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劉瑜筆下平庸得令人髮指的文科博士

當然你也不能太笨，你不能說1加1等於3――不對，其實你也可以很笨，只要你有汪暉那種故弄玄虛堆砌辭藻把人繞暈的本領，你就是說1＋1＝10也沒事。

——雖然我本人的大的立場肯定更接近劉瑜而不是汪暉，但是我認為此處的批評是不妥的。我讀博那會兒，讀了汪暉老師對於章太炎、康有為等人的研究，並和其他章、康研究做過比較。我可以負責任地說，汪暉的研究水平非常高，我很受教。

再次，劉瑜的文章是會讓年輕人看到很過癮、很容易共振的（至少在我讀本科那時候是的），但是現在讀來，不免感覺文中有太多的「我」、太多的「我要我覺得」。

一方面，我自己在成長、變老；另一方面，這個社會的集體心態也在成長和變老，今天的讀者們，對於這種嬉笑怒罵、自由抒發的文風，或許不像當年那麼受用了。

02

話說回來，劉瑜說到的那些情況，很可惜確實都是存在的，而且今天比起十多年前可能還更嚴重了些，只不過她的描述因為追求表達效果而有點失真。這裡我先談三個推動了平庸化的因素。

第一個是量化評價體系。這個現在國內也廣泛推行了，所以已經不陌生了。不過相比之下，英美國家是真的在搞量化，要更加規範化和標準化。

在這個體系下，一個人的成果和他的學術路數關係密切，有的路數天然比別的路數發論文的效率更高，比如那些更加量化的路數——不意外但也挺有趣吧，量化一路的研究方法論在量化思維的評價體系內更吃得開。

再就是，一個文科博士的學術路數，在95%的情況下是由他的師承決定的。師承和路數又極大地決定了你的選題，外加院系、大學的平台有多高，就基本上決定了你能發到影響因子多高的學術期刊。

這個好比是什麼呢？好比是在官場上，一個人多早開始在基層歷練，從哪個部委系統內晉升，又得到在哪個省份鍍金的機會——這些加起來所起的作用，遠大於一個官員個人的能力。

第二個是學術以外力量的影響。我雖然沒有在英美學界呆過，但是隨著個人的成長，已逐漸放棄了對於西方世界「學術獨立」的玫瑰色期待。出資方的利益、行政的干預、意識形態的影響，都是切切實實存在的。

我後文要提及的三場講座，主講人暴露出的問題都和這個來自學術外的影響有關，所以這裡我就不多展開了。

第三個推動了平庸化的因素——說起來會有爭議一點——就是同行評議。

首先我要說，同行評議本身是完全必要的，這項制度如果實行得好，會很有助於學術生態的改善。哪怕實行得不好，在落實了匿名評審的情況下，也能打擊一些太不堪的研究「成果」。

但是從一個比較高的標準來說，同行評議並不鼓勵勇敢的創新型成果。因為即便評審者都是圈內的成名學者，那他們代表的也仍然是現有的成熟範式（而且通常是現有的主流範式）。

從邏輯上講，同行的多數意見是很難判斷一個突破性研究的價值的。我從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說：「如果你們是對的，只需要一個人就可以駁倒我；如果你們是錯的，哪怕全世界的人都來反對我，也無濟於事。」（記得是愛因斯坦說的，但很可能是中國人的杜撰或者張冠李戴。）

由於現狀就是，那些更適應量化評價體系的師門和路數影響不斷擴大，而站在學術金字塔頂端的那一小群人中，很多又是協調「學術生產車間」和外部力量的中間人，那麼這樣的大環境下的同行評議是很難發揮它的理想效果的。強者恆強的馬太效應會得到強化。

03

前文講到，劉瑜老師的這篇文章因為太追求表達/吐槽的效果，有的批評臉譜化了些，一個不了解學術界的讀者讀了，容易產生一個失真的印象。所以這裡我準備了三個講座的個案，希望可以讓讀者有更直觀的理解。

這三場講座都是英美學界培養的文科博士生/青年學者，領域都是中國研究，下面我就按聽講的時間順序來講。因為時間隔得久了，所以記憶上肯定有不準確的地方。

第一場講座是2016年，我在牛津訪學期間聽的，是「牛津大學中國研究青年學者論壇」中的一場。主講人從人大畢業，正在北美名校就讀。

她的研究主題，是以淘寶為代表的民營電商經濟，對於個體商戶的營商環境乃至社會權利的（積極）影響。她的研究有一個比較明確的暗示，就是電商的發展幫助個體商戶部分擺脫了市監、城管等部門的（消極的）行政監管，有利於 社會-權利空間 的成長。

這個研究，具體做得是否紮實、接續了什麼研究脈絡我不知道，但是在意識形態上扎紮實實的是代表了一種新自由主義的取向，即引導讀者得出這樣的判斷：政府的基層觸手是負面的 ，而民營的、網際網路＋的力量則是正面的。

從今天回看，民營電商平台是否維護和促進了個體商戶的利益？這個問題大家可以自己判斷，因為我確實不懂。但是她的這個選題，確實是太過迎合英美的意識形態了，是那種和歐美同行簡單一交流，就容易讓對方表示「很有新意」、「很有價值」的選題。

