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驗性在當今的愛情中不復存在

John Singer Sargent | Jupiter Beseeching Eros (1906 - 1907)

黑格爾的主僕辯證法描述了生與死的鬥爭。最終成為「主人」的人是不畏懼死亡的。他對自由、自主和被認可的渴望，使他超越了對這徒勞的生命 （bloße Leben）的憂慮。不敢冒生命之險的人成為最終的「奴隸」，從而臣服於相對的「主人」。面對死亡的威脅，他寧願為奴，依附於這徒勞的生命。兩方相爭，一方體格上的優越性只能主導戰爭的開局，決定結局的往往是「面對死亡的能力」。一個人如果不能掌握死之自由，那麼他也不敢去冒生命之險，「不能只身前行奔赴死亡的方向」，而是「在死亡中依賴自我，等待死亡」。他不敢向死而生，就只能是勞作的「奴隸」。

勞作和徒勞的生命密不可分。它們都是對死亡的否定性之回應。當今時代對徒勞的生命的辯護不斷激化和尖銳化，趨向對健康的絕對化和神化。一個現代的「奴隸」會將健康置於獨立和自由之前。如同尼采的「最後的人」 （letzten Menschen），健康對於他們有著絕對的價值。健康被升華為「最偉大的神力」：「人們膜拜健康。『我們發現了幸福的真諦──最後的人一邊說，一邊得意地眯起眼睛。』」對於崇尚徒勞的生命之人，藥方取代了神學，或者說，藥方也被神化。在徒勞的生命的體能訓練日誌上，沒有死亡的位置。只要奴隸還是奴隸，還將自己豢養在徒勞的生命里，他就必須臣服於「主人」：「但是，無論是抗爭者還是勝利者，他們一樣憎恨幸災樂禍的死神──它總是不打招呼悄然而至，如同一個盜賊，也如同最終所有人的『主人』。」

愛欲的狂迷和瘋癲狀態是對勞作和徒勞的生命的否定。因此，將自己依附於徒勞生命的、勞作著的奴隸，不能擁有情慾的渴望和體驗。今天的勞動主體與黑格爾的「奴隸」的唯一區別在於，前者不需要為主人勞作，而是自願對自己進行剝削。創業者既是主人也是奴隸。這個危險的統一體是黑格爾的主僕辯證法未能考慮到的。自我剝削的主體和被他人剝削的主體一樣沒有自由。如果我們將主僕辯證法理解為自由的歷史，那麼這段歷史遠未結束。我們離真正的「自由」還差得很遠。今天的我們尚處於一個主僕合一的歷史階段。我們可以算是「仆主」或者「主僕」，卻遠不能稱為自由人。待這段歷史告終，自由人才會出現。因此自由史還將繼續向前發展，直至我們的身份既非主人，也非奴隸，更不是主僕或者仆主，自由史才算畫上句號。

資本主義將徒勞的生命絕對化。過上好日子並不是它的終極目標。增量、增值、增長的壓力是對抗死亡的手段，因為死亡意味著絕對的失去。亞里士多德認為純粹的資本收益是寡廉鮮恥的，因為其目的不是過上好日子，而只是徒勞的活著：「所以，有那麼一些人覺得房產管理的目的正在於此，他們堅持認為，一個人要麼應該把錢財保護好，要麼就要讓它無限的增加。產生這種觀念的根源是為了生存的孜孜不倦的努力，而非為了過上好日子。」因此，資本和工業生產的流程不斷提速，朝向無窮無限的方向，好日子的「目的論」不再奏效。每一種行為都趨向極端，打破了倫常。資本主義因而是傷風敗俗的。

Oscar Dominguez | Máquina de coser electro-sexual (1934)

黑格爾對「他者」的敏銳感受力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位思想家。這種感受力不應作為哲學家身上的特殊癖性被輕易忽視。人們應當換一個角度去讀黑格爾，至少區別於德希達、德勒茲和巴塔耶的理論。後者將「絕對」指向暴力和極權，而黑格爾的「絕對」是愛情：「在愛情中，從實質的角度看，存在著被我們用於描述絕對精神這一基本概念的時刻，即由他者回歸到自我從而達成生命的統一。」絕對意味著不受限，受限的精神只會表達自我意志，避開他者的存在；而絕對精神則意味著認可了他者的負面性。黑格爾認為「絕對精神的生命」不是徒勞的生命，「它不畏死，不怕生命之凋零」，它承載並包容著絕對精神。絕對精神的生命力源於「死亡的能力」，它並非只重視積極面，忽視消極面。相反，它更願意直面消極的部分，並與消極面共存，它的絕對性恰好體現在它直面各種極端和負面情況，並將它們包容在內──更準確地說，將它們封存在內。純粹積極的、由肯定性主導的地方，是不存在精神的。

