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應當如何看待儒學的歷史積極性 | 社會科學報
▋訪談
中華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作為傳統文化核心的儒家文化在歷史上形成了獨特的儒商文化。它對於反思西方的現代性發展和經濟發展具有怎樣的意義？它對於構建當代中國企業家精神發揮著怎樣的作用？圍繞這些問題，本報專訪了上海財經大學資深教授、全國經濟哲學研究會會長張雄。
原文：今天我們應當如何看待儒學的歷史積極性
訪談 | 上海財經大學資深教授、全國經濟哲學研究會會長 張雄
圖片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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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商精神是儒家思想與經濟社會結合的產物，對於我們今天自覺認知和建構當代中國企業家精神理路，有著十分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在您看來，今天我們究竟應當如何看待儒學的歷史積極性？
眾所周知，英國歷史學家克羅齊提出歷史有哲學，歷史的哲學是發現和揭示歷史靈性的實存，它應當是，深刻地經過歷史反覆檢驗的那樣一個真言，那樣一個邏輯與思想相貫通的、一個歷史的道，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這種文化基因實際上就是歷史的觀念、歷史的思想、歷史的真實邏輯，即歷史的靈性。它的深刻性表現為：精神的內在否定性是人類當下實踐活動的需要，由需要而產生的新的精神呼喚，在辯證、承載優秀文化基因的基礎上揚棄了自身。它是推動歷史發展的積極因素，是精神遺存物的發揚光大。
幾千年的儒家思想作為中華民族最寶貴的歷史靈性，在價值觀上有著鮮明的實踐向度——追求內省、追求和合、追求崇高、追求秩序、追求知行合一、追求家國情懷以及追求心靈世界的生活意義等，構成了華夏文明的優秀文化基因，潛移默化地影響著炎黃子孫的生存方式，乃至做事、做人的行為暗示和準則，應當說，這種事實包含著儒學的自覺認知與自我批判過程，更昭示了華夏民族集體無意識生髮的千年習俗和傳統。馬克思指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事實上，作為價值判斷的儒學程式，其思想個性的最初出現，應該是與古代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經濟和商業文化長足發展不無聯繫，與中國人的早期商品交換、人際交往的形式特點不無關係。顯然，儒家文化價值觀的傳遞，正是通過早期華夏民族知識分子階層和農與工肆之人的勞作實踐來實現的，尤其是儒學文化對商界產生影響，形成了具有獨特商業倫理精神的早期儒商群體。承認上述事實，對於我們今天自覺認知和建構當代中國企業家精神理路，有著十分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張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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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留給我們政治哲學、道德哲學、生態哲學等豐富的思想資源，而西方現代性自身存在著謎一般的悖論。那麼，您認為，儒學對於反思西方現代性發展模式具有怎樣的意義？
我認為，儒家思想經過轉化與發展，將是根治西方現代性發展模式的種種弊端的最好良藥。從近代蘇格蘭啟蒙運動開始，對現代性西方文明發展模式的討論，引起了西方大學教授們的興趣。什麼樣的市民社會是理性的、民主的，而又充分展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理想社會？經過百年的錘鍊，學者們一致認為，工業化發展模式（也就是第一次英國工業革命展開的人對自然界的早期宣戰，自然成為資源、貨幣、資本等）、私人資本的動力學原理教條、自由放任的市場競爭規則、文化殖民的脫域性滲透等是可取的。可是，正是這個現代性發展模式的摹本，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檢驗，雖然讓地球上的人類生存獲得了便捷，獲得了現代文明的時間意義和空間意義，但也帶來了對人性的傷害和悲劇。社會財富的兩極分化、商品拜物教、貨幣拜物教、資本拜物教、交換價值駕馭了全人類社會價值體系。戰爭、飢餓充斥人類，人的存在變成虛無。這種西方現代性發展模式的弊端引起了19世紀馬克思歷史哲學的深刻批判，乃至20世紀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的真言提出。他認為，「世界統一是避免人類集體自殺之路。在這點上，現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準備的，是兩千年來培育了獨特思維方法的中華民族」。當然包括支撐這個民族文脈、賡續兩千多年之久的中世紀主流文化儒家思想。儘管這種文化的價值觀有著內包性、中庸、不斷複製歷史模板的保守一面，但謙和大氣、寬容忍耐、分寸原則、天人氣象使中國人在接受外部文明挑戰中最終保持自我、和諧天下。這種文化不是赫拉克利特式的「戰爭是萬物之父」的西方文化摹寫，而是孔子的「和合天下」文化的綿延和創新，按照「和合」五大法則——和生、和處、和立、和達、和愛來協調個體心靈和社會秩序，形成生生不息、開放包容、中和有序、三才圓融、多元互利的生命哲學法則。
張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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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革命以來，在「資本邏輯」支配下的西方經濟發展片面追求物質主義。在此背景下，儒家思想對未來中國乃至世界經濟的發展有著怎樣的啟示？
