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技術上來說，無論是重在義理和心性的易經，還是作為契約最原始形態的結繩，都是對抽象數學這一工具的應用。因此，兩者是建立在抽象數學已經出現的基礎之上。事實上，抽象數學也是伴隨著易經和結繩的出現而出現。抽象數學與易經和結繩之間，近於雞和蛋的關係。易經用數學去模擬外境的變化，天道的變化，而結繩則用數學去記錄契約所涉及的財產的價值。
數學是一套抽象的概念體系，也是一套抽象的符號體系。數字是超越任何具體事務的絕對抽象概念。世界上只存在具體的一個東西，譬如一頭牛，一塊石頭，一棵樹，一個人等等，但是絕不存在一個不與任何事務、物體有關的獨立的、抽象的「1」。抽象的1的概念是人的發明。而要表達抽象的1這一概念，則需要一個具體的符號。由於數字1本身是抽象的，沒有任何具體的形象，因此，表達數字1的具體符號，就不可能是象形的，而只能是人為賦予和約定。
數字符號是人為賦予和約定意味著什麼？意味著數字符號在起源上也是一種契約。事實上，數字概念和符號的推廣應用，正是伴隨結繩和書契這兩種最原始形態的契約的推廣和普及而進行的。
數字符號是人類最早的抽象符號系統，而易經和結繩則是最早應用數字符號系統的系統。更重要的是，易經和結繩不僅是對數字符號進行應用，而且其自身，也基於數字符號的理念，而分別產生一套新的符號系統：易經八卦符號系統，結繩符號系統，也可稱之為易經符號系統和契約符號系統。
對於易經的八卦符號系統，大家是不陌生的。因為以義理和心性為中心的易經，自其產生以來就得到重視和學習。西周易經開始初步的漢字化、文本化，大規模的文本化則發生在春秋戰國時期，文本的最終定型是在兩漢，成為《周易》。漢以後以五經為中心的經學體系建立，而《周易》則一直位於五經的核心，被稱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但是，對於和易經符號系統同時起源的結繩符號系統，即契約符號系統，由於契約形式的急劇變遷，導致結繩和書契在春秋戰國之後開始邊緣化，至東漢就近於消失，契約符號也在春秋戰國，尤其是兩漢以後，也迅速被人遺忘。
除了最早的結繩符號系統之外，契約符號系統還包括後來的書契符號系統。結繩符號系統和書契符號系統，共同構成漢字出現之前中國文明中的契約符號系統。
「文」這個字的狹義義項就是指抽象符號，尤其是漢字產生之前的抽象符號，包括易經符號系統和契約符號系統。事實上，漢字本身也是一種抽象符號，也是一種文。也就是說，文的內涵比字寬泛很多，不僅包括字這種形式的文，而且更包括漢字產生之前的文。字是文的子集，文包括字，但字並不包括所有的文。
不僅如此，字最為一種抽象符號，其基本理念完全是對文的基本理念的繼承，更重要的是，核心字的具體符號的形成，完全來自對書契符號的繼承和發揮。因此，文和字還是母子關係，文是字之母，字是文之子。
這一層含義恰恰體現在「字」這個字本身上。「字」的字形為寶蓋頭下一個子，意思是在家中生育孩子，因此「字」的原始義項都和婚育有關。將本來用於指代婚育的「字」用來去表達「文字」的「字」，意思是很明確的，「字」是一個被生育的孩子。是誰生育了「字」，是文。
對於「文」和「字」的關係，東漢的許慎在《說文解字序》中做了相對準確的記載。他說：「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始作《易》八卦，……及神農氏，結繩為治，……黃帝之史官倉頡……初造書契。……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他將漢字的淵源追溯至易經和結繩、書契，將這三者統稱為「文教」。他還說：「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明確指出，字是由文生育孳乳而出。
但是許慎犯了兩大錯誤。第一個錯誤是認為「文」的產生原理是象形，「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文者，物象之本」。第二個錯誤是，對結繩和書契的出現年代進行了錯誤的判斷。他認為結繩比易經晚了一個時代，起源於神農時代，事實上結繩和易經更可能源於同一個時代，都在農業之前的伏羲時代產生。書契的產生也遠遠早於黃帝時代。
