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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自由，乾杯。」
這是《人民的名義》中，丁義珍在出逃至美國的飛機上時，得意洋洋所說出的話，可電視也是現實的反映。
在當時，我國光出逃在外被抓捕回國的經濟罪犯就多達三千餘人，還未被抓捕的貪官人數更是不計其數，就是為了躲避法律的懲罰。
2014年，我國開展了一場名為「獵狐行動」的抓捕海外貪官的行動，而行動的首要目標就是一個名叫高嚴的人。
作為建國後級別最高的外逃貪官，從他出逃開始到鎖定目標，籌備了整整12年。
那麼身居高位的高嚴，到底是如何一步一步的走向貪污的深淵？
01
轉變迅速的性格
1942年，高嚴出生於吉林榆樹村的靠山屯，不但家裡地多，高嚴的父親還是一名老師，所以高家在屯子裡的家境還算不錯，吃穿上面沒有什麼拮据的，自然主要把精力放到孩子的讀書學習身上。
可能是因為父親是老師的緣故，高嚴從小學習成績就很好，屯子裡的老師們都說高嚴以後能當大官，而苦不苦只有高嚴和他的鄰居們知道。
屯子裡的老人們後來回憶起來說道：「經常都能聽見高嚴他爹晚上還在打孩子的聲音，還說不好好讀書就要把他牙掰下來，不過好在高嚴還是把書給念好了。」
說起高嚴的父親，大家的印象里是一個老派讀書人的形象，個子不高，比較認死理，但說起話來倒是不慌不忙的。在遇見鄉親們的時候，高嚴的父親都會十分熱情的打招呼。
高嚴是一個看起來懂禮貌，但十分內向的孩子，在路上遇見鄉親，也只是喊聲「大娘好」，就立馬扭頭跑開。
不過村子裡的人都蠻喜歡這個孩子的，文縐縐的，學習成績還好，都說高嚴父親命好，有這麼個省心的孩子。
但隨著高嚴的父親前往了別了村莊教書，高嚴也一同離開了靠山屯。
最終，憑藉著自己優異的成績，高嚴考上了長春電力學校，在熱力系統自動化專業學習。在當時，由於東北是國家的工業重地，自然是有著不少的工業工廠，像高嚴這樣的專精人才，在當時算得上是稀缺人才。
1962年，經過三年的學習，高嚴從學校畢業了，得益於那個時候包分配，高嚴在畢業後直接就被分配進了吉林熱電廠進行工作，而這個熱電廠可不一般。
吉林熱電廠作為建國之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產物，是當時的重點工程，無論是工業設施還是配套系統，都是相當的完備，可以說是當時整個東北最好的熱電廠。
高嚴能在一畢業就分配到了這裡，由此可以看得出高嚴成績的優秀。
根據高嚴的官方簡歷記載，在這裡的高嚴很快就得到了升遷，僅在入職後的第三年就擔任了熱電廠的團委書記。
1969年擔任起了熱電廠化學分廠的黨支部書記，1974年初就擔任起了熱電廠革委會副主任。
這樣看來，高嚴幾乎每隔三年就是一個大跳，一路連任至了革委會副主任，可這樣真的只是因為他的能力突出嗎？
根據當時高嚴剛入職熱電廠時，和他一同工作的劉姓女職工回憶道：「高嚴我倆當時倒班，我對他印象可深了，天天笑嘻嘻的，能說會道，可會來事了。」
而問及廠內的其他和高嚴有接觸的工友時，和劉姓女職工的說法也大差不大，都是在說高嚴是個能說會道的人，經常喜歡和領導們混在一塊。
這樣看來，高嚴在從他離開靠山屯參加工作之後，他的性格發生了極大的轉變，從先前一個害羞內向的小伙，變成了一個外向且熱衷於社交的青年，翻天覆地的變化簡直判若兩人。
我們並不知道是什麼契機促使了他性格的轉變，但至少知道他接下來是如何一步一步走進深淵的。
02
邁向腐敗的深淵
1975年，高嚴被調任到吉林省的電力工業局擔任副局長，此時的高嚴還是一個肯辦實事的好官。
在高嚴剛上任時，是六把手，排到最末位的一個副局長，可以說好多累活都是交給他來做，但高嚴並不過多抱怨，都是認認真真的去做好每一件事。
在高嚴任期內，由他親自指揮負責了吉林熱電廠的擴建工程，高嚴直接吃住都在工地照看著，不僅整個施工過程中沒有出現任何意外，甚至還比預定交工日期要早上了好多天。
得益於熱電廠擴建工程的出色表現，高嚴隨即被委派去負責指揮通遼地區的總發電廠建設。
在當時，通遼這樣的高寒地區去安裝發電廠的先例是沒有過的，而高嚴敢為人先，帶著隊伍便是在通遼扎了下去，再次比預定工期提前完成任務，當時的多家媒體對高嚴大肆誇讚，並將通遼發電廠稱為「高寒地區的明燈」。
有了以上政績，高嚴的升遷之路直接是一路綠燈。1986年，便從原先的最末位的副局長，一下轉成了正局長，隨後在1992年又擔任起了吉林的省長。
50歲的省長，做官做到這個位置上，可以說是已經坐著火箭升遷了，再往上升的話就是副國級了，可以說是不少人一輩子都升不到的位置。
而高嚴也在這迅速的升職之中，逐漸迷失了本心。
1995年，高嚴被調任至雲南擔任省委書記。
在剛到任雲南後，高嚴就給當地的公務員和事業單位職工發放了「高原補貼」，也就是將他們的工資提高了幾百塊，一時間不少公務員都對這個新上任的省委書記有著不少好感。
可在高嚴擔任雲南省委書記的第二年，就收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筆賄賂。
一個來自香港的的公司總經理韓某，找上了高嚴，聲稱：早有聽聞雲南的紅塔集團的捲菸馳名全國，十分想和紅塔集團合作，希望高嚴能夠幫個忙搭線聯繫一下褚老總，韓某親自請客。
