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澎湃新聞發表了我的訪談錄，講述了20世紀70年代在朵雲軒見證木刻雕版書短暫恢復、首刻《共產黨宣言》的經歷，引起了大家的關注。
我是1972屆畢業生，作為上海首批共青團員從學校畢業、參加工作。這一年，上海出版界因為勞動力奇缺，招收了我們250位學徒，我們在奉賢「五七幹校」集訓半年，就於次年5月分配了工作。我隨36位同學被分到朵雲軒（當時名為上海書畫社），由此決定了我後來的人生。
事有湊巧，我在幹校時擔任學生排的副排長，排長是領隊老師、來自朵雲軒的周志高老師，我們一起勞動、一起生活，彼此有了了解。因為周老師的講述，我在休假時找到南京路朵雲軒門市，當時已書畫滿堂，古色古香，與我的性格十分相投。
後來，我被分配到朵雲軒木版雕刻書部門。這個部門是1972年才籌建起來的；另一個部門是木版水印工坊，是個老部門。我國在隋唐發明了木刻雕版書，專刻古書，是單色印刷的。而在明代發明了餖版技術的木版水印，則是最早的彩色印刷，只是明代照相機沒有發明，只能印信紙和書畫（畫譜），給人們學畫的教材。
1974年，祝君波在朵雲軒木刻板本書小組刻板
木刻雕版書原理與彩印的木版水印其實是一致的。所以，我們部門主要專業人員都是從朵雲軒調配的，負責人有茅子良、林崗，刻版有羅旭浩，印刷有張龍珠、杭文連，裝訂是戴榮生等。刻書和寫書的則都是從上海各單位借調來的。
說起我國是世界印刷術的發明國，一般都會說到北宋畢昇發明活字印刷。其實最早的是隋唐時的木刻雕版書，一張紙雙欄的文字是刻在一整塊桃木版上的。這種技法比活字更為普遍，質量更為保證。世界上的印刷、出版，都是起於印宗教讀物，我國也不例外。現在存世倫敦大英博物館唐咸通九年刻制的《金剛經》殘卷，上面刻有一個佛像，即證明此時已由唐人抄經轉向刻經了。因為印本化身萬千，傳播效能擴大，對傳教是有好處的，要不只有幾個人掌握《聖經》之類，別的人就無法讀到原作了。中國唐宋以後刻經及刻典籍盛行，玄奘由印度取經回來居住在西安大雁塔譯經，得到了皇帝的支持，所以，雕版印刷術也盛行起來。宋元明清，這一農耕文明的印刷術功不可沒，後來與造紙術一起由中東阿拉伯人傳到歐洲，引起了德國古騰堡藉助銅活字和機器發明了現代印刷術。
我國的近代出版、印刷以1897年商務印書館成立為起點，此後手工的木版雕版書日漸衰弱。它在晚清民國還依稀可見，刻書、刻家譜，還有用於刻印店家廣告招貼（一塊版一頁，可貼牆也可在街上散發）和印毛巾的如「祝君早安」。
我們學徒時的師傅，可以說是民國的「遺老了」。有位秦師傅當時已70多歲，夏宏太也60多了，川沙的張師傅用三棱刀刻的，比較年輕一點。
第一本雕版書《共產黨宣言》
朵雲軒恢復木刻雕版書前後六七年，湊巧的是第一本也刻共產黨的經典《共產黨宣言》。這似乎也是冥冥之中的應有之義。
刻版首先要寫字。《共產黨宣言》的書寫者是來自長江刻字廠的楊明華師傅，印象中他是無錫人，性子比較耐的。他的絕活是手寫反字，當時人家去刻圖章，他隨手就寫好，然後刻給人家，這是幾十年訓練的絕技。楊老師的書法娟秀、工整、規範，前後書寫比較一致，這是很難的。一般的人寫上百頁，開始和結尾的字體會相差很大，這就不適合刻書、印書了。楊老師除了寫正文，還寫中文小字注釋、英文以及德文、法文，比古人寫雕版書麻煩多了。我看他是全心投入其中，反覆揣摩。我的師傅羅旭浩是朵雲軒的業務高手，也常與他切蹉交流。所以，楊老師寫90多塊版是很順利的。