目前出土的最早的書契符號來自西安半坡遺址，時間在7000年前左右。而最早的結繩符號則來自甘肅大地灣遺址，時間在8000年前左右。前者是刻畫在陶器上，而後者則是繪製在陶器上。
須要指出的是，在文明文化研究上絕不能陷入考古主義，絕不能將目前出土的繪製有結繩符號的陶片的最早時間定位結繩本身的出現時間，也絕不能將結繩符號的最早出土地定位結繩的起源地，因為這裡還有文明、文化的傳播問題。還需要結合傳統文獻記載，以及整體的文明、文化脈絡和氛圍。關於這個問題，以後將專文詳述。
從結繩機制看，結繩本身就是一種符號，但是將結繩符號繪製在陶器上，要晚於結繩的出現。在考古學上，甘肅大地灣是中國彩陶文化的起源地，彩陶圖案的主要內容就是結繩符號，或變形的結繩符號。然而，中國的彩陶自始至終都於西亞彩陶存在高度的相似性和同步性。兩者的圖案是相似的，而起止時間是同步的，都興起於8000年前左右，又在5000年前左右開始同步衰落，並最終消失。這意味著在兩者之間存在密切的聯繫，同時也證明在彩陶期間，中國文明和西亞文明之間存在密切交流。對中國而言，將結繩符號繪製在陶器上，即彩陶，是一種新習慣，新文化，更可能從西方傳入。這意味著結繩符號的出現與將結繩符號繪製在陶器上之間並不存在必然聯繫，而是是外來文化的影響有關。
許慎之所以將「文」的性質和內涵搞錯，以及將結繩及書契的出現年代搞錯，原因就在對結繩和書契，尤其是對結繩這種早期的契約形態和機制的遺忘。他不清楚，在漢字產生之前，中國存在一個漫長的契約符號時代，正是這些契約符號構成了「文」的最重要部分，因此這個時代也可稱之為「文時代」。也正是這些契約符號，被漢字直接繼承，構成了漢字的基石。
許慎錯誤是中國傳統經學的固有缺陷所致。中國傳統經學發端於春秋戰國，成型於兩漢。這個經學就是以易經為核心的五經（或六經）體系。五經系統的最大缺陷就是重易經而輕結繩，或者說重義理、心性，而輕契約、實踐。
結繩和書契是契約的兩種早期形態，兩種原始形態。契約則是中國文明中社會制度的最原始形態。契約符號是中國文明中最早期抽象記錄符號的最主要部分，即「文」的最主要部分，漢字正是在文的基礎上發展而來。
契約不僅是社會制度的最原始形態，而是後來社會制度形態的基石，後來的社會制度，包括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都是在契約的基礎上演變而來。在春秋之前，中國的經濟和政治形態還表現出典型的契約特徵。這一點在下文，和以後對相關字的具體解釋中，還會詳述。
單就這一點上，老子做的比五經系統要好，他明確提出要「使人復結繩而用之」，即恢復結繩的制度，恢復契約秩序。這意味著在老子的時代，人們對結繩的歷史還有印象。然而遺憾的是，儘管老子非常重視結繩制度，但是他並沒有對結繩制度本身做過多記錄和解釋。《老子》一書提到結繩的也僅僅這一句。不過也不能全怪他，畢竟整部《老子》才「五千言」。
一旦五經系遺忘和忽視了契約，遺忘和忽視了結繩和書契，就遺忘和忽視了制度設計的理論基礎。在面對外來的制度形式的衝擊時，就顯得無所適從，毫無抵抗之力，唯有屈從。這是中國社會自春秋以來，在制度上逐漸迷信和集權專制的根源所在。現代人將此成為「外儒內法」。
西漢的董仲舒，號稱儒家，但是在制度設計上，他倒向了迷信，企圖用「天人感應」去約束君權，這註定是徒勞。此後中國歷史的整體趨勢，是皇帝的權力越來越大。而儒家學者又跟風屈從，提出了所謂的「三綱五常」說，又衍生出「君叫臣死臣得死，父叫子亡子得亡」的「愚忠愚孝」說。而事實上，在春秋之前，君臣關係實質上是契約關係，甚至連父子、母子關係也是根植於契約。這一點明確體現在「王」、「士」、「父」、「母」這些字的甲骨字形上，以及五經系統中關於早期君臣和父子關係的不太明確的記錄上。中國原始的政治觀和家庭觀都是根植於契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