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歷史學家李劍鳴教授著作《歷史學家的修養和技藝》（修訂本）
在一般人的觀念中，歷史研究和歷史寫作並不需要特殊的稟賦與才能，也用不到多少複雜而高妙的技藝；只要記憶力好，能坐得住「冷板凳」，又碰巧掌握了足夠的資料，就可以取得不俗的成績。當然，這並不是新近才有的說法。
18世紀博學的英國人塞繆爾·詹森就說過：
「歷史學家並不需要有多大的才能，因為在歷史寫作時人類心靈的最大力量都處於休眠中。他手邊就有可用的事實，也就用不著去發揮創造力。對想像力的要求也不太高，跟較低層次的詩歌創作中所用到的大致相當。些許的洞察力、準確性和渲染技巧，就足以讓人適合這一任務，只要他在需要時能加以運用即可。」
他接著還提到了17世紀法國人皮埃爾·培爾（PierreBayle）的《歷史詞典》，並稱之為一本對喜好傳記的人「非常有用的著作」。可是，正是在這本書里，培爾卻就歷史寫作發表了一番與詹森大相逕庭的見解：
「一般來說，寫歷史是一個作家所能涉獵的最具難度的創作，或者說是最難的一種。它要求有超常的判斷，有高貴、清晰而簡潔的風格，有出色的道德感，要完全篤誠正直，要有許多極好的資料，並有將它們安排得井然有序的技巧；最重要的是，要有抵禦宗教狂熱本能的力量，而這種本能會慫恿我們排斥我們認為真實的東西。」
在這裡，培爾不僅闡明了歷史寫作的難度和特殊性，而且就治史者的修養和技藝提出了很高的標準。在他看來，歷史寫作比文學創作要難得多，做一個歷史學家絕不是一件輕鬆容易的事。
其實，比培爾早生近一千年的唐人劉知幾，就對這個問題發表過系統而深刻的看法。劉知幾主持國史編修長達二十餘年，寫成一部中國最早的系統的史學理論著作《史通》，可謂深得史學「三昧」。
《史通》
當有人問及何以古來「文士多而史才少」時，他的回答是：史家必須具備「才、學、識」三方面的素質；有「學」無「才」，正如家有資產而不善經營，不能生財；有「才」無「學」，又恰似能工巧匠沒有材料和工具，也造不出房屋；再則，史家還須有正義感，敢於肩負道德責任；能集這些條件於一身的人自然不多，「故史才少也」。這就是常說的「史家三長」之論。
誠然，歷來論及治史的人，大都認為「三長」難以兼備。章學誠說：「才、學、識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難。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職是故也。」一部中外史學史，似乎也給這種說法提供了頗有說服力的佐證：令人折服的史學大師寥若晨星，學識精湛而優美可誦的史學著作確乎是鳳毛麟角。不過，才、學、識也應有層次之分，把標準定得過高，符合的人自然就寥寥無幾。如果只求在三方面達到一定的程度，那也就並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歸根結底，才、學、識三者的結合，方構成史家的綜合素養。
史學早已成了一個專業，但凡專業都有自己的專門方法。不過，不同時代的史學，在方法上自有不同的特點；歷代史家對方法及其意義的看法，也不完全一致。
當然，要掌握歷史研究的方法，並不能單純依賴史學方法教程。史學方法的最大特點在於其典範性、經驗性和實踐性。方法不是可以拿來就用的現成工具，它只有被人理解和掌握以後才能發揮功效。
因此，方法說到底是一種個體性的素質。方法主要不是棲身於方法論教程裡面，而是潛藏在眾多學者的治史實踐和典範論著當中。觀察成名學者的治史經驗，閱讀高質量的史學論著，並結合自己的研究實踐加以琢磨，乃是參悟治史方法的最佳途徑。最末一條尤為重要，因為歷代學者通常都是在研究實踐中了解和掌握方法，初學者唯有白己讀書，我材料，寫文章，方能逐漸懂得如何運用專業技藝。只看方法論指南，自己不動手做研究，是絕不可能真正領會史學方法的。
當然，古今中外的學者對於史學方法也並非未置一詞。實際上，史學方法論讀物為數不少，大體可以分成兩類，一類側重從理論上闡述方法，另一類則結合治學實踐來談技巧和經驗。
第一類書籍大多出自史學理論和歷史哲學的專家之手，以理論性和思辨性見長，有些還顯得抽象而玄奧。例如，有一種蘇聯學者的方法論著作，把歷史哲學、史學理論和研究方法糅合在一起，並對「方法論」和「方法學」加以區分。這類論著與治史的實際可能有一定的距離，讀過以後也許只對一些概念留有模糊的印象。
專業史家一般不喜歡泛泛地討論方法，而他們的回憶錄和治學經驗談，往往能給人很多方法論的啟迪。他們所談通常是個人的經驗體會，或許缺乏「理論深度」，但對初學者來說，其意義可能不遜於系統的理論。
有的史家自稱是「手藝人」，而傑出史家就成了「精通本行手藝的大師」。手藝自然可以揣摩和習得。初學者溫習前人的經驗，由老師指導而進行研究的嘗試，以此了解和學習治史的手藝，其收穫肯定要大大超過研讀方法論書籍。
研究歷史不僅要講究修養和方法，還須遵循一定的規範。古人所謂「繩墨」和「類例」，就含有規範的意思。章學誠說：「遷、固極著作之能，向、歆盡條別之理，史家所謂規矩方圓之至也。」他講的「規矩方圓」，是指古代的治史規範，與今天所說的學術規範並不完全一樣。
學術規範一般由學術通則和具體學科規範所構成。初學者在接觸治史的規範時，需要恰當把握兩者之間的關係，既要遵循學術研究的共通原則，又須重視史學所獨有的範式和技術性要求。
尤其需要說明的是，治史的最大特點就是講究材料和根據，因而史學論著通常引文重疊，注釋繁複；這一點往往引起外人的誤解和譏誚，似乎史家生有「掉書袋」的癖好，著史無異於做資料彙編。偶有專業史家對此也認識模糊，懷疑引文重疊和注釋繁複的必要性，甚至將史書疏遠普通讀者之弊歸咎於引文和注釋過多。
從學術規範的角度來說，取消或限制引文和注釋，實際上等於摧毀史學的學科特性。正是由於引文繁多、注釋詳盡這一特點，史家才有必要格外講究引文的處理和注釋的體例。
總之，怎樣才能成為一個出色的治史者，這不僅是初學者關心的事情，也是每一個專業史家要用一生的努力來求索答案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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