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年代繪圖工作照，左二為譚其驤，左三為鄒逸麟。資料圖片
鄒逸麟（1935年8月—2020年6月），著名歷史地理學家，復旦大學首席教授、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原所長、民盟上海市委原副主委。曾任上海中山學社第二屆、第三屆的副社長
不久前，鄒逸麟先生駕鶴西去。初聞噩耗不勝悲，更憶尊賢別淚垂。
慈祥老先生
我和鄒逸麟先生相識於1997年。那年6月，民盟上海市委十一大在雲峰劇院舉行，鄒先生當選民盟市委副主任委員。對正埋頭研究盟史的我來說，鄒先生這樣的著名學者自然不能錯過。可人家是領導，又是史學大家，我不便貿然打擾。觀察良久，見先生平易近人，我決定「主動出擊」。
2000年6月的一天，我給鄒先生寫了一封信，希望他在百忙之中，能給我提供一些不易看到的書籍。6月19日，我欣喜地收到鄒先生的回信：根據我的要求，他讓學生整理了一份書單，還說「我是民盟的一個新兵，只能給你一點幫助。」
出乎意料的是，我收到這封信後的第8天，鄒先生竟冒著38℃的高溫，帶著《雷震回憶錄》出現在我的面前。我用略帶顫抖的聲音說：「鄒先生，您怎麼親自送來了？」鄒先生擦去額頭上的汗珠，微笑著說：「我有事，順路的。」
也就是在這一年，因參加熊佛西100周年誕辰活動，我對鄒先生有了更深的了解。
10月30日，民盟市委老領導翁曙冠來找我，說12月1日有個紀念熊佛西先生100周年誕辰的學術研討會，叮囑我請鄒先生代表民盟出席。鄒先生說：「我對熊佛西先生不熟，麻煩你寫個講話稿。」11月29日我因義務獻血去上海血液中心，回家後匆匆寫稿，忙亂中竟將熊先生出生「提前」了100年。12月1日，我陪同鄒先生參會。一上車鄒先生便一臉認真地說：「海波，你差點讓我出大洋相。」說話時他面帶笑容，但笑容里的認真令我終生難忘。
2005年8月，我的第一本書《追根尋源話民盟》剛出版便給鄒先生寄去。兩個星期後，鄒先生給我寫了一封信，除了對書中文章的評說外，還有一段對民盟先賢的評價：「民盟的先賢們大多是有很高學歷的大知識分子，他們受西方社會和思想的影響，為中國走上民主、和平、法制的道路，百折不撓，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其中不乏一些所謂『自由知識分子』，也有一些受中國傳統社會的影響，抱著『學而優則仕』的觀念，『以天下為己任』者，希望能在政治舞台上實現自己的理想。總之，都是一批真正的愛國主義者。遺憾的是：中國數千年來一直是處在專制主義的政治體制之下，沒有民主的傳統。近年來，學界渲染的晚明以來的民主主義思想，依我看也不過是孟子『民為貴，君為輕』思想的延伸，與近代真正的民主思想距離還很遠。『五四』以來近百年，人們追求的『德、賽』兩位先生，至今尚未出現」，「但民主與法制，是現代化國家的必由之路……時至今日，作為一個參政黨只有共產黨領導之下，逐步開展民主的歷程，才是符合國情的道路」。
信的結尾，鄒先生問：「為何不寫葉篤義，不解。」鄒先生的話讓我內疚。2010年10月，我終於動筆完成了《筆墨難盡蒼涼味——憶葉篤義先生》，這既是對葉老的緬懷，又是對鄒先生的一個交代。
記憶中，我為鄒先生做過一件事。2012年5月10日，鄒先生來民盟市委參加活動，在宣傳部聊天時，突然發現鞋帶鬆了，低頭彎腰去繫鞋帶。我趕緊上前幫忙，並將1月21日民進市委原主委、華東師大教授劉恆椽低頭去撿落在地上的藥片，引發腦溢血去世的事告之，說：您今後千萬不要頭朝下。鄒先生一臉慈祥地看著我。
