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王俊波，和杜培武一直都是好哥們，兩人隔三差五就會聚一聚。

事業上，杜培武一片光明，分配到戒毒所之後，他做出了不少成績，25歲就被提拔到科長。

妻子被害之前，他還剛剛提了副處。

按理說，這麼一個家庭和諧，前途無量的公安幹警，沒有殺妻的理由。

但警方在調查中，發覺王曉湘和王俊波的關係，並不是那麼單純。

根據眾多親戚朋友提供的證詞，杜培武升職之後，工作越來越忙，回家的次數越來越少，導致夫妻間產生了矛盾。

相比之下，王俊波和王曉湘的關係偏偏越來越親近。眾人反映，杜培武是個心大的人，有時候王俊波來了昆明，他沒空接待，就直接讓王俊波住到自己家。

這樣一來，隔三差五，王俊波便能得到一次和王曉湘單獨相處的機會。

王俊波在警校里就是出了名的為人圓滑，嘴甜，哄起女孩子更是有一套。

所以沒多久，他和王曉湘之間，就越過了朋友的界限。

王俊波和王曉湘莫名在一輛車裡被害，似乎也是二人關係不平常的佐證。

加上婚外情這個因素，杜培武殺人的動機頓時有了。

更讓人懷疑的是，殺死兩人的兇器是槍，尋常老百姓怎麼可能接觸到槍呢？

如此一來，身為公安幹警，手持配槍的杜培武，成了公安機關認定的唯一嫌疑人。

而當天上午事發的時候，杜培武對此一無所知。

他只知道自己的妻子，莫名其妙失去了蹤跡，焦慮不安的他四處打聽。

卻不料，警察找上了門。

隨後，杜培武稀里糊塗的，被帶到了昆明市公安局的審訊室。

接下來，他就聽到了妻子被害，自己被懷疑為嫌疑人這兩個爆炸性新聞。

面對公安局的指控，杜培武自然喊冤。他反覆解釋，自己根本不知道妻子的婚外情，何況他身為公安幹警，怎麼可能知法犯法，蓄意殺人呢？

但是，杜培武沒想到，對方已經認定了案子和自己有關，必須要從他嘴裡得到一個結果。

因為當時昆明要籌辦1999年世界園藝博覽會，此時發生兇案，會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