黑格爾將「絕對精神」定義為一個閉環 （Schluss）。這不是指形式邏輯上的封閉性。黑格爾會說，生命自身就是一個閉環。如果它不是絕對的封閉，而是有限的封閉、短路式的短暫封閉，那麼這個閉環會產生一種將他者全然排除在外的暴力。黑格爾辯證法本身就是一種閉──開──再閉的運動。絕對的閉環是一種漫長而緩慢的閉合，閉合前會在他者那裡充分停留。如果精神無法完全封閉自成一體，他者的負面性就會對它構成攻擊，它會受傷，流血而死。不是所有閉環都指向暴力。人們締結和平。人們締結友誼。友誼就是一種閉環。愛情也是一種完全的閉環，因為它可以犧牲自我，將自己交付死亡。「愛情的本質」在於犧牲自我意識，將自我置於他者之中而導致忘我。黑格爾理論中的奴隸意識則是一種有限的封閉，不能接受完全的閉環，因為奴隸不願犧牲他的自我意識，意即不接受死亡。作為絕對閉環的愛情則是可以穿越死亡的。儘管有愛之人會為他者犧牲，但這種犧牲使他能夠回歸自我。這種由人及己的和解式的回歸與對他人的暴力式占有無關，後者是有些人對黑格爾思想精髓的誤讀。事實上，這種回歸是他者的饋贈，是以自我犧牲和放棄為前提的。

自戀式憂鬱症的主體也不是一個閉環。由於無法封閉，一切都會流逝和消解，因而也缺乏一個堅固、穩定、封閉式的自我圖像。不難想像，優柔寡斷、沒有決斷力也是憂鬱症的症狀之一。憂鬱症的時代特徵是，人們將這個閉環不斷敞開並去掉邊界，導致他們喪失了閉合和封閉的能力。由於生命無法形成閉環，人們也荒疏了面對死亡的能力。勞動主體是不能封閉的，他終將在強制不斷提效的壓力前崩潰。

Jean Paul Lemieux | Les masques (1973)

愛情對於馬爾西里奧·費奇諾而言是「在他者中的死亡」：「我愛你，而你也愛我，我在你中找到我，而你也想念我，我將自己捨棄，進入你，而你接受我，於是我找回了自己。」費奇諾認為，愛著的人在被愛者身上忘卻自己，而這種忘卻能幫助自己找回自己，重新擁有自己，這就是所謂「他者的饋贈」。他者的優先地位使愛神厄洛斯 （Eros）的權力優於戰神阿瑞斯 （Ares）的暴力。在權力或者統治關係中，我是他者的對立面，並且臣服於他者。厄洛斯的權力則體現在「失權」上，我不再維護自己的地位，而是在他者中、為他者失去了自我，同時，他者又幫助重塑了自我：「統治者通過統治他人確立強權；求愛者通過他者重新找回自我。愛情中的雙方必須首先從自我中走出來，走進對方，讓自我在對方中死去才能重生。」

巴塔耶的《色情史》 （ Erotik ） 開篇第一句是：「所謂色情，可以說是對生命的肯定，至死方休。」被肯定的不是將死亡排斥在外的徒勞的生命，而是一種生命律動，說得更準確一點，被肯定是那種向死的力量。情慾是將生命升華為死亡的更高級媒介：「因為，儘管色情活動首先體現了生命的充盈，但其相關的心理訴求卻與對生命繁殖的擔憂無關，在這個特點上，它更接近於死亡。」為了給這個巨大的悖論一個合理的解釋，巴塔耶引用了薩德 （Sade）的話：「要想了解死亡是怎麼一回事，沒有比將它跟縱情歡愉的念頭聯繫在一起更合適的了。」

死亡的消極性對於情慾體驗至關重要：「如果那份愛在你身體里不同於死亡，那就不是愛。」死亡首先與自我的利害相關。情慾的生命律動會淹沒和放逐自戀式的、假想的身份認同，而又因其消極性而展示出向死的力量。死亡不僅僅意味著徒勞的生命的終結，不管是犧牲假想的自我身份，還是消弭自我在社會中的社交地位的象徵性規則，都是死亡之體現，這些影響遠比生命的終結要深刻得多。「在由尋常狀態向渴望狀態過渡的過程中，死亡的吸引力發揮著根本的作用。情慾總是伴隨著建構性形式的消解。我再強調一下：所有社會屬性的、與日常生活相關的、突出個體的不連貫性規律的形式，都包括在內。」日常生活充滿了各種不連貫性。情慾經驗則通往「存在的連貫性」，「哪怕不連貫的生命體，其死亡也會製造出存在的連貫性的終結」。

