展《吉莉安·韋英: 戴著面具》（Gillian Wearing：Wearing Masks）正 在紐約古根海姆博物館展出，這次展覽包括了藝術家的100餘件作品，同時展出的還有韋英在疫情期間創作的自畫像系列。
韋英的童年在英國伯明罕度過。她記得自己在十一二歲時做的面具曾受到美術老師的表揚，17歲時，韋英加入了學校的業餘戲劇小組。在一次表演中，她用紗布將臉包裹起來，當面具吸引了觀眾的注意力後，她體驗到了一份來自匿名身份的奇異自由。由此「面具」成為韋英一生探究的主題，同時也成為外界理解藝術家創作路徑的重要線索。韋英在倫敦金史密斯學院（Goldsmiths）學習期間，她成為了YBA（英國青年藝術家）成員。這一時期，韋英開始定期拍攝自己的臉部照片，這也成為了她「自拍系 列」的前身。在自拍系列中，她重現了一組家庭照片， 她戴著家庭成員或自己年輕時的逼真面具，超越了 身份、性別與代際，用準確的細節尋找虛構的現實， 韋英的作品不是簡單地觀看而是審視與窺探，她偽裝成家庭成員，引發人們對我們所繼承的角色、基因特徵以及遺傳的種種思考。
>《自拍3歲的我》（Self Portrait at Three Years Old），吉莉安·韋英（Gillian Wearing）, 2004
2018年，在英國婦女獲得選舉權100周年的慶祝活動期間，倫敦議會廣場上出現了一座新的女性雕像，她是由韋英創作的女性參政主義者米莉森特·福塞特（Millicent Fawcett），福塞特的雕像舉著一條橫幅，上面寫著「勇氣呼喚著無處不在的勇氣」 （Courage Calls To Courage Everywhere）， 這既引人注目，又讓人想起藝術家的作品《寫下你想讓他們說的話，而不是別人想讓你說的話》 ( Signs That Say What You Want Them To Say And Not Signs That Say What Someone Else Wants You To Say，1992-1993)。三十年前，韋英在倫敦南部一條繁忙的街道上攔住路人，讓他們寫下心中的想法，參與者有西裝革履的年輕人，他得意地舉著一個牌子，上面寫著「我很絕望」；也有十幾歲的女孩，她俏皮地微笑著並舉起「我恨這個世界!!」的標牌。韋英捕捉到了各樣的誠實與脆弱的「懺悔」，連她自己也感到意外的是：那些支離破碎的心靈在一種極強「控制力」的裹挾下被撞見，那一 張張隱形的面具揭示了公共自我和私人自我之間的錯位、矛盾以及戲劇性的緊張關係。這件作品也讓人聯想到今天的網絡社交媒體，人們願意在網絡上與陌生人分享內心的感受，而這一切正如上世紀90年代早期韋英所發現的。韋英的影響在當代流行文化和社交媒體中已隨處可見，「手舉標牌」已經成為了現今流行文化中的一種「表達自我」的樣式。
>《自拍17歲的我》（Self Portrait at 17 Years Old）,吉莉安·韋英（Gilian Wearing），2003
韋英的早期作品也揭示了主觀的流動性，如作品《我： 我》（Me: me，1992）預言了如今充斥著自拍和自戀主義的社交媒體時代，這使我們下意識地質疑「面具」的社會意涵。曾與韋英合作過的劇作家裡奧·巴特勒(Leo Butler)曾說道:「吉莉安對著人類，對著我們每一個人， 舉起了一面鏡子，試圖告訴我們，真正的自己是誰。」
>《作為歐姬芙的我》（Me as O』Keeffe）,吉莉安·韋英（Gillian Wearing），2018
《作為梅雷特·奧本海姆的我》(Me as Meret Oppenheim，2019)是《精神家庭》（Spiritual Family）系列中的一幅攝影作品。在此系列中，韋英 「復刻」了影響過她的傳奇藝術家的標誌性形象。但 《作為梅雷特·奧本海姆的我》卻區別於此系列的其他作品。這次探索並不是取材於已有的肖像攝影，而是建構了一個幻想中的場景，它展示了韋英與瑞士超現實主義者梅雷·奧本海姆(Meret Oppenheim)、 攝影師曼·雷(Man Ray)在想像中的一次相遇。 上世紀30年代，阿爾貝托·賈科梅蒂（A lber to Giacometti）介紹兩人認識後不久，曼·雷就以奧本海姆為模特拍攝了很多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那組 《含蓄的色情》（Erotique voilée，1933)，奧本海姆站在一個巨大的印刷機飛輪後面，她的手和前臂沾滿了墨水。但在現實中，曼·雷從未拍下奧本海姆坐在鏡子前的照片，但這個奇特的瞬間卻被韋英創造了出來，在這張攝影中，她的臉、胳膊和胸部被打碎成有趣的三角形碎片，在那裡，韋英成為了她崇拜的、 模仿的並暫時化身的奧本海姆。她花了很長時間來觀察自己偽裝成別人的多重倒影，最終花了8個小時才拍下這張照片，「在一天結束的時候，當我看到自己的臉時，它對我來說有點陌生。」
>《我：我》（Me：Me）吉莉安·韋英 （Gillian Wearing），1991
在韋英創造的圖像中，有的折射出了一種存在主義式的凝視與隱性焦慮，當韋英戴著羅伯特·梅普爾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面孔的面具進行創作時，韋英意識到那是他為自己拍的最後一張肖像，她想像自己是梅普爾索普，同時她會儘可能地把自己超脫出來，恢復梅普爾索普的視野，努力使他成為照片中的主角，但當時的梅普爾索普可以從死亡的陰影中脫離出來嗎？他會戴上他的面具嗎？在那一 刻，韋英似乎獲得了一份獨特的自我轉化的契機，她意識到當她穿上這樣令人信服的偽裝時，她已經被看作完全不同的人，並且她的性格也不可避免地發生了變化，因為在無形中她對這個人的認識滲透了進來，從而發生了奇妙轉化，與此同時，面具成為橋樑，使韋英體驗了獨特的他者意識。
> 展覽現場
韋英迷戀面具，作品中所用到的矽膠面具通常需要三到四個月的時間來製作，面具雙眼的位置是兩個洞，可以露出藝術家的眼睛。韋英曾說道:「我想要皮膚和面具之間的空隙，這樣你就可以看到面具是一個真實的物，這讓它更神秘……展示技巧是很重要的，它會讓你看得更多，並以它的未知性吸引你。」就是在這種空隙中，在兩種交疊身份的暴露中，現實主義的幻覺突然被打斷。韋英的面具常常以一種魔幻且令人不安的方式出現，她隱藏自己，採用別人的身份，已經成為她的創作中反覆出現的主題，面具既是道具，也是人類個體每天例行的表演隱喻。韋英仿佛 一頭扎進了身份與內在自我的無限延展的洞穴，她從視覺語言出發，用變裝與偽裝的假面喚起一種對性別、身份與角色的哲學沉思。（編輯：彌生）
文 Article > 王一如 Wang Yiru
圖 Pictures > 紐約古根海姆博物館 Guggenheim Muse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