因此，公安廳要求昆明市公安局限期破案。

對於負責審訊查案的警察來說，這件事最好是杜培武做的，這樣就可以用最快的速度結案，給上級、給社會一個交代。

屈打成招

但是，審訊了很長時間，杜培武並不承認所謂的「殺妻」罪行。

杜培武當時想的很簡單，沒做過，就是沒做過，難道還能屈打成招不成？

然而他沒想到，等待他的，是一場噩夢般的經歷。

6月30日，公安局專門請來了「測謊專家」，因為此時杜培武拒不「認罪」，測謊成了最後的合理手段。

杜培武記得，問自己的第一個問題是：「你殺人了嗎？4月20日晚你有沒有離開戒毒所？是不是你上車開槍把他們殺死？是不是你用王俊波的槍把他倆殺死的？」

杜培武當然表明，自己沒有殺人。

然而，測謊儀顯示的結果是「4」。

簡單來說，測謊結果低於4，證明被測謊者沒有說謊，4—6，說明被測謊者有說謊的嫌疑。

這個結果讓專案組成員異常激動，他們立刻咬定，杜培武在說謊，他殺了人！

可是，這樣一個草率的結果，根本不能當作證據。

要知道，測謊儀不是萬無一失的，在被測謊者情緒波動過大時，測謊儀極有可能失靈。

但眾人要的不是真相，而是結果，這也成為了杜培武悲劇的源頭。

那天，杜培武被問了很多個問題，而測謊儀顯示的結果各有不同。

他注意到，每當測謊儀顯示自己沒有說謊，專案組就會明顯露出失望的表情。

更讓杜培武無法原諒的是，面對其中一個問題，他回答得不夠好，專案組的警察竟然衝上來，給了他兩個耳光。

在這種情況下測出來的結果，根本不能作為斷案的依據。

然而，一場測謊下來，專案組卻要進一步坐實杜培武的罪名。

他們對杜培武進行了第二輪審訊，但說白了，這就是逼供。

明明杜培武只是一個嫌疑人，但警察卻毫不猶豫給他戴上了手銬和腳鐐，限制他的自由。

因為他遲遲不認罪，他們把手銬高高掛在監獄鐵門上，抽走凳子，把杜培武懸吊起來，逼他認罪。

但杜培武依舊不招，於是他們使用電棍，電擊杜培武的四肢。

後來東窗事發，有一部分警員站出來為杜培武作證，那幾天，整個公安局大院裡，都迴蕩著杜培武的慘叫。

不認罪，等待杜培武的就是無休止的折磨。

被折磨了幾天之後，杜培武的精神崩潰了。

他腦子裡只剩下一個念頭，那就是結束這種非人的折磨。

於是，他低下頭，承認了本不屬於自己的罪孽。

可事情還沒完，因為專案組要結案，他們要求杜培武交代犯案的地點，交代涉案槍枝藏匿的地點。

可是，杜培武對這件事根本一無所知。

為了不受刑，他只能胡編亂造，但他編不出來藏匿槍枝的地點，為此他又挨了好幾頓毒打。

最後，已經絕望的杜培武，只能拿出一個「天衣無縫」的理由，他說涉案槍枝已經被自己拆毀，扔進了滇池，再也找不到了。

前半生的杜培武，可能無論如何都不敢相信，有朝一日，自己居然要如此「努力」的去證明，自己沒有犯過的罪。

總之，隨著杜培武「解釋」了兇器的問題，這件案子可以了結了。

清白難證

1998年7月19日，杜培武被送進看守所，離開了那個折磨他整整20天的審訊室。

對杜培武而言，蹲在看守所，甚至都算是一種解脫，至少不必再挨打，可以安心睡上一覺。

可是，在看守所待了兩三天，神志漸漸清醒過來的杜培武，意識到自己不能坐以待斃。

他請求看守所給自己提供紙筆，隨後，他用早已被打的血肉模糊的雙手，掙扎著寫下了一份《刑訊逼供控告書》。

他拜託駐所檢察官范顯忠，把自己的控告書交給上級。

值得慶幸的是，范顯忠是個正直善良的人。

他不僅願意冒險幫助杜培武討還公道，還特意在看守所眾人的見證之下，為杜培武拍下了可以證明被逼供的傷情照片。

杜培武的辯護律師，同樣不接受這樣一個嚴刑逼供的結果，他決心為杜培武做無罪辯護。

在一審時，辯護律師提出一個很關鍵的疑點。

公訴機關及調查組說，偵查機關化驗了涉案麵包車油門踏板上的泥土。

辯護律師則拿出了現場的勘查筆錄，證明當時並未檢查油門踏板。

兩份證據對不上，便可說明，公訴機關有偽造證據的嫌疑。

而情緒激動的杜培武，更是扯開自己的衣服，要控告調查組對自己的虐待。

在一片混亂之下，法官只好宣布休庭。

但可以預料，證據可以偽造一次，就能偽造第二次。

