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為什麼強調，中國同美國保持友好關係不是權宜之計？

鄧小平在1978年中美建交談判結束以後講過一段話，他說這次如果談不成，以後不知道要拖多久。不能認為中美建交就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事情，在1978年這更像是巧合。

在美國方面，尼克森1972年訪華期間，承諾在第二任期實現中美關係的正常化。但是在1974年8月水門事件以後，尼克森被彈劾了，美國行政部門推動中美關係的主要動力就消失了。接任的福特總統沒有能力解決美國內部的阻礙，對華政策處於停滯，按美方學者的說法就是陷於停頓。

中國方面同樣有內部問題，1973年11月周恩來受到批判，他在政治局會議上檢討，說是在對美政策、在接待基辛格訪華時沒有貫徹毛澤東的指示。1974年開始了批林批孔，就是在美國發生水門事件的同一時期，中國出現了批林批孔運動，實際上是批判周恩來，認為他右傾，包括外交領域的右傾；運動一直持續到1975年，又開始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國國內政治出現波動，其中相當一部分涉及到對美政策問題，在當時的批判中，處理對美關係、對外關係都是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重要內容。

中美關係停滯不前的狀況持續了幾年，在直到1978年出現了轉機。在美國方面，卡特政府在緩和政策出現明顯的失敗，然後解決巴拿馬運河問題的過程結束以後，卡特政府在感受到蘇聯擴張壓力的情況下，終於下決心邁出了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步伐。卡特總統5月17日對即將訪華的布熱津斯基下達指令，即美國的決心已定，要消除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各種障礙，這是1978年美國方面發生的情況，之前是沒有發生的。

5月20日，布熱津斯基當時以美國總統特使的身份來華，鄧小平設家宴款待他，他向中國領導人表示卡特政府下決心要同中國建交，願意接受中國提出的建交三原則，即與台灣斷交，從台灣撤軍和廢除美台防禦條約。他另外也提出希望美方做出期待台灣問題得到和平解決的表示時，不會遭到中方明顯的公開反駁。當時鄧小平本人同布熱津斯基建立了可以產生重大影響的互信以及良好的關係。他們同意在北京開始秘密談判。秘密談判是7月5日開始，但談判取得進展的速度比較慢。談判持續到9月時，涉及到美國接受中方三條以後，卡在了在美方向台灣銷售武提的問題和關於美國主張堅持只能和平解決等問題。最後，卡特政府在10月作出了決定。

這個決定有兩層內容。第一是當時越南也在積極尋求同美國關係正常化，甚至提出了不要戰爭賠款，這本來是美越談判中的一個重要障礙問題。卡特在權衡後，10月25日與布熱津斯基談話，決定同中國建交要先於同越南建交。中國在1978年的8月開始醞釀對越戰爭，所以對美越建交非常關注並有過交涉。如果美國這時同越南建交先於同中國建交的話，又給中美關係提出了一個新問題。第二個決定涉及台灣問題，卡特政府內部在建交過程中形成了一個共識。10月30日，布熱津斯基接見了中國當時駐美聯絡處主任柴澤民，告訴後者12月中旬到1979年1月是一個窗口期，這時國會休會。如果國會復會，卡特總統的日程就會受到更多的限制，國會提出很多問題讓卡特去解決，而且美蘇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問題也會變得非常突出。到那時，用布熱津斯基的話說就是事情會很難辦。所以說 12月中旬到1月是個窗口期，也就是一個歷史機遇期，希望不要錯過這個機會。柴澤民向國內做了彙報。

11月2日，美方根據他們的日程向中方提交了《中美建交聯合公報草案》。中共中央不久召開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了9月19日和10月30日美方同柴澤民的兩次會談。在這次會議上，鄧小平本人下決心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他認為卡特政府有意實現正常化，這是一個需要鄭重對待的機遇。美方想加快正常化，他的原話是「中方也要快」。在這次會上，鄧小平首次提出，從經濟的角度講也要加快，抓住這個時機。這是我看到公開的文獻裡面看到的第一次將尖叫決策同經濟掛鉤。在11月27日，鄧小平又一次召集會議，談話中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即「重要的是不要錯過這個時機」。當然12月1日又做了專門的討論，說這是一個「事關全局的事情」。

現在還不能完整的看到所有記錄，這裡把能看到的排列出來，把其中一些我認為重要的內容提出來給各位介紹，其中包含了兩個重要觀點。 第一是加快。原因是首先是抓住時機的問題，這個時機不要錯過。第二，這是一個事關全局的戰略性問題。這是鄧小平處理中美建交的兩個關鍵想法。12月4日，中方提交了自己的方案，包括中美聯合公報、建交的時間表包括12月16日宣布1979年1月1日建交、建交後鄧小平訪美、還有一點是12月13日由鄧小平本人親自談。

