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萊塢編劇為何罷工,國產劇編劇懂

2023-05-19     毒眸

原標題:好萊塢編劇為何罷工,國產劇編劇懂

「在業內,一些人將今年的罷工行動稱為『奈飛罷工』。」有媒體這樣報道近期的好萊塢罷工。

這一方面是因為,罷工影響到了不少奈飛在映劇集比如《怪奇物語》《眼鏡蛇》《不穩定》。另一方面,則是罷工前WGA(美國編劇協會)與AMPTP(美國影視製片人聯盟)談判的核心,正是被奈飛等流媒體改造的編劇與平台的關係。

「奈飛罷工」的背後,編劇們的憤怒並不單純指向奈飛本身,而是它所改造的劇集生產方式正在壓縮著編劇的利益空間。

如果要拎出一個矛盾的集大成者,那就是目前被流媒體平台廣泛使用的「迷你編劇室」制度(mini’s room),即2-3名編劇組成一個小型團隊。

喜歡美劇的觀眾都知道,許多經典美劇的開端是「試播集」。電視台時代的美劇,會先大概確定演員、編劇、導演,再拍攝該劇的第一集並寄給電視台高層,有時也會寄給影評人或媒體評估。

電視台在看完後決定是否購買,片方則根據反饋進行修改。《權力的遊戲》中「龍媽」一角的演員就是在試播集後更換,《生活大爆炸》中謝耳朵的人設在試播集中也不是後來的「geek」。

但流媒體為了成本預算,把試播集改成了前三集劇本。為了更好地判斷這個IP的開發潛力,平台會先組建一個「迷你編劇室」,試著寫出2-3個版本的前三集劇本,交由平台來判斷。

在平台審核的8-10周里,編劇根據合同無法從事其他工作,即使審核通過後,這些編劇也不會參與到劇集中,尤其是這個劇集的體量在10集以下的話——而流媒體多數劇集不會超過這個集數。

如此一來,迷你編劇室的編劇所得酬勞因工作的量減少而減少,而這部分酬勞又分走了正式劇本編劇的一部分預算,進而導他們的薪酬也在減少。長此以往,單個編劇獲得的酬勞越來越少。據統計,自2018年以來,編劇經通脹調整後的薪酬下降了14%。

在此次罷工中,WGA的明確訴求便是:基本工資提高5%到6%;取消迷你編劇室,普通編劇室至少僱傭6人。而這,也是此次罷工里最難以協調的部分。

AMPTP認為強制要求僱傭6人和10周非常可笑,「這與我們行業創造性的本質不相容。」AMPTP的主席卡羅爾·隆巴爾迪尼甚至在報告中說:「編劇能有一份短期工作是很幸運的事。」

一位奈飛高管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很明顯,編劇室的提案可能是最難解決的。即使是人工智慧相關,也可以被巧妙地變成雙方都可以忍受幾年的東西。但(這個提案)會導致成本大幅增加。"

本就在縮小的蛋糕,還要再重新分配。AI的發展或許能帶來蛋糕的擴大,但那又還要等多久呢?

新媒介解決不了舊問題

這次編劇們對奈飛抗議的相關議題,之前鮮少出現在國內相關報道里。更多觀眾熟悉的是另一套敘事:奈飛只給錢,給很多很多錢。

2019年,奈飛出品的韓國古裝喪屍劇《王國》火遍全球,編劇金恩熙在直播中說:「奈飛只給錢,不提意見。」此外,奈飛還為《權力的遊戲》兩位編劇提供一份為期數年、總額高達2億美元的電影和電視協議。

但從這次罷工里編劇透露的信息,這一套敘事只屬於金字塔頂端的少數編劇。多數編劇所接觸到的流媒體,都不是支持創作的慈善家形象。

「你無法維持生計,」在製作《布里奇頓》第三季的編劇Lizardi說。「找一份工作已經夠難的了。你需要兩三份才能生存。」據媒體報道,WGA成員編劇的最低工資為每周4546美元,而在過去的10年中,WGA領取最低工資的編劇人數從1/3增加到了一半。

迷你編劇室模式影響了編劇行業的平均水位。迷你編劇室的人數和工作時長,降低了他們到手的薪酬,同時加上流媒體劇集普遍比電視劇集要短,編劇的收入也不及電視劇集編劇的一半。

有意思的是,在數據更加具體易得之後,流媒體分配利益的方式,反而不像電視台時代那麼透明了。電視台時代的收視數據公開程度很高,而流媒體平台的數據幾乎都是封閉的。奈飛會在前10名頁面顯示其最受歡迎節目的觀看時數,這已經比亞馬遜、蘋果等其他流媒體的數據更多了。

