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經濟學獎公布。由於對於銀行和金融危機領域研究的貢獻，Ben S. Bernanke（本·S·伯南克），Douglas W. Diamond（道格拉斯·W·戴蒙德），Philip H. Dybvig（菲利普·H·戴布維格）三 位學者獲獎。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副院長、金融學講席教授田軒近日撰文梳理諾獎經濟學研究的新啟示。
Ben S. Bernanke——行動的力量
本·S·伯南克，不用多說，多數人都很熟悉了。前美聯儲主席，自2002年進入美聯儲成為理事至2014年以美聯儲主席的身份離任，伯南克也因經歷了最真實的經濟環境的起伏和政策影響。而回顧他的職業生涯，卻是與學術研究密不可分的，他的研究對真實的經濟實踐也具備理論指導性意義。伯南克的研究主要聚焦於宏觀經濟領域。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他實際上就一直在致力於進行經濟蕭條與貨幣政策的研究工作，此後數年裡一直在探索經濟蕭條的根本原因，以應對經濟衝擊的貨幣政策手段以及金融環境對經濟周期的影響。
在貨幣主義學派的主要觀點的基礎上，伯南克對於經濟蕭條的根本原因給出了突破性解釋，深刻揭示了經濟蕭條中金融因素起到的不可忽視的作用。在充分揭示了 經濟蕭條的本質之後，伯南克又提出了「 金融加速器」的理念，並對現實中的金融市場環境進行了剖析，提出金融市場的不完美性在經濟蕭條期會進一步惡化外部衝擊效應，並使得經濟衰退周期延長，銀行的擠兌便是一個決定性因素。基於理論研究，他後來與合作者在一篇展望格林斯潘之後美聯儲政策的評論文章中，提出需要設定通貨膨脹的量化控制指標，對於貨幣政策的執行者也非常具有指導意義。
對於伯南克的獲獎，我本人最大的感受是： 經濟學研究的價值導向，越來越脫離純粹象牙塔內的自娛自樂，而更傾向於對現實世界的關注和理解。特別是從近年來諾獎趨勢來看，是否能夠幫助世界建立經濟學洞見、推動人們用經濟學思維解決經濟領域以外的問題，成為判斷經濟學研究是否有價值的新標準。
Douglas W. Diamond & Philip H. Dybvig：風格迥異的學術CP
道格拉斯·W·戴蒙德和菲利普·H·戴布維格兩位學者，主要聚焦於金融中介（主要是銀行體系）的研究。他們最著名的學術貢獻，是共同創造了經典的 銀行擠兌模型（D-D模型）。
他們兩人在1983年合著發表於國際頂級經濟學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PE)的一篇論文中，提出的銀行擠兌模型將存款人劃分為三種類型，通過儲蓄、消費、投資等行為，與銀行建立起了一種風險共擔、收益共享的契約關係。在面對經濟運行過程中的突發外部衝擊時，可能會引發存款人大規模的現金提取行為。此時，作為金融中介的銀行體系將面臨巨大的擠兌風險。若不加以干預，銀行體系崩潰可能會加劇風險的傳遞，從而帶來巨大的金融海嘯。
為應對這一風險，戴蒙德和戴布維格提出，銀行需以信用中介的形式存在，建立科學的信用評估機制，保證銀行信貸的質量。同時，國家可建立 銀行存款保險制度，以政府發起的形式充當銀行體系最後貸款人的角色，同時也為儲蓄者提供信心和最後的保障。並且，恰恰是因為存款保險的存在，其反而（在理論上）永遠都不會被使用。
實踐也表明，戴蒙德和戴布維格對於存款保險制度重要性的闡述是正確的，美國、歐洲等國通過建立銀行存款保險制度，在應對經濟危機的過程中，確實起到了避免擠兌導致銀行破產以及平抑金融風險的作用。
最關鍵的是，戴蒙德和戴布維格提出的D-D模型非常簡潔、乾淨和優雅，完全沒有炫技式的數學和故作高深的推理，但卻有著非常直觀的經濟學直覺和深刻的經濟學洞見。
我在美國學習和工作期間，曾與戴蒙德和戴布維格有一些接觸和交流。
戴蒙德是一位非常紳士的學者，性格沉穩、具有風度。雖然成名已久，但還十分活躍，經常在各種學術會議上能看到他的身影。
關於戴蒙德，學術圈還有一個流傳很久但未經證實的段子：戴蒙德早期的文章投稿從來沒有被拒稿過。這對於經常被拒稿率高達95%的國際頂級經濟學和金融學期刊「傷害」的科研人員來說，簡直是不可思議的。
與自帶學霸體質的戴蒙德不同，另一位獲獎者戴布維格則非常有個性，甚至有些老頑童的氣質。戴布維格是一位資深音樂愛好者，會組織自己的樂隊。此外，他還是一位「中國通」，近十幾年來，和國內學術界交流非常多。疫情前的每年暑假，他都會在中國度過。
我每次看到戴布維格時，他都是身著一身唐裝，留著辮子。他喜歡秀中文，雖然有的時候不太容易聽明白他的意思。這也激發了我不斷練習英語口語的學習熱情。因為，戴布維格的中文時刻提醒著我，那些英語為母語的人在聽我講英文的時候是什麼感受。現在回憶起來，戴布維格對於中國文化的親近，大概與他有一位華裔太太相關。
總之，戴蒙德和戴布維格，兩位性格和風格迥異的學者，在學術上卻碰撞出了足以記入史冊的火花，的確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
對於後來者的啟發：做有品味的經濟學研究
總的來說，今年三位諾獎學者在上世紀80年代的研究，為後續學者在現代銀行領域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同時也為世人應對經濟危機提供了科學的實踐依據。在當今全球經濟進入衰退期的背景下，將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他們，確實是實至名歸。
對於很多學術新人來說，諾獎大佬的研究成就或許是遙不可及的，但對於他們成就背後研究規律的把握，卻是我們值得總結和效仿的。
對於很多處於初級階段的學者來說，很容易將經濟學研究的好壞與技術手段運用的玄妙等同起來。數學、計量、編程......似乎以眩目的技術證實了因果關係，就能在研究領域封號斗羅、一舉成名。
反觀近年來的諾獎，獲獎的研究都是清新脫俗、「化繁為簡」的研究。它們著眼於務實的意義建構，不是為了發表而在浩如煙海的學術文獻中硬找「missing links」，而是立足實踐尋找有價值有意義的「真問題」。
而要達到諾獎大佬般對於學術研究「無為卻有為」的境界，研究過程中對於價值的判斷是很重要的方面。關於這一點，我有一個小小的判斷建議：進入了學術圈子足夠久、了解足夠多之後，當你回首看自己的研究成果，如果你仍然能夠自信地說：「我做的事情是有意義的」。那麼恭喜你，找到了學術「價值」的門把手。
以爆發力和技巧取勝的短跑，如果擁有驚人的速度，的確令人羨慕。但是， 在當下這個不確定性極大的時代，我們應該更多關注於如何才能跑得更久、跑得更長、跑得更遠。
來源：田軒的田字格
編輯：丹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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