這裡介紹這些事實是要說明，中美建交不是一個談談談到什麼終於出來的一個結果，它是一個重要的決策、戰略性的決定。在中國領導人或者說當時中國的核心領導人的觀念中，它是一個戰略問題，是一個戰略機遇問題。所以才有隨後列出了明確的方案、時間表、參加談判的人以及建交之後怎麼辦等一套方案。不是說談同意了就建交，而是知道還會存在問題，還會有分歧，但是要抓住時機，解決事關全局的事情。鄧小平決定12月13日親自談判，是因為中央全國工作會議11月10日召開後，有些重大的問題沒有得到徹底的解決並達成最廣泛的共識的情況下，又延長到12月13日基本結束。12月13日下午4點是中央全國工作會議結束的時間，鄧小平在閉幕式上發表重要的講話，這個重要的講話就是非常著名的，就是後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實事求是，解放思想，團結一致向前看」。這次會議結束以後，鄧小平立刻開始跟美方談判中美建交，而且要在16日宣布建交。為什麼16日宣布建交？因為18日中共中央要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需要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奠定一個基本的對外關係格局。 如果沒有這樣一個對外關係格局，怎麼能夠就是把工作中心轉向經濟建設，以及通過改革開放來實現現代化這個戰略，達成共識？

所謂「一個窗口時期」，這是美方提出的。對他們來說，機會就是這一個月的時間，以後可能因為國內的議程被改變。研究國內政治重要性是很實際的問題。對中方來說做出這樣的決斷，除了確切地了解了卡特政府是認真的、中方需要認真對待的判斷，也是由中國的國內議程決定的。首先是對越作戰的計劃。在中方的認知結構裡面，蘇聯正明顯的加緊在亞洲的軍事擴張，特別是中越關係不斷惡化。在11月，蘇聯同越南簽訂了軍事同盟條約。中方人在8月已經開始醞釀是否在中越邊境地區採取帶有懲罰性的軍事行動，12月8日下達的作戰命令。做歷史研究經常要強調時間的重要性，一定要把時間點連結起來看。中方12月4日提交談判方案，中央軍委12月8日下達作戰命令，後來因為準備工作還需要加強，作戰時間又往後推了，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中共中央決定工作重點轉移以後，中國迫切需要一個比較穩定的發展環境，同時也需要與已開發國家建立比較積極密切的經濟、政治和文化關係。 中國的現代化有巨大的需求，需要獲得必要的基金、技術和海外市場。在當時走出國門、重新睜眼看世界，現實就是如此，解決現代化的問題就要根本解決同國際體系的關係問題。在11月10日到12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的內容，就是鄧小平所總結的，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奠定一個基礎。13日中央全國工作會議結束，18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在此期間，鄧小平三次直接談判中美建交，最後在爭執不下的售台武器問題上，雙方達成了一個共識，就是建交以後繼續談判。具體的過程很複雜，也非常戲劇性。

鄧小平後來講，錯過這次機會，以後不知道要拖多久。所以美對台軍售問題遺留下來，一直遺留到現在還沒有徹底解決。當時，建交是一個與國家戰略轉變相配合的戰略性對外行動，其中出現一些具體問題怎麼認識，這是學術界深入探討的問題，我把基本背景介紹清楚。12月13日，鄧小平做了《實事求解放思想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報告，做完這個報告後就同伍德科克談判談判，經三次談判終於在15日最後敲定16日公布建交公報。

在12月16日北京時間凌晨2點，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收到了華盛頓的最後的決定，在當天10點同中方同時公布建交公報，當時美國辦事處只有兩個人知道這個消息。接到通知以後，他通報了美國辦事處的所有主要官員，官員們當時一陣歡呼，他們太吃驚了，可見中美雙方的保密工作到什麼程度。美國駐華聯絡處裡面除了談判的人，別人都不知道，一直保密到16號凌晨2點，得到華盛頓的最後指令，早上10點公布。我描述這個細節，是想幫助各位理解談判的難度之大、障礙之多，包括美國方面，卡特政府是如何推動建交談判的。

關於中美關係的第二個問題，是明確改善中美關係是戰略。鄧小平明確強調這是一個事關全局是戰略，是在1980年初。起因是79年4月美國國會通過了與《與台灣關係法》，卡特政府簽署以後，當然引起中國的強烈反對，雙方通過很多溝通，才使得這場風波得以平息。當年8月，美國副總統蒙代爾（Walter Mondale）訪華，表示向中國提供20億美元的貸款，並且推動美國在中國的投資，也包括向中國的技術轉讓。鄧小平說這次訪問達成的合作子協議非常重要，他在晚宴上給與很高的評價。現在看幾項科學文化交流和技術轉讓文件本身似乎一般，但是關鍵是當美國這些技術轉讓通過以後，就打開了西方已開發國家向中國技術轉讓的大門，或者大幅降低了向中國轉讓技術的門檻。研究冷戰史都知道當時有巴黎統籌委員會，其中有詳細的規定限制向社會主義國家出口。 中美談判有重要意義就是包括了美方承諾在轉讓先進技術問題上，將中國與蘇聯區別對待，美國將發展與中國的戰略合作放在優先的地位上。