黑箱般的後台數據,使得編劇很難知道他們是否得到了足夠的報酬,而數據的缺乏也降低了創作者在節目熱播時的談判能力。

《魷魚遊戲》的編劇兼導演黃東赫最近接受採訪時稱,《魷魚遊戲》的成功並沒有給他帶來巨大財富。「我沒那麼有錢……奈飛並沒有給我獎金。奈飛根據原始合同付錢給我。」而據奈飛內部文件數據,《魷魚遊戲》估計將為平台帶來近9億美元的價值。

在酬勞減少的同時,更讓一些編劇痛苦的,是這種模式對編劇職業上升通道的影響。

《權力的遊戲》原著作者、劇版編劇喬治·馬丁就在支持好萊塢編劇罷工的文章中,以自己的職業道路為例說明了這一模式對編劇的傷害。在1985-1995年之間,他以編劇的身份參與到幾部美劇的製作,總在片場觀察演員的表演,從拍攝到後期剪輯的全製作過程中他都在,這都為他後來的編劇生涯打下了基礎。

而「迷你編劇室」模式斷了編劇更多的職業可能性。「迷你編劇室」的編劇交付劇本,做過一兩輪修改後,就會拿到報酬,被送回家,工作就此結束。即使他們編寫的劇集正在拍攝,他們也不會被要求去片場,甚至可能不允許與演員交談。

「AMPTP拒絕讓編劇參與製片過程——不是作為遊客,而是作為工作的一部分,得到相應報酬——不僅錯誤,而且目光無比短淺。如果2023年的Story Editor無法獲得任何製作經驗,電影公司以為2033年的劇集主理人要從哪來?」馬丁·斯科塞斯寫道。

「如果我們現在不努力,三年後就沒有什麼可爭取的了。」WGA的成員、編劇Jacqmin說:「我會用『絕望』這個詞。」4月中旬,WGA進行投票時,決定性的97.85%的人贊成罷工。

如果把時間線拉長,能更清晰地看出媒介疊代對編劇勞動的影響。

據美聯社報道,自 1960 年以來,WGA編劇罷工次數超過了好萊塢的任何團體,共有 6 次罷工。基本上每一次,都是新媒介變化帶來的利益分配問題。比如1988年的罷工,爭論的是DVD的收益分配問題,2007年則是要求流媒體平台在預算充足的情況下必須僱傭公會成員。

周而復始,新媒介無法解決舊問題。新技術的使用權和定義權始終掌握在資本方手裡,在每次的利益分配中,也自然掌握著更大的話語權。新媒體的稱呼,web1.0或者web2.0,本身就帶著天然進步的視角,殊不知,媒介的疊代,也可能帶來勞動關係的退步。

編劇的勞動是這劇集龐雜生產鏈的其中一環,在科學手段日益精密的當下,擔任著那個聽起來有點玄學的「靈魂」。編劇搭建的是整個產品的骨架,這該如何定價?始終在爭論中。

WGA編劇所經歷的流媒體平台帶來的改變,國產劇編劇也都經歷過,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搜狐娛樂曾在2021年一篇報道中採訪了幾位參與過平台項目的編劇,其中一位編劇沐沐這樣概括現在的創作環境:「十年資格的老編劇寫了大綱和梗概,交給入行兩三年的編劇改,然後分包給入行一年的人寫,再被沒演過戲的人瞎演,最後擺在觀眾面前的就是一部部無腦劇。」

在劇集被嘲的時候,編劇是被寄刀片的那個,僅就今年,《他是誰》《長月燼明》的編劇就都在微博上隱隱吐槽過劇情並非他們所寫的樣子。在劇集爆紅之後,編劇又是被輿論場忽視的那個。就說今年兩部爆款劇,都知道《狂飆》里的高啟強是張頌文,《漫長的季節》由辛爽導演,那麼請問兩部劇的編劇是?