朵雲軒木刻雕版書《共產黨宣言》（完成於1973年）
《共產黨宣言》主要是師傅們雕刻的。我們去時部分已完成，我們的任務是學習磨刀、拉線、刻字。我國的雕刻與西洋雕刻不同，刻工只用一把拳刀完成。字不是一個個而是一行行刻的，先雕刻字的左半邊叫伐刀，再換個方向刻完全部。好的刻工，即能體現書寫者的基本特徵，又能補其筆畫不到之處，全篇統一，用刀乾脆利落。
印《共產黨宣言》雖是單色，印工都是最好的，而且用上好的墨汁，所以那時房間裡都是墨香。
朵雲軒木刻雕版書《共產黨宣言》內文
裝訂時用絹做封面。書名五個字是從宋版書集出來的，現在來看也很挺健。記得《共產黨宣言》完成於1973年11月，印了兩個版本。宣紙本是青色柿青紙的，毛邊紙本是咖啡色的。應該說任務完成得十分出色，出書帶徒弟的任務也基本達到了。當時，此書定價7元錢，我買過一本2元錢的，後面蓋個紅印「內部學習，每本2元」，現在應該是珍稀版本了。《共產黨宣言》我前後買過幾本，其中有一本捐給籌建中的上海新聞出版博物館，捐贈證書第2號，第1號是巢峰同志捐的《辭海》。
恢復木刻雕版工藝成功完成《共產黨宣言》，在今天來看是件很重要的事，但在當時非常平常，書上沒有印任何個人包括楊明華、羅旭浩等的名字，也沒有對任何人以表揚和獎勵。
第二本《稼軒長短句》的刻制過程
刻完《共產黨宣言》所有借調的師傅都回原單位，留下我們8個徒弟，後來又招了幾個1973屆的學生，一共10餘位，參加《稼軒長短句》的刻制。
唐詩宋詞，我國在宋代出了幾位愛國詞人，有名的是辛去疾和陸遊，他們在北宋滅亡以後，都是主張打過長江、收復失地的，這裡面還包括武將岳飛、韓世忠等。這形成了我國詩壇的一支主流。當時，我們刻了一本宋詞，一函四冊，時間比《共產黨宣言》要長一些。結束在1974年12月。
朵雲軒木刻雕版書宋辛棄疾《稼軒長短句》封面
這本書由李成勛先生書寫。李先生是溫州人，1933年在上海讀美專，後回家鄉教書、畫畫為生，20世紀50年代初再來上海，是繪製連環畫的高手，自由職業畫家。他的古裝人物畫得特別好，小楷也很顯功力。在刻《共產黨宣言》時，李先生已來上班了，他每天在練字、遂摸，我想他是要找到一種字體的定格。因為書法家大多有個性，而寫雕版書的不能太有個性，要規範，但又不失藝術性。
朵雲軒木刻雕版書宋辛棄疾《稼軒長短句》內文
李先生不會寫反字，他的書法寫在半透明的雁皮紙上，校對以後交給我們刻。我們把紙反貼在木板上，古代沒有砂皮，傳統是用麥秸草代砂皮磨去一層紙，把刻樣清晰地顯出來，我們依古法這麼操作。這一技術與木板水印刻畫版是相仿的，就是他們刻畫，我們是刻字。李先生一人寫，我們十餘人刻，他也很辛苦，特別是當時沒有空調，每天坐著寫而且不能寫錯壓力很大。應該說，他寫得很好，秀逸、均勻、端正，便於我們上刻。同時，在羅師傅帶領下我們也刻得很不錯。因為領導要求高，不僅叫我們刻字，還讓我們每周練字三個半天，所以學徒們技術進步都很快。此書完成以後，著名版本學家周叔弢（曾作全國政協副主席）寫信給上海圖書館顧庭龍館長，特地了解朵雲軒是哪些人刻的。當獲悉上海培養出一批新手時他大為驚嘆，認為我國雕版術後繼有人了。《稼軒長短句》由周慧珺題簽，於1974年12月出版，售價28元，但當時賣得並不好。我此時月薪21元，領導同意我們刻工以四分之一即七元錢可以買一套留念，我也就留下了這麼一套。
