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印度電影，大家首先想到的估計都是阿米爾·汗等人。
今天要介紹的導演畢查德·漢巴塔和女主雅彌·郭德姆，對於國內觀眾來說都算陌生，不過兩人的首次合作卻有意外驚喜。
因為太敢拍了！
女主角是少見的惡女形象。
奈娜原本是幼兒園老師，她是孩子們眼中的甜心天使。
然而，請假三周又突然回來後，在星期四這天，她借著為小女孩妮哈麗卡過生日的名義，把槍對準了這16位小朋友。
單純的孩子們還一無所知，奈娜已經主動打電話告訴警方自己劫持了她們做人質。
一起被綁架的還有幼兒園的校車司機和助理阿姨。
同時，她還進行了網絡在線直播。
這分明是惡魔啊！
接下來，影片圍繞「奈娜究竟要做什麼？」這個問題展開，懸念和險象層層疊加。
首先，她指名道姓，要和賈維德汗對話，讓這個督察負責處理這起案件。
老賈到來後，她又發布了一段視頻，對著全網，說出了自己的第二個要求：1個小時內打到自己的帳戶5000萬盧比。
滿足要求，就放一個孩子走；不滿足要求，就按照字母順序，每隔一個小時槍殺一個孩子。
不過，無論是當權者還是圍觀網友，都沒把奈娜的話當回事。
上級長官命令警方快速控制住局面，另一個女警長決定強攻進入幼兒園。
這一幕被媒體在網絡上實時報道後，看到消息的奈娜被激怒了。她毫不猶豫對著名字排在首位的阿卡什扣動了扳機。
警方、家長、記者、網友等都被這個瘋狂舉動嚇到了。
失去理智的人是最可怕的，無疑，這時候的奈娜已經切實拿到了主動權。
故此，她又提出了自己的下個更瘋狂的要求：要和印度總理面對面談談。
與此同時，當老賈和奈娜周旋時，警方圍繞奈娜的調查也一直在進行。
奈娜的未婚夫和母親作為罪犯關聯人被請到了警局。
面對警察的盤問，兩人的臨場反應對比十分鮮明。
未婚夫驚慌失措，且一頭霧水，他不明白奈娜為啥突然發了瘋。
而奈娜的母親冷靜質問：14年前，強姦我女兒的罪犯，你們找到了嗎？
基於此，奈娜的往事通過插敘的方式一步步展現在我們面前。
在奈娜16歲生日當天，這樣一個尋常的星期四，她被校車司機強姦了。
由於印度強姦案頻發，警方早就見怪不怪。當時負責這起案件的老賈還是個年輕督察，為了快速升職出名，他隨便糊弄奈娜一家後，就集中精力去解決另一起關注度更高的槍殺案去了。
然而這件事對奈娜一家影響巨大。
奈娜的父親因此鬱鬱而終，母親自此潛心宗教，奈娜也遭受了嚴重的身心創傷。正如伊藤詩織所言:「強姦，是對一個人靈魂的殺戮。」
儘管14年後的奈娜看上去如此善解人意，但她卻患有嚴重的抑鬱症和pstd（創傷後應激障礙）。不僅日常需要靠藥物維持，就連未婚夫的親密觸碰都讓她覺得難以接受。
一個曾經的受害者，走上現在的極端道路，當然不是為了玩殺人遊戲。
事實上，她從來沒傷害過孩子們（阿卡什假裝暈倒）。外界大雨傾盆，一片糟亂，小朋友們一直在屋子裡玩耍、午睡。
她是勒索了政府五千萬盧布，但全捐給了強姦康復受害者的非政府組織。
她要見總理，是想倒逼這個最有可能改變國家的女人立法，把強姦犯判處死刑，讓壞人不再逍遙法外。
說到底，奈娜不過是想讓這個國家給女性們一些可以依靠的東西。
印度，曾被lonely planet旅行指南列入「最不適宜女性居住地區」。根據印度國家犯罪統計局（NCRB）2020年的報告，印度平均每天報告77起強姦案，全年共發生28046起此類事件。
悲劇的根源，在於犯罪成本太低了。去年，印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沙拉德·鮑伯德，針對兩起案件公開發表言論稱「「強姦犯只要娶了被害人就不用進監獄」 「婚內強姦不算強姦」。首席大法官能發出此等言論，不難想像整個社會對女性的觀念了。
作為一部商業片，《星期四》的套路其實不算新鮮。
它的構架和敘事是標準談判電影套路，有主角、人質、媒體、政府官員、警察和司法等公檢法部門全方位參與，緊張感十足。
影片的核心犯罪動機，即主角用非常規手段尋求正常自我訴求，我們能看到很多國內外作品的影子，像《開端》《誤殺2》以及原版《迫在眉梢》等等。
故此，《星期四》的大膽之處，不僅是聚焦於印度臭名昭著的社會問題——強姦，還在於它從上至下將這個國家的多年積弊都指了出來。
上面提到的賈維德·汗，他身上暴露的是警務系統低效瀆職的問題。
節目總編導將熱門時段給台里沒有存在感的主播沙阿尼，圖的是她被劫持兒童的母親身份。
而女主播沙阿尼 為了流量和收視率罔顧事實真相，試圖利用媒體引導大眾對奈娜進行一場名為「正義」的審判行徑。
大眾的漠視和異化，在這部電影里也被控訴了出來。
在網絡投票環節里，「司機、保姆、孩子」三人的投票從「100%、0、0」，逐漸變成了「97%、3%、1%」。
圍觀者帶著玩樂的心態判處別人死刑，這種隔著網線遠處的惡永遠不要低估。在如今複雜的網絡環境里，這樣的人可能不在少數。
而以女總理為代表的政治權力系統，在法律上的不作為和對性侵案件的忽視，更是讓罪犯猖狂囂張的助推者。
這種社會生態就像羅翔老師所講述的那樣：「縱觀人類歷史，有能力行動者卻袖手旁觀；知情者卻無動於衷；正義之聲在最迫切需要時保持沉默；於是邪惡方能伺機橫行。」
作惡犯罪的成本太低，維護正義的成本太高，世界不該如此啊。
當國家機器猶如一潭死水時，整個國家的人都裝聾作啞時，奈娜深知，極端是自己被聆聽的最後出路。
這是主動選擇，更是被逼無奈。
然而，當社會把老百姓從受害者逼成了施暴者，當生態把民眾培養成沉默的旁觀者時，沒有誰能獨善其身。
故此，編劇給影片安上了一個稱得上美好的開放式結局：收穫了眾人尊敬的奈娜在監獄裡繼續教書，而女總理在議會上提出了判處強姦犯死刑的法案。
影片里，這項法案能不能通過，我們不得而知。但在現實的印度社會中，這幾乎很難實現。
必須承認，儘管《星期四》很勇敢，但和電影背後黑暗殘酷的現實相比，它就像一部幻想片。
根據印度內政部發布的年度犯罪報告顯示，被起訴的案件越過85%，僅有27%的案件能被定罪。這就不難理解，「印度底層有多慘」能占據國內熱搜話題榜。
不過，一味自怨自艾解決不了問題，面對周身困境，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腳踏實地用自己的力量做出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