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孔子誕辰。值此中國再次文化復興之際，該如何緬懷他？
孔子在中國歷史上擁有崇高的地位，儘管一生近乎布衣，但是司馬遷在《史記》中卻將孔子列入世家，給與了王侯的待遇。《公羊春秋》認為孔子是「素王」，即有德無位之王、無冕之王。孔子的弟子甚至認為，孔子的功績甚至遠遠勝過堯舜。後來民間有一條對聯更是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
可以說，孔子是中國歷史中的首席聖人。那麼，孔子為什麼如此偉大？
主要有兩個原因，一個是時勢造英雄，另一個則是，孔子的確擔當很大，為中國文化的傳承做出了無論怎麼讚譽都不過分的貢獻。
英雄一定在亂世產生，大英雄一定在大亂世產生，象孔子這種級別的英雄，一定在空前絕後的大亂世中產生。
眾所周知，中國是唯一一個從古至今一直保持連續的文明，但是這種連續也並非一帆風順的，自黃帝以來，一直周期性地遭遇外來文化的衝擊和威脅。最近一次大家都知道，就是1840年以來歐美文化的衝擊。
儘管，歐美文化對中國的衝擊在在整個中國歷史中也是不多見的，李鴻章乾脆說是「三千年未遇之大變局」。為應對衝擊，中國也進行了相當程度的西化，在學術甚至全盤接受了西學，但是，中國文明的連續性存在並未受到根本性威脅，因為我們1840年以前的一切歷史和文化要素都有完好保存，沒有絲毫地消失。
同時，在發展實踐中，中國也一直決絕全盤西化，而主張「理論聯繫實際」，以中國國情為本，搞「中國特色」，對西方文化要素，是以我為主地選擇性吸收和利用的。
總體來看，從當初的洋務運動，到眼下中國經濟的強勢崛起，中國的發展實踐，實際上走了一條「中體西用」的道路。
「中體西用」是洋務運動時期提出的基本原則，並沒隨洋務運動本身的失敗而消失，而是被後來的實踐所繼承和發展了，被換成了「理論聯繫實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中國特色」等。
無論如何，近代這次歐美對中國文化的衝擊，的確是千年未遇之級別的。但是，中國歷史上所遭遇的千年未遇級別的外來衝擊，一共有兩次。另外一次發生在春秋戰國時期，就是孔子所說的「禮崩樂壞」。
事實上，近代歐美這次對中國的衝擊，也導致了禮崩樂壞。「禮樂」其實就是對三代時期社會制度的稱呼。禮崩樂壞，就是說，在三代中所存在的制度形態崩潰了。夏商周的存在時間大約是1500年，禮崩樂壞，讓存在於這1500之後的制度，崩潰了。因此，春秋戰國時期的這個大衝擊就是1500年至未遇。
即是說，自黃帝以來的中國歷史上，一共發生了兩次千年未遇級別的大衝擊，一次是1500年未遇，發生在孔子時期，另一次是2000年未遇，發生在近代。
為什麼說近代這次是2000年未遇，比李鴻章少了1000年。因為被近代這次衝擊搞崩潰的制度形態是成型與漢武帝時期，至鴉片戰爭大約2000年。
儘管孔子時代那次大衝擊，是1500年至未遇，但是，對中國文化的衝擊程度，卻遠遠比近代這次更嚴重，差一點導致中國文明徹底中斷。
孔子的偉大就在於，在這次中國歷史上所遭遇的最嚴重的衝擊中，為拯救中國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貢獻，表現出了極為偉大的擔當、極為卓越的智慧、極為高漲的熱情、極為堅韌的精神。
中國文化的核心是什麼？就是孔子所說的「道」，孔子的一生都花在了求道、傳道和行道上了。
求道，就是對傳統的中國文化進行學習，並進行概要性地總結和表述，以幫助更多的人去理解和學習。在這一點上，孔子做的極為出色。他極為透徹地理解和把握住了中國文化之精髓，並用極為淺顯和精鍊的語句表達出來。
孔子並沒有留下任何長篇大論的著作，他們思想，都是口語化地保存在《論語》中，以及對《五經》的解說之中。
那麼中國文化的精髓是什麼？用孔子的一句話就是：「君子之處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無適」，就是不要預設一個情形，並堅持一定那樣。「無莫」就是不要預設一個不想要的情形，並堅持一定不要那樣。「義之與比」，就是以「義」為基本原則，積極地進行思考，進行判斷和選擇，最後做出合乎「義」的行動。
值得強調的是，這個「義」不是外在的規定好和規範，而是內在與人心的，是人心的基本屬性。後來孟子對此做了詳細解釋，叫「義內」，並將這個「義」分解成「仁、義、禮、智」四樣東西，認為這四者都是由人心所發端，是人心的四個基本屬性。
後來，董仲舒又在「仁、義、禮、智」基礎上，加了一個「信」，成為「五常」，即人的五種常性。
「五常」合起來就是「義」，就是人性，也是人所生而固有的判斷和選擇的內在原則。因此，行「義」的過程不是一個服從遵守外部規定規範的過程，而是一個積極思考，積極判斷和選擇的過程。也是一個「自省」、「自慊」的過程、「慎獨」的過程。
因此，「君子之處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這句話實質上是在說，要積極思考，即判斷和選擇，讓自己的行為更合乎自己的本心本性。
這也是孔子說的：「從心而欲」，《中庸》說的：「率性之謂道」。
我將此總結為「心性自由」。中國文化的精髓就在於倡導和維護心性自由。
孔子為什麼對中國文化理解的那麼透徹，因為他太愛學習了。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絕。」他評價自己：「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孔子在求道和行道上態度上，是純潔的、堅韌的。他說：「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為求道和傳道，孔子積極搜集資料、教材。最後形成《五經》系統，開創出一個嶄新的領域和行業：獨立的學術和教育。
為行道，孔子周遊列國，不畏艱險，四處遊說、宣傳。很多人說他是官迷。如果孔子是官迷，他壓根就不需要周遊列國，周遊列國還是沒找到合適的官，說明孔子的目的在道不在官。即後來荀子總結的「從道不從君」。
孔子不是官迷，而是「道迷」。迷到什麼程度，迷到「知其不可而為之」。
孔子逝去340多年之後，在董仲舒的建議下，漢武帝實施了「擺出百家獨尊儒書」，以儒家思想為基礎，設計了一套制度系統。這是禮崩樂壞以來，中國傳統文化的大回歸。禮崩樂壞之後穩定的制度形態形成了，一直存在至1911年。
在經歷歐美衝擊180年之後，當下的中國也正在努力復興傳統文化。歷史將迎來又一次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