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權與陸權的擴張（下）

羅斯立國，沒有東方因素，而俄羅斯有，俄羅斯的東方因素來自蒙古，蒙古人「俄化」羅斯，只是將其立國的物質因素——國家機器掠奪了，其精神因素，基於拜占庭東正教的宗教信仰，則原封未動，所以說，俄羅斯帝國，是拜占庭帝國與蒙古帝國的一個結合，還談不上「是一個巨大的東、西方」，因為，在真正的西方看來，就連拜占庭都屬於東方，然而在東方——中國眼裡，俄羅斯則是西域，在純然的東西方認知里，俄羅斯「不東不西」。

但「一個巨大的東、西方」的帝國目標及其民族理想，一直以來，都在吸引並激勵著俄羅斯人為之東征西戰。

歐亞主義者特魯別茨科伊在《成吉思汗的遺產》中，指出：正是其政治遺產，教化俄羅斯推行強力國家體制，將各民族統戰起來，使之集權化和軍國化，成為了未來帝國的基礎。

對於西方，不能打入，那就加入，然而皆被拒止，為此衝突不斷，至今未已，對於東方，則以成吉思汗政治遺產自居，入其勢力範圍，將已碎片化的蒙古帝國，收入沙皇囊中。

以「一個巨大的東、西方」作為理念的國家，起步時，不過是一個小小的莫斯科大公國，被蒙古大可汗冊封為「弗拉基米爾」，它居然打著為可汗收稅的旗號，而悄然崛起，並「取蒙古而代之」，對此，車爾尼雪夫斯基是這樣說的，他說，俄羅斯人「用自己的痛苦換取了整個歐洲安全與和平」，因此，俄羅斯人是「歐洲人免受蒙古壓制的拯救者」，可歐洲卻拒絕了俄羅斯。

於是，有人這樣問道：那個不可一世的金帳汗國，難道真的徹底消失了嗎？抑或以某種方式被繼承下來了？

君不見今日俄羅斯諸汗國，豈非還是蒙古系政權？看看俄羅斯歷史吧，92位大公具有蒙人血統，300多個貴族姓氏與蒙人有淵源，或曰伊凡四世本人，亦與蒙人血統有著關聯。

若以車爾尼雪夫斯基所言為據，就會認為，如果歐洲無情拒絕了俄羅斯，那就是不知感恩，或恩將仇報吧？

這一看法，顯示了俄羅斯人的民族自戀。

若車爾尼雪夫斯基能懂一些中國歷史，恐怕就不會如此說了，他那句俄羅斯之於歐洲的說法，當然也可用於中國之於俄羅斯，若非明人驅逐韃虜，俄羅斯人是否還要被金帳汗國奴役？據此而言，是否也能認為明人是俄羅斯民族的拯救者呢？

俄羅斯的「中國誘惑」

金帳汗國時期，俄羅斯與中國有過來往，明人修的《元史》中，記載了蒙古俘虜「斡羅斯」之事，因為是《元史》，所以用了蒙古人的口氣，而明人自己則稱「羅剎」或「羅斯」。

15—16世紀，俄羅斯通過世界「心臟地帶」——中亞同中國開展貿易，沙斯季娜在《十七世紀俄蒙通使關係》中談到俄羅斯1608、1616、1618年三次遣使蒙古尋訪中國，指出「俄國渴望同蒙古建立睦鄰友好關係，其主要目的是想通過蒙古了解通往中國的道路」，使團的任務「是開闢一條去中國的通商道路」。

「到中國去」，成為了時代最強音，不光大航海時代的西方人如此，就連跟在蒙古帝國屁股後面的俄羅斯人也如此，總之，那時的中國，成為了引導世界歷史進程的一個充滿了東方想像的目的因，吸引著西方重商主義的動力因。

若謂西方列強仗著船堅炮利的海權來到中國，那麼「不東不西」的俄羅斯則是靠著「不古不今」的火器時代的輕騎兵——哥薩克騎兵，繼蒙古騎兵之後，縱橫歐亞，擴張陸權。

於俄羅斯而言，蒙古帝國殘餘，非但不成其為陸權擴張的阻力，反倒變成了助力，蒙古人是帶路黨，將其帶來中國，彼時，明、蒙相攻，蒙人不但引其為援手，還與滿清聯手，一同對付明朝，明人對此有清醒的認識，故不以蒙人口氣稱「俄羅斯」，而是將其稱之為「羅剎」，所謂「羅剎」者，來者不善是也。

