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喜歡竹子，說沒有竹子就讓人粗俗不堪，而要是沒有肉，頂多讓人瘦下來，相比瘦，俗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追求雅致的生活，才是蘇東坡的選擇，這既是蘇東坡的選擇，也是包括蘇東坡在內的有宋一代文人的普遍追求。比如，蘇東坡的弟子兼兄弟黃庭堅就是一個追求雅的人，他的態度甚至比蘇東坡更為激進，他說：「余嘗為少年言，士大夫處世可以百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把俗看成是無藥可救的疾病！——宋代是把一切都雅化的時代。
一個社會的審美態度，與時代有關。宋朝在開國之初，就定下了文人立國的政策，一大批士大夫走上了國家政治的前台，深刻影響著宋朝的政治經濟社會，更加影響著全社會的審美態度。
如果我們將唐朝社會的審美觀念與宋朝做一個對比的話，唐朝人豪放大氣，像一個橫刀躍馬的大將軍，而宋朝則要婉約的多，宋朝人崇尚婉約雅致，崇尚一種波瀾不興的文雅的生活。所以，宋朝的形象更像是一個白衣秀士，或者說一個眼波嫵媚輕柔的女子。這一點，我們從宋詞逐漸雅化的過程，就能看得很清楚。
詞在隋唐時代就已經發端，到西蜀的時候，詞主要是描寫歌兒舞女的生活，非常紅粉非常曖昧，但到了南唐時候，尤其是在李煜手裡，詞逐漸變成文人士大夫抒寫性情的工具，進入宋朝之後，在歐陽修、晏殊等人的努力下，詞進一步高雅起來。與詞的雅化過程一樣，整個宋朝社會的生活方式，都在向著雅化審美發展。
這一點，在宋朝的園林、書畫和文人的生活方式中，有非常明確的體現。我們甚至可以說，宋朝是除了東晉之外，最崇山雅致的精神生活的時代，宋代是中國古代文明的高峰期，被歐美學者稱為「東方的文藝復興」。在社會人文藝術的影響下，宋代士大夫普遍追求雅致隱逸的生活。宋人吳自牧在其筆記《夢粱錄》記載:「燒香點茶，掛畫插花，四般閒事，不宜累家」，點出了宋代文人雅致生活的「四事」或「四藝」。此四藝者，透過嗅覺、味覺、觸覺與視覺品味日常生活，將日常生活提升至藝術境界。
所以，追求雅致的生活，是蘇東坡與有宋一代文人的心靈選擇。
而竹子，在中國文化中，就是雅的象徵。因為竹子是直的，代表著純粹的直爽的心靈，竹子有節，代表著文人的氣節，竹子中間是虛的，代表著文人的虛懷若谷，這幾點特徵，決定了竹子普遍為文人所喜愛。
據《晉書·王徽之傳》記載，王羲之的兒子王徽之，為人高雅，生性喜竹。有一次，他寄居在一座空宅中，便馬上令人種竹。有人問其原故，他不予正面解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這「可使食無肉，不可居無竹」便是藉此典而頌於潛僧。因為典故中有著那樣一位風采卓異的形象，詩入又用了「可」、「不可」這樣的選擇而肯定的語氣，一位超然不俗的高僧形象便立刻躍然紙上。
現在，我們可以去看看，蘇東坡這首詩。蘇東坡這首詩是寫給自己的一個僧人朋友的，稱讚他的高風亮節和雅致的情趣。
《於潛僧綠筠軒》
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
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醫。旁人笑此言，似高還似痴。
若對此君仍大嚼，世間那有揚州鶴？
意思是：寧可沒有肉吃，也不能讓居處沒有竹子。沒有肉吃不過人會瘦掉，但沒有竹子就會讓人變庸俗。原因是人瘦還可變肥，人俗就難以醫治了。旁人如果對此不解，笑問此言：「似高還似痴？」 那麼請問，如果面對此竹，仍然大嚼，既要想得清高之名，又要想獲甘味之樂，世上又哪來「揚州鶴」這等魚和熊掌兼得的美事呢？
蘇東坡這首充滿幽默和哲理的詩，其實說的是我們如何處理好身心的問題，或者說是如何處理好精神與物質的關係的問題。就像莊子所說的那樣，人的出生就是一個悲劇，因為人的身體永遠無法擺脫物質的束縛，身體是永遠無法實現「物物而不物於物」的逍遙的境界。人必須依靠物質而活著，但是人不能成為物質的奴隸，不能為物質所異化，唯有精神可以達到逍遙。蘇東坡所說的肉和竹子，其實就是物質與精神，身體與心靈之間的關係。
蘇東坡認為，在自由高雅的精神面前，人的物質慾望只能排在第二位。而在現實面前，填飽肚子也是生存的需要，所以蘇東坡一方面是個饕餮客，他不僅發明了東坡肉、東坡魚，還有種類各異的好酒，但另一方面，蘇東坡在生活中，飲茶拼酒紅袖添香，他給自己的茅草屋取名叫雪堂，他半夜睡不著覺跑到承天寺和朋友看月光，他在江邊想像自己小舟從此逝，江海度餘生的生活，這就是精神上的自由，精神上的逍遙，雖然他的現實生活中離不開肉！
一面是開心的生活，另一面是在高雅的精神世界詩意地棲居，這就是蘇東坡的人生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