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法理學史」的蘊蓄

法理學主要出自哲學家、思想家的創造，把他們創造的法理學編織成史，就可以成就一部《中國法理學史》

傳統中國確實沒有「哲學」「倫理學」「美學」這樣的學科，甚至根本就沒有這樣的概念。但是，現代的「哲學」「倫理學」「美學」實際關注的問題，在傳統中國同樣存在。在傳統中國的四部之書、四部之學中，已經對現代人關心的「哲學問題」「倫理學問題」「史學問題」做出了各種各樣的回答，並在數千年間，形成了極其豐富、形態各異的文獻。這就為現代學者寫作《中國哲學史》之類的著作提供了足夠的正當性依據。

譬如，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期成稿的《中國哲學史》一書中，馮友蘭就直接把「子學時代」「經學時代」的經典人物稱為「哲學家」。在孔子身後漫長的中國歷史上，哲學家在每個時代都有湧現，每個時代的哲學家都創造了他們那個時代的哲學，中國哲學史就可以據此編織而成。在為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撰寫的「審查報告」中，陳寅恪認為：「古代哲學家去今數千年，其時代之真相，極難推知」。雖然「古代哲學家」所置身於其中的時代真相「極難推知」，但他們創造的哲學卻可以探求。根據馮、陳提出的這些論斷與概念，傳統中國自孔子以降的那些往聖、那些先賢，都是「哲學家」，他們創造的哲學都應當載入中國哲學史。既然這樣的定位可以成立，既然這樣的定位已經得到了普遍的承認，那麼，從法理學的角度來看，尤其是從中國法理學史的角度來看，根據同樣的邏輯，把那些往聖、那些先賢稱為「法理學家」，也是可以的。還是那些人，在中國哲學史上，他們是哲學家；在中國法理學史上，他們就是法理學家。中國古代的法理學說，即蘊蓄於中國古代的哲學或思想世界之中。

因而，所謂中國法理學史，本質上就是中國歷代哲學家、思想家、哲人、聖賢所創造的法理學（亦可稱為「法理學說」或「法理思想」）的歷史，因為他們在不同的時代創造了中國的法理學，所以他們成了中國不同時代的法理學家；把他們創造的法理學編織成史，就可以成就一部《中國法理學史》。

以上的討論，旨在回答一個核心問題：為什麼「可以」去寫一部《中國法理學史》？或者說，寫一部《中國法理學史》為什麼是「可能」的？這也是觸發我研究中國法理學史的動機。

「回歸儒家原典」，理解華夏原典所承載的法理學，是極其必要的

「回歸儒家原典」，重新理解「儒家原典」以及「道家原典」「墨家原典」「法家原典」，理解這些華夏原典所承載的法理學，是極其必要的。當代中國的「法」及其背後的「理」，雖然在某些形式、某些層面、某些維度上，受到了「西方原典」的影響，甚至是較大的影響，但是，當代中國的「法」，尤其是「法後之理」或「法外之理」，歸根到底，還是華夏文明生生不息、綿綿不絕、延伸至今的產物；當代中國的「法」，尤其是「法後之理」或「法外之理」，與「儒家原典」以及「道家原典」「墨家原典」「法家原典」之間的血肉聯繫，無論如何都是割不斷的。因而，要理解當代中國及未來中國的法理，必須重溫中國固有的法理學的歷史。

有學者指出：「在中國近代，法理學（法哲學）作為一個法學科目，尚處於草創階段。同樣，『中國法理學史』亦屬初生。」就在「中國法理學史」初生之際，梁啟超、胡適、王振先分別寫成的《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中國古代哲學史》（主要是其中的「所謂法家」部分）和《中國古代法理學》頗具典範意義，進而言之，「梁、胡、王各有不同但相互之間又能夠互證互補的創辟，開出了中國法理學和法學史的新方向、新論域。尤其是梁啟超在思想上的博大精深，胡適在哲學上的追根究底，王振先在法學上的謹嚴縝密，都堪稱『中國法理學史』研究的『典範』，足為後人取法。」

由此看來，關於「中國法理學史」的研究，早在二十世紀初期就已經開其端緒，並在二十年左右的時間裡，形成了「足為後人取法」的學術「典範」。在百年之後的今天，正是在「取法」梁啟超、胡適、王振先等人開創的學術「典範」的基礎上，我寫成了三卷本的《中國法理學史》。其中，我既追溯了從傳說時代到商末周初的中國法理學史，又重述了從春秋到戰國的中國法理學史，還續寫了從漢至清的中國法理學史，以及從近代到當代的中國法理學史。希望通過這部三卷本的《中國法理學史》，致敬「中國法理學史」研究的先行者，同時也加入他們開創的事業中。（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