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回歸前香港文化包括香港英語文化、本土文化、嶺南文化和中國文化，很多文化都有共同的影響香港人的文化認同也造成了他們文化認同的混亂。早期，很多香港人都受到英國文化的影響。比如《浮城大亨》中的布華泉，根據真人改編，放棄了60、70年代傳統的離岸經營和傳統文化，接受了英國文化，改變了自己的命運。.
20世紀80年代，香港人的本土意識增強，本土文化迅速發展。其中以警匪片最為突出，風靡全球。以「成龍電影、吳宇森英雄電影」為代表，表達我們熱愛香港的城市理念。90年代，港人面對《1997》的逼近，香港黑幫片大熱。
在「97」回歸之前，香港人文化認同的迷茫期也在「97」回歸之後過去了，所以文化認同的迷茫出現在了代表作《無間道》中。2004年到2016年，CEPA協議簽訂後，香港電影可以以國產片的形式進入內地，意味著香港人有更多機會了解內地文化，所以現階段，香港香港人有了更多接觸內地的機會，在嘗試內地文化的過程中，香港警匪片進入了文化認同探索期。
2016年至今，在多年合拍的基礎上，《湄公河行動》作為兩地文化逐漸交融的代表作，共同塑造了面向世界的大國形象，以及香港警方的形象。——與黑幫電影正式進入文化認同共生期。
一、文化認同的迷茫期（《九七》重逢後——2003年）
在「97」之前，以「成龍大電影」和「古惑仔」系列為代表的警匪片，反映了港人希望繼續保持本土文化的發展，在狂歡中大放異彩，既是對當下的懷念，更是對歸來的迷茫。80、90年代的香港警匪片在某種程度上傳達了本土文化觀點，忽視了回歸祖國的身份認同，加劇了現實中香港人的文化失落。
從《1997》回歸到2003年，香港的警匪片正處於文化認同的混亂時期。自1997年7月1日起，中國政府開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香港人回到了祖國的懷抱，香港人重新找回了真正的祖國。從同時期的影視作品中可以看出，「97」前後人物意識的混亂，歸根結底源於文化的混亂。
2002年《無間道》一出，就風靡一時。影片的播出區域不僅涉及台海兩岸，還覆蓋了海外23個國家。在獎項方面，它在第22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中獲得7項大獎，翻拍自美國電影《無間行者》獲得4項奧斯卡金像獎。所以，這部電影作為《97》回歸後的待審影片，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影片設定了雙向臥底，潛入警局的黑道大佬劉建明，以及黑社會警察陳永仁。黃志誠與劉建明表面上是警局同事，但劉建明卻被黑社會頭目韓晨暗中控制。因此，劉建明在派出所的知情與行動自相矛盾。陳永仁和韓晨的關係也是如此。
劉建明和陳永仁表面關係和行為的差異，對自己現存生活的表達是非常痛苦的，折射出文化身份的困惑。在原有的文化環境中長大，兩人原本是警察或黑幫的身份，卻無奈扮演臥底承受反轉，陷入無盡的痛苦之中。香港人在成長過程中形成了特定的文化認同。
2、文化認同探索期（2004-2015）
為恢復香港經濟，中央人民政府與港方代表簽署了CEPA。馬克思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回歸後，依靠頻繁的經濟往來，香港與內地必然在意識形態上層建築和文化藝術方面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根據《CEPA電影協議》，自2004年1月1日有關規定生效後，合拍電影在內地上映時享受與國產電影同等待遇。合拍片內地審查規定「對故事發生地點沒有限制，但故事或主要人物必須與內地有關。
香港與內地合拍的電影，香港主創人員的比例沒有限制，但內地主要演員的比例不得低於主要演員總數的三分之一電影中的演員。」
因此，政策出台後，意味著香港電影製作人會更多地思考如何對待內地文化與自身文化身份的關係。在故事設計和人物安排上，難免要考慮如何將自己的想法與大陸文化相結合。觀眾喜聞樂見的內地文化與香港文化的結合。
對於導演來說，無論是合拍片還是純港片，都潛移默化地考慮內地文化，尋找香港本土文化、內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契合點。在這個過程中，香港電影對內地的形象逐漸從陌生到清晰，從文化上的迷茫和模糊的身份認同到探索和接受內地文化的發展。
例如，在電影《衝鋒陷陣》中，李耀庭和王啟聰兩位警官在破案過程中減少了人物文化身份上的困惑，為犯罪情節增添了愛情和幽默的元素。《毒戰》杜琪峰導演北上內地拍攝，講述了幾個港人對北上的好奇，但還在摸索內容，有點乏味。