從反思發展模式的角度來看，現代經濟發展更需要精神資源的開發。儒家思想有著深刻的理解現代經濟宇宙觀所擁有的思想資源。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著名教授陳來先生最近提出「中華文明的宇宙觀」，特彆強調儒家宇宙觀的積極意義。毋庸置疑，工業革命以來人類主要靠物質資源鼎力發展的時代，隨著大氣污染和生態環境的破壞，幾乎走到了經濟發展的盡頭，未來發展啟示我們：必須高度重視物質與精神資源共同開發的戰略。「兩個結合」戰略的提出，標誌著中國歷史文明發展進入文明新形態的開始。尤其是，儒家思想對未來中國乃至世界經濟的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資源優勢。誠信經濟、德性資本、東方財富論、和合共生是未來經濟競爭高端文明發展的新形態，也是全球經濟發展的大趨勢。
張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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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重視修德，強調德性主義。而對於未來市場競爭來說，融德比融資更重要，道德就是一種資本，只有德，才能把單純的經濟利己主義行為範式改變為經濟利他主義互利行為競爭範式。您認為，現代企業家從儒家的德性思想中能夠獲得怎樣的啟示？
儒家思想擁有著德性資本的豐富資源，中國企業家走向未來更有底氣。二十一世紀的國際市場充滿著貨幣戰爭、資本戰爭、金融戰爭。經濟利益之間的博弈檢驗著人性哲學的差異。無形經濟崛起，知識、文化、道德成為新經濟競爭的戰略制高點，人類經濟全球化帶來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的大趨勢，決定了「和衷共濟」「合作共贏」「和合相生」乃是企業生命的格律。因而，人與人之間的道德力構成了另一種資本的力量，決定著企業市場發展競爭力。善，意味著市場誠信，意味著訂單的持續，意味著企業與企業、企業與政府關係的和諧共振的發展，意味著市場空間的開拓。儒家思想擁有智慧的「和合」哲學內涵，對於被資本打碎的碎片化世界、個人意志主義泛濫的社會有著較好的異中求同的引導力。中國文化深厚的「和合」理念，為從「叢林法則」走向更加文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實現歷史的特殊性與歷史的普遍性辯證統一，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和智慧資源。市場競爭的「和合」哲學有著巨大的財富倍增效應，企業家擁有它可以獲得三個方面的市場啟示。其一，學會共享。在現代企業經營中，社會分工細化，每個企業都是產業鏈上的一分子，任何一個企業都不可能獨善其身、獨霸世界。大家必須學會彼此合作、共生共贏，不能「我這盞燈亮著，其他都是黑的」。以共享經濟為例，它的一個初衷就是讓產業鏈上的各個企業都能夠很好地活著。企業可以通過創造更多的消費、更大的市場，找到互利共存與發展壯大的廣闊空間。其二，合作共贏。在企業經營中，難免會發生利益衝突。只有擁有利他主義精神，而不是絕對的零和遊戲，才能使競爭雙方既競爭又合作，共同推動事業前進。現代市場競爭是殘酷的，更需要大智慧：在利他中有我，在利己中有他，以更多的利他機會換取個人利益的最大化；財富和機會並不只有單一的思維鏡面，換一個角度、退一步就會海闊天空；企業都有自己生存的價值和位置，沒有必要都在一個狹隘的通道上爭得你死我活、魚死網破。其三，打造生態。現代企業不再是傳統意義上單打獨鬥的企業。沒有聯合，沒有產業合作，沒有項目公關，很多產品發明和創造就不會順利。從更大的範圍來看，國際產業鏈意味著和合共贏的「絕對命令」，違背它，搞孤鷹叼食，企業必死無疑。
張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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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企業家精神是當代中國企業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活動中體現出來的倫理精神。當代中國企業家精神的塑造需要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養分。那麼，在您看來，儒商精神對打造當代中國企業家精神發揮著怎樣的作用？
儒商精神是當代中國企業家精神構成的文化基因之一。企業家精神首先是一個歷史範疇，離不開「從何處來」的歷史哲學追問。
第一，自古至今，中國商人的發展脈絡有著文化基因傳遞的綿延過程，只有通過這種基因的識別和賡續，才能找到有機體發展的相似性、共同性、「過去—現在—未來」發展的時間之鏈，從而確證有機體生命活力的存在。儒商是儒家思想在商道的生命顯現，是古代中國一種具有獨特經營風格的商人群體，意指依照儒家思想的價值觀念來從事商業活動的人。從古代儒商到當代中國企業家，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商道文化基因傳遞過程儘管有著年代的區別，但具有明顯的家族相似性和可識別性，經商倫理範式的恆定性「誠信經商，德性做人」，已成為中國商人群體的生活習俗、代代相傳的倫理暗示，乃至成為當代中國企業家揮之不去的德性操守、不可或缺的必備素養。
第二，儒家思想鑄就了當代中國企業家精神的儒家氣質。世界的多樣性決定了各民族文化的多樣性。企業家精神因文化習俗的不同，而有著各自相異的氣質和風範，如猶太民族的「拜金主義」商人精神，又如美國商人的冒險精神，再如日本大和民族的家長式反個人主義商業精神等。中國企業家精神有著儒家氣質和風範的印記，從早期的儒商到當代企業家，他們都共同奉守三件事：懂規則、講秩序、善禮儀。懂規則就是按市場習俗與慣例出牌，市場行為不越軌、守合同、重承諾；講秩序就是不欺行霸市、唯我獨大、價格壟斷等；善禮儀就是相互尊重、和睦待人、義在利先等。顯然，這三大利器映射出了中國企業家精神的儒家氣質和風範，使得中國企業家在國際競爭的市場上一展雄姿，屢屢獲勝。
張雄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863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宋獻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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