因此二次開庭時，公訴機關堂而皇之地拿出一份，此前並未見過的《補充現場勘驗筆錄》，振振有詞地表示，當時有勘驗過油門踏板。

這幾乎是公然偽造證據了，但審判長竟然視而不見。

杜培武的律師，再次指出了對方證據的不全面之處，但竟然當庭遭到呵斥。

1999年2月，法院宣布，以殺人罪判處杜培武死刑。

縱然律師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縱然對方偽造證據、刑訊逼供都是如此的明顯。

但是，杜培武卻無法逃過命運的捉弄。

大概唯一值得慶幸的地方，是杜培武被判處的是死刑緩期兩年執行，意味著他還有翻盤的希望。

可此時此刻，杜培武已經沒有了繼續掙扎的勇氣。

因為他明白，自己無法對抗調查組，他駁回一個證據，調查組就會製造出一個新的證據。

他若是反抗，或許迎接他的又是一場大刑。

他對自己的生命不再抱有希望，可他放心不下自己的兒子，孩子才四歲，就要接連失去父母。

而且，這個孩子在餘生，要永遠背負著「父親是殺人犯」這樣一個陰影。

縱然他的父親從沒殺過人，但是，誰能證明呢？

峰迴路轉

可萬萬沒想到，一年後，案子出現了轉機。

2000年6月17日，昆明市公安機關破獲了，以鐵路警察楊天勇為首的特大殺人團伙案。

該團伙被抓之後，為了爭取寬大處理，便將自己過去所犯的罪行一股腦全招了。

其中，就包括他們在1998年，殺害王曉湘、王俊波這件案子。

原來，楊天勇這個人平日裡素愛敲詐勒索。

1998年4月20日晚上八點，他和兩個同夥來到昆明郊區，注意到路邊有一輛麵包車，車裡一男一女。

楊天勇便走上去，打算敲詐一筆。

他敲擊車窗，說道：「我們是緝毒警，正在執行公務，請開門。」

坐在車裡的王曉湘十分不屑，她說：「不要鬧了，我們也是公安局的。」

楊天勇不願意放走到嘴的肥肉，他拔出了自己的手槍，威脅二人。

王曉湘則掏出了手機，要給局長打電話。

說時遲那時快，楊天勇立刻奪過王曉湘手中的手機，隨後指揮同夥將二人銬在了車上。

王俊波掏出自己的手槍，意圖反抗。

這時，楊天勇意識到，自己是真的招惹了兩個警察，事情一旦敗露，他這輩子就完了。

於是，楊天勇惡向膽邊生，他一把奪過了王俊波的手槍，毫不猶豫的槍殺了二人。

由於王俊波的「七七」式手槍，是當時昆明公安機關辦案警察的標配。

所以，這也在日後成為了給杜培武定罪的「鐵證」之一。

簡單清理了現場之後，楊天勇和同夥慌忙逃竄。

為防止追查，他帶走了那支手槍，鎖在了自家保險柜里。

後來，警方依據楊天勇的供述，成功找到了這把手槍。

本來，楊天勇的犯案手段並不高明，儘管他帶走了兇器，但現場一片狼藉，尚有殘存的腳印和指紋。

而且，楊天勇出沒在郊區，也有目擊證人。

就連楊天勇本人都覺得，警察很快就會懷疑到自己的頭上。

但他萬萬沒想到，杜培武給自己當了「替死鬼」。

只是為了儘快結案，粉飾太平，調查組便不顧一切，將所有的罪名都扣在了杜培武的頭上，而真正的兇手，反而逍遙法外。

若不是楊天勇再次犯案被抓，恐怕，杜培武一生都不能證明清白。

隨後，雲南省高級法院宣布杜培武無罪釋放。

2001年，當初的調查組成員，均因刑訊逼供罪，被法院判刑。

只是，雖然冤枉杜培武的人得到了懲罰，案子也水落石出，卻無人能夠真正補償杜培武所受到的傷害。

在剛剛走出看守所的那段時間，杜培武甚至看到自己最熟悉的警服，會瑟瑟發抖。

經過很長一段時間，他才終於鼓起勇氣，重新回到了警察這個崗位上。

但是，想要徹底治癒曾經的傷痕，依舊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參考資料：

凌雲律師《案件回顧——雲南警察杜培武殺妻冤案》

刑事法判解《冤案回顧系列之四：雲南杜培武故意殺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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