《警察故事2013》成龍飾演的鐘文探長去掉了以往系列電影中港人的身份特徵，以內地人的身份全面融入影片，有別於往年成龍電影複雜的身份.探索期間，應該將《寒戰》作為經典。
該片憑藉高票房和出色的劇本，在第32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中斬獲九項大獎。影片介紹了策劃劫機案的一群歹徒和警官李家軍。其中，黑幫背景不再表現為內地人扮演的惡毒形象，而是移居香港、移居海外的港人。
年邁的副警務處長李文斌和年輕的警務處副處長劉傑輝都見證了英國統治和香港回歸祖國的時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中英文化的影響。李文斌深受「97」交接前文化氛圍的影響，而年輕的劉傑輝則更傾向於「97」交接後的文化氛圍。兩者都積極展示了文化在香港回歸後文化環境中的重要性。由於不同的文化背景和選擇，他們探索了不同的道路。
基於「97」回歸前文化環境的影響，李文斌獨斷專行、專制強權，更傾向於人治。他希望用自己的經歷，把黑幫打倒。回到之前的氛圍。年輕的劉傑輝對回歸前的文化沒有太多感受，更喜歡回歸後強調的法治精神。
兩人的選擇也受到了他人的影響，而李文斌則是受到了歸來的前警員的影響。保安司宣布香港是一個具有法治精神的地方，劉傑輝就此事聽取了保安部長的意見。在探索的道路上，他認同「1997」回歸後的真實環境和氛圍，即法治精神的文化氛圍。這種文化土壤和對方鏡像的差異，導致了兩人在探索文化的道路上產生了分歧。
比如，劉傑輝對李文斌說了一句邱吉爾的話：「這是一場不必要的戰爭，本來可以避免的。」藉助二戰之吻，他向兩人傳達了自己的關係，認為沒有針鋒相對的必要，也展現了中庸之道。最後，李文斌看了邱吉爾的書，對劉傑輝說了這句話，可以理解為「這場本來可以避免的不必要的戰爭，他沒有說所有的戰爭都是不必要的。「
在《寒戰2》中，更清晰地交代了兩位主角的文化探索之路。李文斌不承認現存的文化，更喜歡世襲的警察制度。過去的路，讓他失去了身份，忘記了警察的身份，也忘記了中國人的身份。
而最後李家駿在獄中讀的書是《Shadow Warrior》。作者原是政府軍隊員，後來在澳洲製造恐怖事件。書中反映了李家駿在警察身份上受西方文化影響，假扮大盜替天行道。我通過不同的文化探索自己的身份。
相反，劉傑輝要更加堅定地在法治文化上越走越遠。縱觀影片的文化探索期，香港人的文化認同仍在積極探索中，尋求不同的契機。
3.具有文化認同的共生期（2016-至今）
隨著香港導演北上經驗的積累，以及對內地港人逐漸全面的了解，《湄公河行動》由香港導演林昭賢於2016年自編自導，是一部起源於內地的合拍電影。共生的文化認同。從此，香港警匪片進入了文化認同共生的主流。本片根據真實事件「湄公河慘案」改編，講述了國家保護公民生命安全的故事。
《湄公河行動》傳承了影片所營造的民族意識、民族情懷，傳達了國家對國家生命安全和國家形象的保護，堅決維護公民身份，具有現實的歷史底蘊。這不僅彰顯了國家的強大，也樹立了良好的文化形象，對外做出了共同努力。
公民的愛國精神也可以在形象建構的身份認同中得到培養，進一步強化公民的共生文化認同，從而喚醒觀眾的記憶和共鳴。對於香港來說，祖國永遠是一個堅強的港灣。
《湄公河行動》把視野從中國香港延伸到東南亞，比較中國人和東南亞國家。中國的民族意識和愛國主義氛圍與國外弱化和鬆散的文化氛圍的對比反映了國家的領土安全。決不能允許分裂主義存在，營造良好的文化認同氛圍。
觀眾在觀看影片的同時，可能會發現自己與國家是一個緊密相關的共同體，一改以往對國家與國家關係的忽視。在之後的警匪片中，警匪衝突依然存在，但國家和大陸文化的概念逐漸變得更加多元和積極，對觀眾起到了很好的影響作用。
國家概念，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檢察院院長洪亮於《反貪風暴3》現身香港警署，代表國家反腐倡廉的決心，展現國家新風貌。國家。《除暴》等內地文化對1990年代內地的描寫不再簡單化，而是描繪乾淨的街道、繁忙的商場和快樂的人們，凸顯內地新的改革氛圍。
《1997》之後香港警匪片的文化認同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不斷變化的。唯有弄清這兩個轉變的原因，才能更好地堅持共生期的發展，尋找新的時期，推動香港警匪片呈現觀眾喜愛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