Takato Yamamoto | Erosion and Diffusion (2012)

如果一個社會中，每個人都是自己的僱主，就會盛行所謂的「苟活經濟」 （Ökonomie des Überlebens）。具體說來，就是將愛置於死之對立面的經濟學。新自由主義釋放了自我和效率激勵，形成了新的社會秩序，導致了愛欲的消亡。積極社會中，死亡的消極性逐漸隱去，社會中僅存徒勞的生命之焦慮，唯一的目標是「確保在無序中苟活下來」。這是奴隸的生活狀態。擔心無法苟活的焦慮，已奪走了生命中的最後一點生命力。生命力是一種複雜的現象，僅有積極面的生命是沒有生命力的，因為消極對於保持生命力至關重要：「只有一件事物、一個人身上體現出矛盾性且具備容納和接受這種矛盾性的能力的時候，才能被稱為是有生命力的。」這與日常生活中所說的活力、健康狀態是有區別的，後者排斥了一切消極性。苟活之人形同活死人，他們在生時形同已死，在死前只能偷生。

《漂泊的荷蘭人》 [2] 就是對當今疲怠社會的一個貼切的類比。傳說這艘荷蘭船隻上的所有船員都是活死人，荷蘭人號「沒有航向，不能停泊靠岸，也無法保持靜止」，如同一隻脫弓飛行的離弦之箭，象徵了當今不知疲倦、自我壓抑的勞動主體。他們的自由仿佛受到了同樣的詛咒，必須一刻不停地剝削和壓榨自我。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就是無目的的，其目標不是「好日子」。荷蘭人號本身就是一個活死之物，既不能生，也不能死，被詛咒在永恆的同質化的地獄中恆久飛行，它唯一期盼的是末日降臨，能擺脫永恆地獄（「白晝的審判，新的一天！/你何時降臨到我的黑夜裡？/毀滅的喪鐘它何時敲響；/世界的末日何時來臨？/所有的活死人何時重生，/那時我終將遁入虛無！/你們的世界，快快停止運轉！」）。盲目的生產和增效讓姍塔 [3] 感到自己像被出售的貨品（「轟轟隆隆，聽話的輪子，/你靈活地轉吧！/成千上萬的絲線，你們織吧，/聽話的輪子，轟轟隆隆！」），既遠離愛欲，也遠離幸福。愛欲遵循著另外一種邏輯。姍塔為情自殺是對資本社會商業生產和效率至上原則的宣戰。她的愛情告白是一種閉環式的、絕對的、崇高的，超越了資本主義經濟赤裸裸的積累方式的一種莊嚴承諾。她讓這個時代透進一束光，喘一口氣。忠誠是能將永恆帶入時間的一種閉合方式，是在時間中與永恆的聯結：「愛情能夠證明，生命的時間存在永恆，它的本質是忠誠，即我對你言而有信。這也是幸福的根基！是的，愛情帶來的幸福是時間可以永恆的最好證明。」

[1] 馬爾西里奧·費奇諾（Marsilio Ficino，1433—1499），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學者。

[2] 《漂泊的荷蘭人》（ Fliegenden Holländers ）是華格納於1841年創作的一部三幕浪漫歌劇，1843年首演於德勒斯登，根據德國詩人海涅的《施納貝萊沃斯基的回憶》改編。

[3] 姍塔（Senta）是歌劇《漂泊的荷蘭人》中的女主角，挪威船長達朗德的女兒。

選自《愛欲之死》，中信出版集團｜見識城邦，2019.3

/點擊圖片跳轉購買此書/

|韓炳哲（Byung-Chul Han），德國新生代思想家。1959年生於韓國首爾，80年代在韓國學習冶金學，之後遠渡重洋到德國學習哲學、德國文學和天主教神學。他先後在弗萊堡和慕尼黑學習，並於1994年以研究海德格爾的論文獲得弗萊堡大學的博士學位。2000年任教於瑞士巴塞爾大學，2010年任教於卡爾斯魯厄建築與藝術大學，2012年起任教於德國柏林藝術大學。他的主要研究領域是18—20世紀倫理學、社會哲學、現象學、文化哲學、美學、宗教、媒體理論等。作品被譯成十幾種語言。西班牙《國家報》（ El País ）譽其為「德國哲學界的一顆新星」。

題圖：William Blake | The Lovers Whirlwind (1824 - 1827)

策劃：杜綠綠 | 排版：阿飛

轉載請聯繫後台並註明個人信息

抄寫員巴托比丨「他為生活奔波，這些信件卻加速他的死亡」

韓炳哲丨破碎而非平滑，才是美的內核

愛之懷疑——論巴迪歐在《愛的多重奏》中的愛情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