另一方面，這期間召開了一些中國會議，如理論務虛會、7月份的外交使節會議，會上有很多很多重要的討論。1979年11月中旬，當時清華大學一位副校長在北京市高等學校共青團工作會議上講國際問題，其中談到中美關係時說，「中國改善同美國的關係完全是出於策略性的考慮」。所謂策略性的考慮中的「策略」是政治中是一個術語，來自列寧有關無產階級政黨的策略理論，來自列寧的策略思想。簡單的說就是臨時性的、作為權宜之計的行動或政策。這段話引起了國內外的關注，特別是國外媒體的關注，當然也就引起了中南海的關注。 1980年的4月11日，鄧小平在會見美聯社駐北京記者時被問到這個問題，他直截了當的講，有人說發展中美關係是策略，這不對，中國改善中美關係，這不是從策略上考慮的，是從戰略上考慮的。在6天以後，鄧小平在會見義大利共產黨代表團的時候再次說， 中國同美國保持友好關係不是權宜之計，是長期的戰略性的政策。他這個講話就引起了重視，這並不是無的放矢的。當時有關單位向上遞交了關於清華大學講話報告，鄧小平在批示中說，這個報告通篇還是不錯的，就是對美政策一點引起反應較大，故予澄清，並批示「書記處傳閱」，「中宣部酌處」。

關於對美「策略」這個問題是有歷史緣由的。第一個是關於列寧的策略論的影響，以及當年的中國領導人決定打開中美關係大門時，他們對這次對美政策轉折的合法性的論述，是以列寧關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裡面闡述的策略思想為指導的。當時列寧以1918年同德國簽訂《布列斯特條約》為例，證明在必要的時候可以同魔鬼結成暫時的同盟，這就是策略。中國當時打開中美關係、接待尼克森，是為了反蘇聯而同魔鬼暫時的結盟，這就對一種策略的解釋。第二個涉及到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因為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那為什麼要跟資本主義建立戰略性的關係？從理論上有一套論述，有歷史的論述，所以鄧小平要專門說明，所要「予以澄清」。他不是長篇大論，是澄清這個決斷、是戰略判斷。

關於中美關係的第三點是奠定全面合作。1982年5月，中美開始談判美國售台武器問題，在8月17日簽訂了著名的《八一七公報》。這一事件對中國領導人的影響非常大，這反映在他們認識到，同美國發展關係時，對雙方反對蘇聯的共同戰略的利益的實際作用，不應估計過高。也就是說，以往認為因為有共同反對蘇聯的戰略需求，過高估計了美國會做出讓步的程度估。後來提出的「不從中美蘇大三角這個結構思考中國對外政策」、「要同美國拉開一些距離」等，都是開始於《八一七公報》談判過程中，就是在這個時期出了要推動與蘇聯關係有一個比較大的進展的設想，儘管後來並未很快實現。

7月13日，美國駐華大使恆安石（Arthur W. Hummel Jr.）向鄧小平轉交了里根的一封信，信中闡述了美國處理對台武器問題的政策，即美國最終會做到什麼程度，即銷售武器不超過以往的水平、並找到最終的解決辦法。詳細內容可以去看有關的著作。所以才有了7月15日在鄧小平加種開會，在這次決定與美國達成協議的關鍵會議上，提出了要使中蘇關係有一個較大的改善。簡單的說，就是同美國拉開一些距離，對中美關係中的安全戰略合作的實際作用以往估計有些高了，今後要做調整，包括改善中蘇關係。

但是，以上我講的是事前的判斷和談判中的情況。但《八一七公報》簽署以後，中美關係後來的發展表明同美國拉開距離只是一個想法、一個主張，其內容顯然是有限制的——它主要指的是在戰略上中國避免被美國利用、成為美國的棋子。但是 中國領導人仍然非常重視中美關係，而且從實際情況看，在《八一七公報》簽訂以後，中美關係在更廣泛的領域裡得到了全面的發展，為後來的中美關係奠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就是通過雙邊關係的努力、包括中方的努力，把中美關係從單純的、由共同應付外部威脅的（我稱之為「外力驅動型」），轉變為產生於各自主要的國內政策的合作願望的由內力推動的「雙向驅動」的關係。概括說就是建交之前中美關係是靠反對共同敵人蘇聯的外力推動的；從1978年開始，特別是1982年以後，發展成了一種主要動力來自內部的雙重力量推動的雙向型關係。從中國方面看是來自於改革開放、現代化的內在的需求。這給中國現代化提供了一個有利的外部條件，也為中美關係奠定了一個重要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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