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做一個行業，做慣了，就有了惰性，慢慢地就不想換了。做熟了的事情連腦子也不用過，想都不想也能做得好。有時走慣了的路，一路往前走，走到半截想起來，不對勁，應該往另外一個地方去，然後又繞回去。
比如我在一位朋友那裡看民窯的瓷片，他收到很多。城市那裡有工地開挖，挖掘機前後左右就有個他。象非洲河馬背上的鳥。撿回家，洗乾淨，分門別類的一格一格的放著。
他把民窯的瓷片拿給我看，二筆魚，一筆水草，順手又是一個碗。畫胖娃娃的專畫胖娃娃，風一樣的快，然後在碗底寫上名字。碗底寫名字是怕弄混了。這些名字對於收藏者沒有意義，比如王四毛、張財、王金根，間或也有雅名比如秦者軒，不如何許人也。
這些匠人名不見經傳，畫瓷就是一個手藝，談不上什麼藝術什麼的。畫好多少件然後計件拿錢，讓他們換個行業大概很難。除了畫瓷，旁的手藝又不會，那麼就畫一輩子。
莫高窟里曾經發現一個畫匠，已成白骨。白骨的旁邊有一隻小碗，裡面有乾涸的顏色。是什麼驅使著他龜縮在這個小小洞窟里，長年累月的描畫香花天女。他就不能換個職業嗎？
所以不管怎麼有趣的事情變成職業，都會慢慢轉化成讓人厭惡的行當。董其昌說仇英的工筆畫「其術近苦！」。如果你在家刷過天花，你就知道一真仰著頭畫藻井是多麼痛苦的一件事情了。
台灣民間藝人洪通一直是個拉車的。他沒多少文化，家裡窮沒讀過幾天書，幫人做苦力生活。「藝術」這兩個字與他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一件事，恐怕做夢也夢不到這兩個字。
但忽然有那麼一天，這兩個字如電光火石一般出現了，就如同烙在腦子裡一樣，他把這個想法深深地埋在心裡，跟誰也不說。有一天他看看孩子也大了，能自己弄一碗飯吃了。他就放下扁擔對他的老妻吶吶地說：「我想搞一點畫子看看，明天就不做活了！家裡的事你多看著一點。」
於是洪通就開始不理生計畫起來了，實質上自他開始畫到他停筆，也就是去世一總也就畫了七八年的時間，但這七八年來他過得很幸福。他終於開始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我們平常人也許一輩子都沒福氣知道自己真正喜歡什麼，也沒機會去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甚至連自己喜歡什麼也不知道。即便知道自己喜歡什麼，也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做不了，慢慢地挨著一直到死。我們想成為什麼，和我們必須是什麼這中間的距離太大了，大得可以忽略不計。
洪通畫得很自由，他一家也不模仿。他一畫畫就是創作，他有無窮的想像力，也象個孩子一樣畫得很單純。連他自己也說不清他弄的是個什麼畫種，反正只要能弄到手的顏料他都願意往紙上塗。
他問別人好看嗎？別人說好看他就很得意了。他跟人說做夢時一個神仙教他畫的，跟陳咬金夢中有人授他斧子功一樣。陳只得三板斧，而洪通卻是花樣百出。
有一次台港雜誌《雄獅美術》去採訪他，說要拍攝他畫畫的過程。他一聽攔下其中一個女編輯，說什麼樣也不讓她進去，弄得女編輯很生氣心想你家也不是清真寺禮拜堂。
但後來理解了。洪通畫畫時，喜歡精赤著身子，時不時在雞雞上也塗點顏色畫畫。當然不能給女的看，怕嚇到人。另外也有個原因他比較心痛衣服。顏色沾到衣服上，就要洗。洗多了就傷衣服，索性脫光了。
別人說要買他幾張畫子，他也把畫子拿出來給人家挑，他自己卻站在旁邊說這張不行我自己想留著，那張也不行我也想留著，弄得主客不喜，最後一張也沒賣成。到死他靠畫畫也沒掙上幾個錢。
他的畫始終沒有進過主流的藝術圈子中。你說他的畫子有多好，那到也未必，但是他就想這麼畫，也沒有什麼除了畫畫這外的心思。人有時單純一點真難。
上次筆會，我看一個山水名家畫山水，旁邊站一個女企業家。那個女的一會說你把船給我畫多一點。都要有帆，代表一帆風順。哎！這個地方可以來一輪紅日。畫家在遠處畫一輪紅日。山下邊要有樹，多畫一點。畫家聽了點頭，在下面畫了不少毛毛鬚鬚的樹。
女企業家跟旁邊財務主管耳語：說這個畫家人不錯，回頭給他多添點。後來那個女企業家說多畫幾個瀑布，說是水大了象徵財源廣進。看了十分傷心。其實這個名家不窮，一年好幾百萬的進帳，不知道為什麼還下作成這樣。
洪通死了之後出了點名，其實還是畫商伎倆。一下子可以把他的作品價格喊得很高，蒙了些錢。有幾個閒漢還想發起一個什麼基金會，給洪通搞個什麼故居之類的紀念形式。後來在征地上也沒有干過地產商，把他原來的老房屋也給拆了。結果除了他還剩下的畫子，一點多餘的東西也沒留下。
不過這樣也好，到是成全了他自生到死都是一個「素人」的願望。他活得不累。
本文插圖為溫州畫家戴宏海於八十年代初創作的《柳毅傳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