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不是現代人的專利,慈善事業在中國的發展歷史悠久。中國從古至今有著豐富的慈善文化,我們善良智慧的先輩們曾創造出了許多慈善模式,古人的做法也許對今天的慈善事業仍然有借鑑意義。
北宋神宗熙寧九年,陝西藍田呂大鈞兄弟首創我國歷史上最早的「村規民約」——《呂氏鄉約》。「鄉約」是鄰里鄉人互相勸勉共同遵守, 以相互協助救濟為目的的一種制度,對後世明清的鄉村治理模式影響甚大。
「鄉約」由鄉村中的村民鄰里自願加入,由眾人推舉領導人,月末對有善行者加以獎勵,對有過錯者則加以勸改。內部定期舉行聚會,使鄉人相親相愛,成就了淳厚風俗。
《呂氏鄉約》內容豐富,包含四大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其中患難相恤是典型的民間自發相互救助。
在鄉約制度下,通過教化,發揮愛心,為孤老殘弱者提供了社會保障。《呂氏鄉約》是儒學理想的實踐,後經朱熹及儒學同道的大力推行,被納入南宋的鄉治政策。
范仲淹不僅是一代傳世名臣,更是我國慈善史的里程碑式人物。他所創立的義莊,是中國最早的家族式義莊,也是中國慈善史上的典範。
北宋皇佑二年,范仲淹在故鄉蘇州吳縣設立義莊,救濟族眾,捐置良田千畝,以田租為義莊資金來源,並制定管理章程,作為義莊運轉依據。
義莊除注重保障族人的基本生活外,更注重族人文化素質的提高,希望族人們都能飽讀詩書,因此莊內設有義塾, 為族人提供免費教育,族人若進城赴考,義莊也將為他們提供盤纏。義莊鼓勵族人捐贈田地,不僅可以使其他族人得到更多幫助,更可以使本人流芳百世,為族子族孫所銘記。
嚴密的管理是義莊能夠長久穩定運行關鍵所在,其管理者通常由德高望重的長者擔任,報酬與管理績效掛鉤。
范仲淹逝世後,他的兒子范純仁、范純禮又將義田擴充,並根據實際情況「隨事立規」,先後十次續訂規矩,使義莊管理更趨嚴密, 在此後漫長的歲月中,范氏義莊雖飽經戰火災害蹂躪,卻始終能長盛不衰,至清代宣統年間,義莊已擁田五千三百餘畝,創建時間長達八百餘年,堪稱世界慈善史奇蹟。
悲田系佛經用語,是佛教中諸福田之一。所謂福田,就如農夫在田地里播種一樣,有耕種就必然有秋收的回報,即多行善事於前,便將受好報於後。「悲田」其實就是指對貧窮孤老實施的布施。緣於此,唐朝的佛教寺院裡便設立了悲田養病坊,並由專門的僧人負責主持。
悲田養病坊是中國古代以來首個比較完備的專門矜孤恤貧、敬老養疾的慈善機構。相當於今日的診療所、養老院,對流浪老人、無後老人、貧困者、患病者提供免費診視、收容救助。
從武則天統治的長安年間開始,長安、洛陽及地方各州道的佛寺中都廣為設置悲田養病坊。然而到了開元初年,因丞相宋瑕等人所生訾議,悲田養病坊便一度冷落下來。後來,直到唐玄宗對社會福祉事業予以關注,悲田養病坊才又重新有了發展。
由於唐政府對佛寺慈善活動從經濟上給予了資助,此後的百餘年裡,悲田養病坊仍歸由佛教寺院主持經營,並且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新發展,救濟了大量貧病無告的老人。
然而武宗會昌排佛時期,僧侶被敕令還俗,悲田養病坊也受到很大的打擊。官方將「悲田」兩字去掉,改稱為養病坊,並將其改隸兩京及各州管理, 且任命地方耆老掌理其事,分配寺田作為經費來源。
嘉定二年,因荒歉嚴重,百姓流離失所,辭官歸里的劉宰便聯合其他鄉紳首設私人粥局,收養遺棄的嬰孩。後來浙西常平使移文金壇相助,發義倉米三百石。鄰郡旁邑聞此善舉,也都紛紛慷慨解囊, 救濟對象也擴大到老人、病患者、婦人與少壯者。此次大規模的私人賑饑,不僅在宋代救荒史上鮮有人能夠匹比,就是在中國慈善史上也極為罕見。
嘉定十七年春,劉宰再次開辦粥局,捐出自家歷年積穀百餘斛,救助饑民。這次賑饑的規模更是前所未有,不僅人數眾多,而且時間也長。這次善舉,劉宰得到了官宦舊好的支持,也帶動了一批有力善士的踴躍捐助。
紹定元年,因鄰邑澇災,眾多流民乞討於金壇,劉宰第三次開粥局以賑饑民。設局月余,正當大麥將熟未熟之時,劉宰再遇財力不濟,幸好水縣知事王遂、國子監趙崇帆、鄉貢進士王文虎等人伸出援手,建康太守馮侯也特捐米百斛。粥局又得以持續月余,直至麥熟為止,此次賑濟受惠的貧民估約應有萬人左右。