第三本《毛主席詩詞三十九首》
《毛主席詩詞三十九首》
1974年完成《稼軒長短句》以後，我們轉向刻制《楚辭集注》。《楚辭》是屈原的原創，但中國有注書的傳統，後代大儒做的一項工作，就是不斷地給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原著作註解、註疏。而宋代朱熹則是這項工作的集大成者，《楚辭集注》就是他的著作。1972年，毛澤東主席接見田中角榮時，曾從書房拿了一本《楚辭集注》送給他。我們第三本選刻此書，應該與此有關係。但《楚辭集注》開刻未完成，毛澤東主席於1976年9月病逝了。不久，中央宣布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在天安門廣場建毛主席紀念堂。
《毛主席詩詞三十九首》內文
記得此時，杜淑貞同志調來我社當領導，當時全國正興起向毛主席紀念堂獻禮的高潮，加上1976年1月新發表了毛主席的《詞二首》。這一切促使大家達成了一個共識，刻印雕版書《毛主席詩詞三十九首》，一年以後獻給毛主席紀念堂。而書寫的任務則交給了許寶馴先生。
許先生是世家子弟，潘伯鷹先生的高足，他畢業於同濟建築系，但對書法、京劇入道很深。他原在某商業中專任職，記得我和周志高老師一起去四川中路商業公司把他調入單位，正好為寫這本書。應該說，許先生更像個書法家，有自己的藝術個性，所以當時我們在一起時，看他也是天天在寫、在體味。記得我的師傅羅旭浩經常跟他切蹉，要他多考慮字的規範、入刻，不要太有鋒芒。他後來寫的毛主席詩詞這本，字就比較端莊、敦厚、耐看。
我是1974年5月入黨，在完成《稼軒長短句》後被借調出版局團委工作。但因喜歡刻版，經得羅師傅同意仍在車間保留了工作檯，同時也允許我把木板及刀具帶到團委，有空繼續刻。所以，我參與《楚辭集注》《毛主席詩詞三十九首》的刻制是在團委、甚至帶到家裡去完成的。當時的年輕人與現在不同，我並沒有因為調到大機關而高興，那時的風氣都是要學人生的一技之長，當幹部也要下去勞動，不脫離生產一線。這也使我有機會參與到這4本書刻制的全過程。
《毛主席詩詞三十九首》完成前，我已由團委回到朵雲軒，而我們部門的負責人、專家茅子良先生則調到出版局團委工作。《毛主席詩詞三十九首》是翻蓋盒裝宣紙本，開本比較大。記得完成以後杜淑貞同志擬了一條新聞稿，附了一張照片，叫我送到報館，好像第二天就登出來了，同時完成的有石拓本毛主席詩詞書法手跡集，就是把手跡翻刻在大理石上用宣紙拓印銷售，有墨拓，也有朱拓的，應該有十多種。當時統一拓了一套，裱好用錦盒裝潢，派代表張錦標先生送去毛主席紀念堂。所以，這本雕版書是計劃外的，是紀念毛主席逝世加刻的，但無意中成了紅色雕版書的一個物證。此書當時定價為15.50元。
第四本《楚辭集注》的完成和團隊的解散