執著一學人
回想和鄒先生的交往，向他約稿不能不提。鄒先生當選民盟市委副主委以後，作為《上海盟訊》編輯，我多次向他約稿。他總是一臉慈祥地看著我，認真地說：「寫什麼呢？」
記得1998年1月，民盟市委副主委、華東師大教授何聲武突發心臟病去世，他給我發來一篇聲情並茂的悼念文章。2000年5月，《上海盟訊》三版發表他的《西部開發的歷史反思》，翁曙冠看了說好，要我推薦給《群言》雜誌。6月22日，我給《群言》負責人葉稚珊打電話，她一聽是鄒先生的文章，連聲說：「好，好，你馬上給我。」
同年7月17日，鄒先生髮來一篇文章，講南水北調應該慎之又慎。鄒先生說：本來是應邀寫給一家權威雜誌的，可因故又不用了。這篇文章發表後，引起了不少學者的關注。我的好友上海社科院研究員馬馳8月9日打電話給我，說他第二天就南水北調採訪鄒先生。這篇《歷史地理學者視野中的南水北調》一發表，好評如潮。《群言》負責人專門打電話給我，十分感謝我的推薦，說這稿寫得太精采了。
2008年我去研究室工作後，還向鄒先生約過稿。汶川大地震發生後，我約鄒先生寫稿，他很快寫了《從歷史沿革看大地震》，當時的民盟市委專職副主委馮德康連聲稱讚：這才是真正的參政議政。
鄒先生在擔任民盟市委副主委的5年里，只要有空，他都會來民盟市委參加活動。比如，1997年民盟市委舉辦的「慶祝香港回歸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76周年座談會」，1998年民盟市委政治思想顧問座談，1999年紀念上海解放50周年活動，2000年迎春茶話會，2001年高校統戰部部長座談會等。他從副主委位置上退下來以後，我在一些民盟活動中也見過他。印象最深的是2014年4月24日，我應邀去復旦講民盟歷史，講著講著，突然看到鄒先生坐在對面。我還聽復旦盟員說，鄒先生擔任民盟復旦委員會主委的那幾年，每年春節前夕，他都會騎著裝有水果的三輪車，親自上門慰問老盟員。這段佳話，口口相傳，已經成為復旦學校里的一個美麗傳說。
我最後一次和鄒先生見面是在2016年臨近春節的2月3日。和我一起去鄒先生家的還有民盟市委青年委員會副主任方研翔，民盟市委機關的謝軍、韓以朴，以及青年盟員方諫。他們和我一樣，對鄒先生的學識為人十分敬仰。那天，鄒先生慨然陳詞，暢談時局。他的言談，讓我想起了2005年8月27日給我信中對民盟先賢的描述：他們出生不同，專業不一，性格迥異，但對國家、人民的熱愛卻高度一致。
鄒先生逝世後，我翻閱多年工作日記中和他相關的記錄，仿佛先生一臉慈祥地坐在面前，感動之情涌動心田。中共市委統戰部辦公室原主任殷之俊告訴我：當年參加全國政協會議，他在採訪鄒先生時說：你在學界很有名，但圈子外知道你的很少，可否學習某某人，寫點雅俗共賞的文章？鄒先生答：「我努力。」我笑道：不會的，鄒先生是個除學術外把其他都看得很淡的人。其實，就我個人而言，鄒先生最打動我的是他的師德。著名學者辛德勇在《悼念鄒逸麟老師》一文中，細緻描述了當年他來上海時，鄒先生對他的體貼入微。他的描述，讓我想到朱自清先生的《背影》，想到2000年6月29日鄒先生冒著高溫來送《雷震回憶錄》的那個場景……
（作者系民盟上海市委宣傳部原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