劉瑜的原文中說——

在這個體系里存活，並不要求你非常聰明和出色。你比較「乖」，比較順從流水線的生產規則，對於生存才是更重要的。 甚至有時候「靈氣」有可能成為一種障礙，因為有靈氣的人容易產生反抗「標準化」的衝動。

——順著她的這段話，我可以說，這場講座的主講人，是那種表現出不少「靈氣」但是其實挺「乖」的類型。

第二場講座是2017年夏，我在北京聽的。當時那個系列講座的名頭叫什麼我忘了，但總之是趙鼎新等老師組織的（到那年為止已經組織了好多屆）。

主講人全部都是響噹噹的人物，我記得的有應星老師、崔之元老師等人。只有一場，主講人是一個留美的博士，她當時剛剛有一篇論文被國際上頂級的中國研究期刊收錄，她講的也就是她的這篇論文。

論文的主題，是通過對微博上的關鍵詞、熱詞的定量研究，來考察中國網絡上的民族主義。現在回過頭來看，她當時使用的，大概是今天在數據科學當中已經司空見慣了的網頁抓取（Web Scraping）技術，在當時把這種技術手段運用在社科研究中，大概是一種很新穎的嘗試。

不得不說，我對於這位主講人的水平不敢恭維。她的這個研究確實是很好地印證了劉瑜文中的一段辛辣的批評——

美國這個體系不太關心你是不是平庸，但是非常關心你是否精緻。以前一個經濟學朋友跟我說：只要我用數個複雜的模型作為論證方法，哪怕我的結論是「人渴了就想喝水」這樣的廢話，也會有很多雜誌願意發我的文章。

——何以見得呢？在她講完後的提問環節，我舉了手，但是提問機會被給到坐在我前面的一位聽眾，結果，他提了一個和我想提的幾乎一模一樣的問題！他問道：

你在衡量哪個網民偏向民族主義、哪個又偏向非/反民族主義時，把強烈批評政府作為判斷這個人非/反民族主義的依據。但是一個人完全可以一方面非常有批判精神，另一方面卻非常愛國、非常民族主義（記得他當時舉了魯迅當例子）。

然後，有趣的事情出現了。主講人坦率地表示了驚訝，說「我的導師也指出過這個問題」。然而從她隨後極度蒼白的回應可以看出，她並沒有成功消化自己導師的批評意見。

而這是很糟糕的，因為這反映出她對於「民族主義」這個概念的簡化處理，並不是先有過認真的考量，然後基於操作化的需要而做出的必要取捨，而是壓根缺乏理解和把握的能力。她大約是花了太多的時間在技術層面的攻堅上了，對於梳理民族主義的歷史、考察這個概念在當代中國語境中的意涵，則吝於投入時間。

再補充一點，這個研究雖然重在方法上的「炫技」，但是也不是沒有意識形態的。它其實從一開始就預設了，當代中國語境下的民族主義是一個不好的東西。我對此不能贊同。

第三場講座是在疫情期間，我在網上聽的。這一場的主講人不是中國留學生，而是一個在倫敦政經任教的青年學者，看姓氏和長相應該是東歐裔的。她的講座主題是民國時期改革派佛教團體在興辦教育方面的事跡。

這位主講人，很糟糕，是既沒有「靈氣」也沒有方法上的「精緻」，單純的就是平庸。

首先讓人不悅的，就是她選擇了從頭到尾讀稿。她明明在英語表達上是毫無壓力的，卻仍然只是機械地一頁一頁地讀，在我看來是不得體的。相比於商校，文科博士界對於脫稿/半脫稿講演的訓練真是太不重視了。

更重要的是，她的講座並非放在一個學術性的環境中舉辦。講座開始前，先由一位資助了該項研究的非盈利團體的代表（記得是一位醫生）發言，而這個團體是和台灣的某個佛教山頭（不是法鼓山就是佛光山）相關聯的。

眾所周知，這些台灣的佛教山頭是歐美學術界的佛教研究的大金主。所以她這場講座，帶有「彙報述職」的性質。

所以，說句不太好聽的，這種類型的研究，其實和古時候的讀書人為有錢人的先父先祖寫傳記差不多。本身她所講的民國時的改革派佛教團體，和後來台灣的佛教界，在人事上和思想影響上都有直接的繼承關係，所以確實相當於給金主家的先人立傳了。

04

在文章最後我想說一句，以上的幾個個案，可以管中窺豹，但是不能以偏概全。如果因為讀了我的文章就對西方文科學術界生出一種輕蔑的心態，那是錯誤的。

身在局中的時候，我們常常只會看到那平庸的大多數，但是時間會把平庸者淘洗乾淨，最後只留下最好的那些成果。

因為文章是草草寫就的，所以有一些內容是不成熟的，特別是對於同行評議的批評。讀者中如果有在英語國家讀過文科博士的，或是已經在國內外任教的，對於同行評議肯定有比我更切實的感知。

總之，歡迎大家分享觀點、批評指正。

寫於2023年12月2-4日

— THE END —

本文選自公眾號「WilliamFranz」，該頻道的節目單包括：跨文化和地緣政治，個人生活與經歷，學術、藝術與ETH認知框架（Evolution Technology Humanity）。灼見經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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