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所有優秀的戰爭片幾乎都需要討論的一項母題：面對戰爭的殘酷性，人在求生本能與家國大義之間的搖擺掙扎。《志願軍》恰恰呈現了，在當時剛剛結束解放戰爭之後，將士們近在眼前的平安生活與又將奔赴朝鮮戰場的殘酷之間的掙扎。每一位戰士的英勇衝鋒都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掙扎之後想透徹了才做出的抉擇。

這個中間思考的過程，才是戲劇張力之所在，也是觀眾真正能體會到志願軍偉大之所在。如王硯輝飾演的彭德懷在影片中所言，「你我生在這個時代，犧牲是我們一定要付出的代價。你不付，兒子付，孫子付。我們這輩人，一身血，兩腳泥，還是我們付吧。」

更全面地反應戰爭前觀點的辯論，也有助於讓觀眾擺脫過去結果倒推下的簡單敘事，真正進入到彼時的情景，了解當時國家所處的嚴峻的國際國內形勢，從起點開始看這場戰爭，才能真正體會過程和結果的偉大。

朱亞文飾演的歸國軍工專家吳本正，在戰前一眾鬥志昂揚的籌備會議中，實實在在地計算了當時中美之間的軍事力量差距，發出基於理性的「第二種聲音」。這並非源自怯懦，而更是作為軍工專家對專業負責，作為中國人對剛剛建立的新政權歸屬感與負責感的體現。恰恰是有這樣觀點上的碰撞，才能有更加堅決的行動。

由此也可以看出，《志願軍》採用「全景式」呈現的核心在於，相比於單純的戰爭場面，增添了更多戰場內外的文戲部分。在戰場之外，外交場合的交鋒是影片的又一亮點，這是鮮少在國產影片中出現的維度。

《志願軍》呈現了以伍修權為代表的新中國第一批外交團隊，首次參與聯合國會議的歷史。在影片的交叉敘事中，一邊是朝鮮戰場的戰火連天，另一邊在外交場合里也在上演沒有硝煙的戰爭。

外交視角的加入，無疑拓寬了觀眾對戰爭時期大國博弈的認知——武能以弱勝強，文能以理服人。

為了更真實地呈現外交場景，電影根據歷史資料等比例還原了當年聯合國會議現場，大到場景道具，小到人物表情動作，都力求與當年的真實情況一致。因場面大、人員多，這場戲僅西裝就多達700套。

這是《志願軍》的一個縮影，全力還原史實是它最大的主旨。總出品人、總製片人、總監製傅若清曾在映後現場分享，「這部影片實際上是三部曲的史詩性影片，我覺得這部影片的呈現會有文獻意義。」

從投資的角度來說，「文獻意義」在過去很難被認為有市場價值。但今年暑期檔《長安三萬里》的成功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反證，它證明全力還原史實的策略也有機會帶來口碑與票房的雙豐收。

一定程度上，觀眾的變化速度是超過從業者的預判的。過去的電影投資邏輯在新一代的觀眾身上未必成立，因此過去的「有風險」或許才是現在的「有機會」。尊重歷史、還原歷史的題材，在如今的市場環境中大有可為。

市場到了呼喚誠意的時刻

隨著觀眾對電影市場的關注度越來越高，對每個電影背後的創作歷程產生更深入的認知，一個顯見的趨勢是，觀眾對電影項目背後的創作誠意，開始有了越來越高的要求。

演員為了影片做了何種程度的努力、服化道設計如何精益求精、劇本創作歷經了如何版本的變遷……這些會被放在幕後製作特輯中的內容，也會被喜愛電影的觀眾反覆咀嚼，並最終成為自來水向外涌動的源動力。

作為陳凱歌從影以來最艱難的創作，無數團隊成員耗時三年以上的心血，《志願軍》自然是不缺乏誠意的。

據美術指導陸葦介紹，項目前期畫了上萬張的美術概念圖，搭建了1萬多平米的道具庫，道具有10萬餘件，其中像飛機、坦克這些重型武器道具很多都是按照1:1還原製作，有的一場戲拍下來就直接報廢。除去野外場景，拍攝場地總占地面積高達100萬平方米。影片中的鴨綠江大橋，也是劇組到實地測繪之後，根據數據結合史料1:1還原的。

為了達到儘可能還原歷史的狀態，劇組把二手平台上能找到的上世紀40年代或50年代的舊物都快買空了，「看到恰當的東西就都買回來，買不著再定製。」整個三部曲涉及到的服裝共有25000套左右，其中近50%是志願軍的軍服，每套衣服經過七八道步驟做舊，還原衣服在不同階段穿過、戰鬥過的狀態。志願軍的背包行囊也多達1800多套。

在細節方面，主創團隊更是要求到極致。據造型指導陳同勛透露，作為歸國軍工專家，吳本正的領帶和著裝應該是什麼樣的風格，白頭髮的比例都要嚴格把握，按陳凱歌的說法，「白頭髮再稍微多一點，有點少白頭的感覺，憂思深廣的人才會這樣。」

飾演江潮的黃曉明，會在每次拍攝前，特地將嗓子喊啞，以呈現戰場上將領更真實的狀態。扮演唐笙的章子怡，拜訪了曾在聯合國擔任同聲傳譯的前輩，上英語課練習唐笙的英式發音。扮演李默尹的辛柏青透露，他和劇組的很多演員在開拍前參加了將近一個月的軍訓，以規範軍姿和增強體能，「在這期間，我自己也有閱讀百萬字的抗美援朝的文學作品以及參加過那次戰爭的將領的回憶錄等等。」

對細節的追求不僅是笨功夫，也是巧功夫。一些以真實歷史為基礎衍生出的細節處的藝術創造，更能帶來於無聲處聽驚雷的效果。陸葦提到，「我們這次做了很多戰場，好幾十個，因為戰場多了的話對觀眾而言會有一定的審美和認知上的觀影疲勞，所以我們會一直找主題上的差異，通過一些依託，比如雪、霧、火等等。」

在高潮段落松骨峰戰鬥中，主創團隊給這座光禿禿的山上栽種了一顆松樹，據陳凱歌透露，「之前我們查過資料，松骨峰上並沒有這麼一棵樹。但我想既然要寫松骨峰，可能要找到一個大家能夠明白的意象。」一棵孤零零的松樹，將這場殘酷戰役的凜冽氣質點明，從視覺和文本兩個層面都極大地輔助了表達。

在長期籌備和拍攝的過程中，除了項目本身的難度之外，對外部市場的變化能否做到平常心也是一重考驗。《志願軍》從2020年開始啟動，彼時的電影市場正處於起伏的開始，誰也不知道這時做一個三部曲要面對怎樣的未來。陳凱歌導演曾在發布會上提到，「因為時代發生了變化，我們對自己的片子也有一個新的要求。就像一個僧人，每天早上敲鐘、洒掃、念經等等這個過程。我覺得這個僧人沒有什麼野心，就是做應該做的事情。只管一萬，不管萬一。」

這種「只管一萬，不管萬一」的誠意，才最終讓影片克服了重重困難，在今年國慶檔與觀眾如期見面。它將為行業檢驗，當宏大敘事的影片往更全景式、還原史實的方向努力時，觀眾是否會因為它的誠意而產生更濃烈的興趣。

這或許就是新的市場規律被建立的另一個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