完成毛主席詩詞獻禮以後，我們在羅師傅帶領下繼續刊刻《楚辭集注》。這本書仍由李成勛老師完成。此時，李先生通過實踐，對雕版書有了實踐和深刻理解，他寫出的字樣更厚實，符合法度。學徒們從1973年進來，到1976、1977年達到了技術的新高度，對書法理解到位，刀功也更好了。所以，印出來的效果很好。只是這本一函六冊，正文之外，夾了大量的注文小字，刻的時間比較長，直到1979年10月才完成。此書由謝稚柳先生題簽，大開版，版式非常古樸大氣。由於裝訂人手不夠，斷斷續續出貨，此書沒有形成大氣候。更主要的是因為銷路不暢，領導決定團隊解散，項目下馬，所以《楚辭集注》質量是最好的，但宣傳、評價工作都沒有跟上，頗為遺憾。但我以為，此書代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紅色雕版書的最高峰，版本價值很高。前幾年，獲知朵雲軒尚有幾十本存書，價格已標每部數萬，我還是狠了心一氣買下幾部以作紀念。因為這是共和國出版史的一樁奇事，也是自己人生的一段經歷，可以說是為了收藏一段人生的感情。
最後，我想就刻工補充一節。雕版書寫刻印裝四個環節的關鍵是寫和刻。一個稱職的刻工，刻字不能依樣畫葫蘆，必須理解書法的精神、結構。當時，每周有二、三個半天讓我們練字。記得發下過一本顏真卿《多寶塔》，但也不強求臨它，我就是選的歐體《九成宮》，歐體字跡清晰、端正。刻工的技藝一是學做拳刀。一個木把，一把刀條，簡單實用。木把用黃楊木自己做，刀是金山山陽刀具廠打制的。而我的師傅羅旭浩自己嘗試用鋼鋸條改制刀條，我也用過，效果很好。其次是磨刀，學會磨刀了，工具順手了，活也好乾了。但磨刀和刻字兩項，沒讓我們少吃苦頭，一不小心，刺在手上，鮮血直流。我們幾個徒弟，手上都留有刀疤。字是反刻的，先把一行字的左半邊都刻好，這叫伐刀，然後倒過來把右半邊全刻好，這個時候，看到一個個字清晰地跳出來，心情是最好的。當然會刻不等於刻得好，要做到刀法嫻熟，用刀乾脆利落，還是要靠多年的積累。現在到了一定的年齡，再來看古人刻的宋刻本，才慢慢理解當時刻工的了不起。記得我們當時的定額每天只刻19個大字，但用心一點，是可以超過的。人們常常問我的一個問題是，字刻壞了怎麼辦？不必要整版廢掉，只要在壞字的筆畫上打個補丁，修好就可以了，這些古人都想得很周到。
版刻好了就是印製了。當時，全部用上好徽墨磨製墨汁，紙張用上好的白宣和毛邊。主要的師傅是杭文連和張龍珠，還有幾位學徒。他們左手持鬃刷，蘸墨後撣在版上，右手持扒子，在紙上來回刷，一張張就印出來了。當然，要印得墨色勻稱，還是要有功力的。
最後一道工序是裝訂。這中間比較費工的是配頁後的齊欄。古紙很軟，要理齊很不容易。記得戴榮生、徐慶儒師傅以外，人手不夠，還從上海古籍書店借來唐文蘭師傅幫忙。齊欄完成就是刀切，後才可以用絲線將它穿起來裝訂成書。
朵雲軒木刻雕版書由於銷路不暢，產品積壓，或由於當時沒有收藏版本的市場，又得不到類似今天非遺資金的資助，大約是在20世紀80年初，領導班子決定保留木版水印，放棄木刻雕版書。記得當時第五本版書《宋詞集》已經在做準備工作，刻出了樣稿，但最終還是下馬了，這個部門也解散了。有點可惜，相信領導當時也是無奈之舉。
我們徒弟十餘人，被分到其他部門發展各自的新業務。我則在1979年5月至1980年5月到市新聞出版局就讀首屆編輯業務進修班，畢業以後轉向出版管理和朵雲軒經營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