而實際上，高嚴和褚時健都沒有去參加什麼「宴會」，高嚴只是給褚時健遞了一個口信，「希望能對韓某的生意多多照顧」。
於是韓某得以和紅塔集團的一個下屬公司合作，簽訂了一萬兩千八百箱的捲菸成交書，韓某從中獲利了900多萬港幣。在此事後，韓某也是「講義氣」，直接給高嚴了兩萬美元，當做介紹費。
高嚴在起初拿到這筆錢時，心裡是非常忐忑的，他清楚韓某這樣的行為構成了什麼意義：行賄。
「反正他是香港人，都說要回歸，但這不還沒回歸嗎，境外的錢，應該沒事，應該沒事。」
懷著這樣的僥倖心理，高嚴收下了這筆錢，在收下後的那段時日裡，高嚴每天都膽顫心驚，生怕事情暴露，被人發現。
直到褚時健出事，被免去紅塔集團董事長之位後，高嚴還沒有被人發現，這讓他的膽子逐漸大了起來，「沒人敢查到我頭上。」
在這之後，高嚴又再次和韓某聯繫了起來，沒了褚時健，但有接替他的人嘛，於是高嚴又和接任褚時健的人取得了聯絡，再次做起了捲菸生意。
此時高嚴發現，原來自己的權力可以這麼大，即使是自己收受賄賂，也不會被人發現，也沒人去懷疑他。
「權」與「色」是分不開的，在權力的極度膨脹下，他的慾望也開始了膨脹。
在上任雲南省委書記後，在一次機緣巧合之下，高嚴在飯局上結識了雲南電視台的美女主持人，楊姍。
對於這個東北漢子來說，這是他首次長時間和一個南方的姑娘接觸，南方女性獨有的水靈的溫柔讓他迷醉，楊姍作為一個女主持所獨有的自信和大氣也讓高嚴挪不開眼睛。
可楊姍也不是「泛泛之輩」，她一眼就看出了高嚴對於她的青睞，楊姍作了這麼些年的主持，當然清楚一個省委書記的力量有多大，如果能夠上「高嚴」，這對於她來說無疑是一大助力。
於是在飯局上的楊姍也對高嚴暗送秋波，兩人眉來眼去之下，自然而然的就膩歪到了一塊。
1998年，高嚴擔任國家電力公司總經理，在調任北京的日子裡，高嚴和楊姍兩地分離，這讓高嚴每日都魂不守舍的，工作也沒法正常進行下去，於是高嚴決定把楊姍給接過來，哪怕離近點也好啊。
但考慮到這裡畢竟是北京，「不太安全」，於是高嚴將楊姍安排到了上海的一棟別墅內。
這棟別墅價值六百多萬，光裝修就花了三百萬，甚至高嚴還拿出了公司的錢，來負責管理費用，真是將國家的財產當做「自家」的了。
楊姍在上海的食宿費用更是高達每天一萬元，就這樣高嚴還是不滿意，又花了三百多萬在上海買了一套豪華住房，來當做他的「行宮」。
就這樣，高嚴每次都是以「前往上海治病」為理由，跑到他的「行宮」里，和楊姍纏綿在一塊。
甚至到後來，身為總經理的高嚴直接就不返回北京了，就和楊姍一塊躺在床上，用手裡的電話來遙控北京國家電力公司的工作。
而高嚴的行徑更不止於此，眾所周知，國家為了防止高級幹部中出現以權謀私的情況，特地要求國家幹部子女不得從商。
高嚴卻置若罔聞，不僅將自己的兒子安排進了電力系統內部擔任經理，甚至還利用自己的職權，來幫自己兒子去為他人承攬工程。
僅1998年到2002年四年間，他兒子就從中獲利了多達一千多萬，涉及了多達六個企業。
除此之外，高嚴還把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都安排了進去，對著些親戚們都十分「照顧」。在高嚴的幫助之下，各個都是「錢程似錦」，造成了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嚴重損害了國家利益。
03
暴露
2002年7月，有關部門終於注意到了高嚴的反常舉動，隨即便對高嚴進行了秘密調查，但在向高嚴的秘書了解問題時，被高嚴敏銳的察覺到，國家有可能要對他下手了。
隨即高嚴立馬聯繫了自己的情婦楊姍，迅速進行資產轉移，在後來光是被查出攔截到的資產就有五百多萬元，還有大量的黃金等貴重物品。
9月，高嚴獨自一人，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成功出逃。高嚴的出逃對當時的國家電力公司造成了重大的打擊，當時剛剛上市不久的兩家子公司股票都遭到了慘重下跌。
可高嚴出逃之後，到底前往了哪裡，這沒人知道。在一開始的機票上顯示的是前往了美國，但隨後高嚴便換了身份和護照，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中。
但國家始終沒有放棄對他的追捕，2014年，隨著「獵狐行動」的展開，終於得知了高嚴此時就躲在澳大利亞，澳大利亞政府也表明態度願意配合國家進行抓捕，並對躲在澳大利亞貪官的資產予以凍結。
但時至今日，高嚴始終沒能落入法網。1942年出生的高嚴，出逃的時候是60歲，此時的他已經是年逾80歲，是不是還活著都難以斷定。
2004年，高嚴的兒子以行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五年，高嚴的父母也在這一年與世長辭。
由於孫子坐牢，兒子外逃，之前的那些「七大姑八大姨」們在高嚴出事後都唯恐避之不及，高嚴的父母在臨終之時竟落得無人送終的地步，實乃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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