三次大規模的粥局開設成功,表明在宋代官辦慈善事業隆盛的同時,民間社會的慈善活動開始崛起,並獨樹一幟,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
北宋元祐四年,災荒之際,瘟疫流行,杭州是水陸交會的地方,疫疾死亡率比別處都高。時任杭州知州的蘇軾捐獻五十兩黃金,從公款里撥出二千緡錢,又引發眾商費、鄉紳贊助,一同作為治病基金,合起來辦了一個病坊,叫做安樂坊,專門收治窮苦病人。
蘇軾全力以赴親率醫生分坊治病,統籌製藥、施藥、治病救人及籌建安樂坊,有預案,有調度,有應對,有志願者計劃,有後續鞏固方案,實際流程更接近現代管理系統,是古代在防疫防災實踐中罕見的統籌安排的實例。
「安樂坊」單獨設立,是醫療慈善由寺院走向社會所邁出的關鍵一步,它治癒千人,引起了朝廷的極大關注。後來由兩浙漕臣上報朝廷並得到批准,改名為官辦的慈善醫院「安濟坊」,並得到廣泛推廣。
義學,是一種免費的「義務教育」。中國人創辦的義學,則遠比西方國家為早。中國義學的濫觴時期,當從晚唐王潮、王審知兄弟在福州建立的「四門義學」說起。
當時正是中原動盪,軍閥割據,唐朝福祚將盡,五代十國的局面即將到來的時期。河南固始人王潮、王審知兄弟就在這個時期率領了一批中原人馬,南下福建,入主八閩。當王氏兄弟統治福建的初期,感到當時的福州文化比較落後,居民目不識丁者很多。為了振興八閩,有遠見的王氏兄弟認為首件大事就是要先從文化教育事業著手。
「四門義學」規格高於府、州學,具有高等教育的性質, 是福建的最高學府,而且面向平民開放教育,也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種「義務教育」。
經過王潮、王審知兄弟發展教育事業, 從此福建歷史上開始了第一次經濟文化的飛躍時期。且從此以後,義學又逐漸變成了由社會的熱心人士來創辦。其經費來源主要靠家族公田中的「地租」 收入來維持,或由當地富戶殷商捐助。這種形式的義學從唐朝以後,歷代都有,各地大同小異,辦「義學」也成為中國文化教育史上的一種優良傳統。
明萬曆 18 年,楊東明組織父老在河南虞城創立第一個同善會組織,它隨後在江南地區流行起來。同善會大都由地方紳士舉辦。經費主要依賴會員捐獻。每次捐獻的金額,以嘉善同善會為例,從銀九分到九錢不等。
隨著申請救助人數的增多,每次籌集的捐獻已入不敷出,於是同善會開始置辦不動產——土地,以地租收入來維持同善會的運營。同善會立有較完備的會式,包括其會旨、會期、會齋銀、施貧辦法及置棺分施等項,因而它也可稱得上是一個以濟貧、勸善為主要目的的地方性慈善機構。
同善會之設,一是「舍者為善,受者亦善,方是同善 」;二是「行者亦善,聞者亦然,方是同善 」。由此,同善會定期舉行聚會,一般是每年四次。聚會的目的有三:一是收集會員的善款;二是根據會員平時調查的情況,確定救濟對象,討論款項的具體分配;三是由主會人用通俗易懂的語言進行講演,勸人行善,做安分守己的良民,共建地方「好風俗」。
明清時期的培田屬於典型的中國鄉村宗法制社會,有著健全而發達的鄉村自治系統。而培田的村落自治還有一個特點,即以興養立教為己任。在「學而優則仕」的封建「主流教育」之外,培田存在著另一種更為生動活潑的鄉土教育。
培田第一所學堂叫「石頭丘草堂」,創建於明弘治元年公元 1488 年,之後村中吳姓族人相繼仿效,自此開培田興教辦學之風。
明清兩代培田有書院9個,家塾5處,童蒙、蒙館9所,以及接近於專業教的「鋤經別墅」「修竹樓」和婦女學館「容膝居」等。
培田的鄉土教育與 「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科舉教育形成互補,構成了傳統中國鄉村教育多元而開放的人文特色。從某種意義上講,它既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理想折射,也是孔夫子「有教無類」教育理想的生動實踐。
慈善的精神可以傳承,慈善的方式可以借鑑。家族和家族辦公室可以從中國古代的慈善模式中學習和借鑑,發揚慈善精神,通過集中管理和有效運營,推動家族的慈善事業得到持續發展和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