然而，清人對俄羅斯的稱呼，卻與蒙古人相同，也用了蒙古人的口氣，稱之為「俄羅斯」，這是因為清朝採取了「滿蒙一體」的立場，清人不但以「滿蒙一體」來對付明朝，也以「滿蒙一體」同俄羅斯人爭取或爭奪「成吉思汗的政治遺產」。

清俄之爭，各有利弊，清人得地利之便，具有空間優勢，但「俄羅斯」本身，其名號，就包含了「俄蒙一體」的認同，而且認同了兩百多年，在時間方面有著明顯的優勢。

或曰不然，蒙古之於中國，地處邊疆，相鄰千年，何以認同反而不如俄羅斯？蓋因認同種種，當分別言之。

大體而言，認同有文化認同和國家認同。

文化認同，主要基於血緣和地緣認同，形成風俗認同和民族認同，從匈奴到蒙古，於農牧分界線上，經千餘年，同漢人混居雜處，成其所謂「北人」，故草原民族亦有其「南北朝」，其說以長城為界劃分南北，而長城一線正是農牧分界線的標誌。

但在國家認同上，以漢人為代表的農耕民族同邊疆草原游牧民族迥異，此由文明的基本屬性使然，農耕文明的定居性與遊牧文明的流動性，表現在國家認同上，各行其是，漢、唐時，中國史書稱西域諸國，或曰「城國」——乃希臘化世界城邦國家的歷史遺產，或曰「行國」——乃逐水草而居的遊牧之國，其於「城國」，尚能納入西域都護府的管理，於「行國」則格格不入。

蒙人南下，入主中原，開蒙元一朝，與西征羅斯，建立金帳汗國，便截然不同。南下採取中國方式，來做儒教皇帝，西征還是蒙古老樣子，要執行可汗的權力意志。故其國家認同，一以文統，表現為對中國的認同；一以武治，要求羅斯認同。

然其文統失敗，被漢人驅逐，或居漢家，改漢姓，繼續漢化中，或北遁，使帝國解體為部落，與明朝忽戰忽和。

而武治方面，則大獲成功，終於將羅斯「俄化」為「成吉思汗的遺產」——「俄羅斯」，並將其納入國家認同。

至明末，俄國易主，雖改由羅斯主宰，然羅斯東來，則因蒙古之勢，以「俄化」利導之，將北蒙諸部各個擊破。

羅斯昭示東西方，有兩面旗幟，一面在西方，接著拜占庭的第二羅馬帝國樹立號稱「第三羅馬帝國」的旗幟，另一面在東方，接過「成吉思汗的政治遺產」，讓「俄羅斯」招展。

羅斯東征，持二動因，一來兼并北蒙，在蒙古帝國的勢力範圍內，反其道而行之，重啟「俄羅斯」的國家認同；二來尋找契丹——中國，不但需要蒙古做嚮導，還要以蒙古為中間體來同中國打交道，故其「俄化」依然，只能加強，不能削弱。

明末清初，哥薩克騎兵已取代蒙古騎兵，席捲西伯利亞，在一片遼闊的土地上，同中國相遇了。兩個帝國接壤，戰爭便如同家常，歐洲為此頭痛不已，雖有作為國際關係準則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問世，但依然無法解決戰爭的問題，充其量不過為解釋戰爭提供依據和說辭，戰爭之於歐洲一如既往，從未停止。

大國相鄰，怎樣應對戰爭與和平？清初，中俄兩國提供了一個國際範本，那就是由兩國簽訂的《尼布楚條約》。

雅克薩之戰，俄軍被圍城，面對不斷加強的清軍戰力，俄欲退兵，而清軍方面，若恃強攻城，亦難免要戰損。於是，聽從孫子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兩國選擇外交方式——「伐交」，通過談判以國際條約來結束戰爭。