反向馴化

這些年才在好萊塢流行起來的迷你編劇室模式,在70年代的寶萊塢是常態。

這段時間,編劇的寫作通常在電影製作人的家裡或辦公室里進行,房間通常被稱為gadda(床墊)室。一直到後來編劇二人組Salim Khan和Javed Akhtar成名後,成為了第一批獲得明星地位並將自己的名字和主角一起印在海報上的印度編劇。

而如今,為流媒體生產劇集的好萊塢編劇,正向70年代寶萊塢模式靠攏。編劇的勞動價值,被規模效應給壓縮了。個中邏輯,與上世紀下半葉,美國將工廠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利用其人口效應壓縮生產成本一致。

說不定有一天,中國義烏的勞動者不僅能為全世界輸送小商品,還能為奈飛生產短劇。

這種反向規訓,不僅發生在地區之間,也發生在新舊媒介之間。「迷你編劇室」最早由AMC使用,現在被奈飛「發揚光大」,到今天電視台在開發新劇前,也在使用。在犧牲編劇利益之間上,新舊媒介團結地站到了一起。

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AI帶給了編劇更大的恐懼了。因為AI也許意味一種強度更大的,對於工作機會的消滅(這已經被媒體反覆講述),以及過去已經發生的勞動關係的反向規訓,再一次發生。

這也是這次編劇罷工里提到的AI的原因。WGA的多項訴求里,包括禁止使用AI撰寫文學材料;禁止將其作為原始材料;禁止使用作家們創作的材料訓練AI。畢竟當下,媒體巨頭Buzzfeed,Insider等今年以來已經用上AI生產內容並大規模裁員。

勞動者總是對於生產工具的疊代異常敏感,每個生產工具疊代的時候,都會帶來勞資關係的改變。工業革命剛開始時,紡織工人集體去砸了蒸汽機廠,試圖藉此行為,表達自己的利益或被侵占,自己的勞動價值或被稀釋的恐慌和憤怒,並為未來的勞資談判留下籌碼。

而掌握技術和數據,同時作為資方的平台,當然不會有這樣強烈的抗拒態度。愛奇藝創始人兼CEO龔宇就在前不久表達了他對AI的看法。他認為,AI只是一個工具,不應當被當成洪水猛獸,去搶奪人類的工作和飯碗。相反,AI應該被視為一種有助於人類創造力發揮的工具,被人類所掌握和利用。

只是,平台所掌握的這些數據,到底有多少能為創作者所用?

無論是海外流媒體還是國內的流媒體,一部爆款劇的相關內部數據,都只有平台相關負責人和片方的少數人知道,未來也不會有改變,這會越來越收緊,就像平台一個個關停的外部數據一樣。

不過,倒是也不用悲觀,創造的力量是無限的。龔宇在說完技術的重要性後也說,在影視行業這樣的高智商體現領域,人類創造力仍然是無可替代的。

在現階段的討論里,對於技術的絕對否定和肯定都不可取,而應該思考,如何讓AI變成能惠及更多從業者的技術,而不是單純變成和編劇的彼此對抗與消滅。

近十年來,就有不少創作者在試圖衝破利益分配邏輯,用新媒介的語法,讓自己成為一個項目的統籌者:集編劇、導演,偶爾還有主演於一身。《亢奮》的編劇和導演是一個人,他是這個項目絕對核心的製作人。拿過多項艾美獎、金球獎的《倫敦生活》《都市女孩》,其編劇、導演、主演都是一個人。

《亢奮》

看起來遠離劇集工業核心的挪威,一部《SKAM》相繼被七個歐美國家翻拍。項目的編劇、導演、製片人也是兩名女性。她們是電視台的工作人員,從2008年就在摸索自媒體時代劇集的互動創新,和青少年會共鳴的內容,這才有了《SKAM》的大火。

這就是流媒體時代才會有的故事,無論是劇情上的個體化,還是創作方式上的個體化。上述作品的特點,就是都是在這個時代少年、青年會經歷的迷茫和不知所措。無論在台詞、情節、鏡頭語言、和觀眾的互動方式上,都有創新之處。當他們用這樣的方式獲得話語權後,或許也就有能力和機會,夠到一些龐大的、需要精細工業化的IP和作品。

說到最後,技術只是技術,是蘊含著多種可能性的媒介。如果更關注技術的解放性力量——即是對內容生產本身,也是對生產內容的人,那將會讓技術變得更具想像力。

即使是描述自己是「絕望」的罷工的編劇們,也都在想辦法玩花樣。

有編劇在5月3日的罷工現場組織起了「相親」活動。想要尋覓約會對象的成員們,可以帶彩帶,粉色表示有興趣和女性約會,藍色表示有興趣與男性約會,紫色表示對每個人都開放。「不是每個故事都是關於愛情的嗎?」有編劇對採訪的媒體說,還有人說,將為改變而戰與為愛而戰結合起來,是一個有趣的想法。

罷工終會結束,創作永不止息。就像他們舉抗議的牌子時上面寫的,「我們知道怎麼結束這個故事。」

文章來源: https://twgreatdaily.com/zh-sg/2bc5e2620642b2e7e166081fea37286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