條約能談成，關鍵在於：第一，要有標準，而且標準不能由哪一國來定，必須由各國公認，而此時，剛好有了個歐洲標準——《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第二，要有能懂得並接受準則的明君，剛好有兩位——康熙和彼得大帝，或欲中西合璧，或已意在西化，故於歐洲標準，頗能接受，且能據之以達成共識；第三，要有一個有權威的認知中間體及其媒介來協助溝通，剛好羅馬教會派來傳教士，採用拉丁文，故能超越俄文、滿文形成一個中立的基於國際法的法律文本；第四，還要有一個以地緣政治為紐帶的利益中間體，在兩國之間，不但作為國家主權的平衡器，還要作為國家利益的膠粘劑，剛好，歷史就遺留了依附於中俄的蒙古各部落。

此乃《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問世以來，在東方第一個成功的國際範例，也可以說是當時全世界一個最成功的範例，它不但在東北亞地區劃分了中俄邊界，而且在漫長的兩國邊境線上維持和平長達170餘年，從國際關係史來看，實屬難能。

而歐洲各國，於此二百年間，民族國家興起，紛紛宣示主權，且各自為戰，以此開啟了西方又一個戰國時代。

以彼得大帝為代表的俄羅斯人，帶著「蒙古枷鎖」的後遺症——「俄化」的遊牧帝國屬性，以「西化」的訴求，投入到這個時代的洪流中來，嚇壞了從封建制里崛起的民族國家，它們害怕俄羅斯人將「蒙古枷鎖」帶到歐洲來，把歐洲「俄化」。

俄羅斯想「西化」——加入西方的戰國時代，而西方卻怕「俄化」——以為是「蒙古枷鎖」換了「羅斯馬甲」。

俄國：成吉思汗的遺產

俄以東方為依託，擁有一個巨大的戰略縱深，若欲以之為爭奪列強的資本，還得有一條連接東西方的財路作支撐，這條財路，必須深入到一個能生生不息的財源中去，那財源之地，按照當時歐洲流行的「中國風」的風向來看，風頭便是中國。

因此，除了要確權中俄邊界，守住主權的底線，還要更進一步開闢財路，初以私商為主，讓民間自由貿易，因其獲利，時有利潤高達300％，這塊肥肉，垂涎了彼得大帝，故其頒布《關於對中國進行私人貿易的規定》，定下「死」規定：嗣後不論任何人，若仍攜帶任何商品前往中國，則應毫不姑息，處以死刑。

於是，兩國之間，從1689年到1727年，經歷了三十多年的磨合，又簽訂了一個通商條約——《恰克圖條約》。

當時恰克圖，一分為二，位於中俄界河——恰克圖河南北兩岸，俄居北岸，與南岸清朝新建的「買賣城」——阿勒坦布拉格隔河相望，其南來，可通庫倫——今蒙古國烏蘭巴托，北往，可達上烏丁斯克——今俄羅斯烏蘭烏德，至今，俄仍名曰恰克圖，而原在中國境內之恰克圖，今已為蒙古國之阿爾丹布拉格。

條約規定，兩國以恰克圖和買賣城為界，准許俄國商人來華貿易，人數僅限於二百人，每三年可來北京一次。

這是後來英使馬嘎爾尼來中國時求之不得的，清初之於外貿，海陸並起，「南廣北恰」，均以「獨口通商」，海路之於西洋諸國，僅以「南廣」一口通商，其於陸路，則以「北恰」一口通一國，當時能獨享此貿易紅利者，舉世無雙，唯有俄羅斯。

何以俄羅斯能在大航海的時代里撇開大航海而後發先至？比哥薩克騎兵的馬力更為給力的是「成吉思汗的幽靈」，一代天驕，幽靈不散，還在眷戀其政治遺產，散發著帝國未泯的鄉愁，在世界的「心臟地帶」深度徘徊，不但徘徊於蒙古高原的故國故土，亦徘徊於中國《元史》，徘徊於俄羅斯的國號與國體。

聽從那幽靈的召喚，俄軍東進，放開了哥薩克騎兵的馬力，殺奔東方，一路所向披靡，降服漠北蒙古諸部，然而，雅克薩一戰，卻因其戰線太長，其勢已萎，故而受挫於清軍。

清軍入關前，已收服漠南蒙古，入關後，「既得中原，勢當混一」，南平三藩之亂後，又來北定滿蒙邊疆，「大一統」的理念，被「成吉思汗的幽靈」激盪，同俄、蒙勢力較量。

那時，如強弩之末，俄勢已衰，再難進取東北亞，而清初方興，氣勢正盛，俄欲避其鋒芒，故轉引漠西蒙古諸部，攻掠中國西北邊疆。俄圖東北，蒙奪西北，東北與西北孰輕孰重，何去何從？此二者不可兼得，當擇其一也！故清以《尼布楚條約》安定東北，以康熙帝三次親徵用兵西北，粉碎「蒙古第三帝國」。

「成吉思汗的幽靈」借屍還魂於蒙人者，前有帖木兒，締造了「第二蒙古帝國」，後有葛爾丹，再造第三帝國。

帖木兒與朱元璋同時，小朱八歲，先後起兵，當朱滅蒙元，光復中華時，帖木兒還在奮戰中，故其欲盟約明軍，共擊蒙古，而向朱家朝貢，且與明朝互動。其時，明軍北伐，犁庭掃穴，深入大漠，引發帝國一崩，傳遞崩塌的地緣政治運動於「心臟地帶」上，推動了帖木兒的突厥化的「蒙古第二帝國」的崛起。

帖木兒跛帝，所向無敵，以「不敗戰神」的名義，兼并了中亞諸汗國，以認祖成吉思汗，重新統一四分五裂的蒙古諸部，以烏茲別克為中心，定都撒馬爾罕，打造了一個新興的「蒙古第二帝國」——東起中國西北邊疆西至波斯南抵印度，其兵鋒所及，曾遠征敘利亞、小亞細亞，還曾大敗金帳汗國，兵臨莫斯科，由此引發顛覆蒙古帝國的第三波力量——莫斯科大公國。

有人稱他為「內亞之王」，說他是「最後的世界征服者」，其實不然，應當在前面加上「遊牧時代」才說得過去，不必說海權時代的「世界的征服者」，有了西葡帝國和大英帝國，即便陸權的擴張，不也產生了「世界的征服者」——俄羅斯帝國？

可「征服」的動力不同了，若謂遊牧時代以馬力，則工業時代便以燃煤驅動機器，帖木兒帝國倒在了工業時代來臨前，其本人亦死於奔赴中國的征途中，此乃蒙古帝國「再而衰」，準噶爾部自命「蒙古第三帝國」，處於遊牧時代向工業時代的過渡，但它並未邁向工業時代，而是順著帖木兒帝國的慣性，也開足了馬力東征，結果，同樣倒在了奔赴中國的征途中，可謂「三而竭」了。

真正的「蒙古第三帝國」只有一個，那就是沙皇俄國，它在西方，充當「羅馬第三帝國」，屢屢受阻，難以得逞，在東方，在成吉思汗的政治遺產的版圖上，它藉助於同中國的貿易，積累其財力，開始了對帝國的工業化改造，因而能如願以償。

這一點，我們從中俄在恰克圖的貿易表現中也可以看到，貿易之初，中俄大宗貿易，排在首位的，是中國棉布和俄國皮毛，工業化開啟後，俄國就以呢絨取代皮毛成為出口主力，對於中國商品的需求，也從作為剛需的棉布，轉向初非剛需，但一飲之後便欲罷不能的茶葉了，正如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所言，茶葉之於中國有如葡萄之於地中海沿岸，都凝聚著高度發達的文明。

清初國策——「以商制夷」，茶葉成了國之利器，不但海路以茶制英，遙控英夷，且陸路以茶制俄，俄有不遜，即以貿易牽制，使之就範，乾隆以此，屢屢得手，在其制裁下，準噶爾部失去了俄國支持，而被清朝致命一擊，徹底解決了問題。

然其制來制去，亦被反制，結果還是將英、俄兩國「制」成了第一和第二大貿易國，讓它們從巨大的經濟體量中吸血，提高了它們在戰國時代的戰鬥值，當其聯手打敗拿破崙後，又成為了歐洲數一數二的列強，分別代表了海權與陸權的擴張。

而此時的清朝，處於乾嘉時期，陶然於「以商制夷」，躺平於天下主義，一而再地拒絕了工業化的歷史契機，一如拿破崙所言，成為了一頭「沉睡的雄獅」，臥榻旁，肘腋下，被列強吸血而不自知，或問拿翁此言，是為中國嘆息，或為自己遺憾？

若其能如英、俄般，從世界最大經濟體——中國身上猛吸幾口貿易之血，或能改變其滑鐵盧的命運亦未可知也。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