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女性的文化立場——論向田邦子

讀了這本《感憶的撲克牌》，讀者如何看待向田文學完全是個人自由。把向田文學歸入哪一種文學行列中去也是自由的。但平心而論，要為向田文學劃一條邊界線是困難的。因為向田所描繪的世界跨越了任何一種區別，在確定它的種類時的確令人困惑。對於一個將才能傾注於自己獨特的「人生剪影」的孤獨的畫家來說，冠以某某派的名稱是沒有意義的 [2]。

[2] ［日］水上勉：《向田的技巧》，見《感憶的撲克牌》，新潮文庫，1989年4月第27次印刷，第225頁。

對研究者來說，接近這個難於歸類的文學世界和這位孤獨的作家的確是件困難的工作。為了儘可能準確揭示向田文學的全部內涵，顯然必須使用多個視角，以消除單一視角的盲點；同時，由於這位孑然一身、始終與世人保持距離的作家個人經歷鮮為人知，因此，詮釋她作品的論據幾乎全部來自她作品的本文。

出於上述考慮，作為向田邦子系列研究的第一篇論文，本文選擇了女性批評的視角。儘管向田邦子絕非通常意義上的女權主義作家，但在一切不確定之中首先可以確定的是：她，是個具備了女性自覺的女人。

伍爾芙的啟示

如同東方的近代化是受西方文明衝擊而產生的一樣，女權主義與女性主義同樣是來自西方的饋贈。儘管女性受到歧視是一個幾乎遍及全球的問題，但來自西方的女權主義與女性主義卻有其獨自的歷史語境，東方的姐妹們無法簡單挪用。儘管 feminism一詞在日文中被用外來語的形式固定下來了，它的語境卻必須轉換，因為日本女性所面對的傳統和現實與西方女性所面對的並不相同。在這樣一個前提下，當我使用女性批評這一來自西方的視角時，這種語境轉換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誤讀。

1981年7月，繼《感憶的撲克牌》系列小說發表之後，向田邦子又開始繼續在《小說新潮》上發表第二組短篇小說《男時女時》。由於8月飛機失事，這一組小說只寫出四篇。後來新潮社又收集發表在其他雜誌上的21篇隨筆，輯成向田的最後一本作品集，書名仍為《男時女時》。

「男時女時」一詞意為「走運與不走運」。走運，日語叫作「男時」，不走運叫作「女時」。與日語中將「男」的語源釋為「能承受力氣活」、將「女」釋為「身體柔韌」的情況結合起來看，這種用性別來表示運氣的說法顯然與對兩性生理差別的認識有關。「男時女時」一詞表現出的性別歧視意識是顯而易見的。向田邦子選擇它做自己的系列小說標題出於何意 [3] ？

[3] 「男時女時」屬於已經失去生命力的語詞，今天的日本人已很少使用。向田邦子有意在她作品中保存了一大批昭和前期使用的語言，她認為這些詞隨著社會變化而消亡很可惜。「男時女時」顯然也是其中之一。這組詞語音富於頓挫，簡潔洗鍊，適於做標題使用，但它所包含的社會語境卻不能避而不見。

從已發表的四篇小說無法直接判斷它們與標題的關係。這四篇小說均表現了人生中不能事先預料的逆轉，揭示了人面對這種逆轉時的複雜心態，在這點上它們可以歸入「走運不走運」標題之下。但四篇小說均未涉及「男時女時」的社會語境，即性別與運氣的關係。幸而在隨筆部分可以找到一些線索，說明向田選用這一題目時並非對這一詞語的語源熟視無睹。

在《日本的女人》一文中，向田把西方女性與日本女性在飯店點菜時的態度做了鮮明的對照：在某飯店下榻的美國人模樣的旅遊團，聚集了30人左右的中老年女性，在餐廳里逐一向侍者報出自己早餐所需雞蛋的做法：荷包蛋、煎蛋卷、煮雞蛋，甚至連煮雞蛋的時間都明確加以規定。似乎沒有人說「給我和鄰座一樣的」之類的話。各種雞蛋端上桌之後，有兩位老婦人把盤子退給侍者，拒絕道：「這不是我訂的菜！」

旁觀這一切的向田邦子回想自己幼年時與母親、祖母在外面吃飯的情景：母親總是力圖使大家吃同樣的東西以減少店員的忙碌；在點了鰻魚蓋澆飯後店員錯上了更高級的雙層鰻魚盒飯時，母親與祖母雖然不寬裕，仍決定將錯就錯並補交多出的金額，理由是：「吵鬧起來多丟人！」

向田比較了這兩種截然相反的態度，評論道：

西歐的女性就是叫一個菜，也毫不含糊地拿出自己的主見……我一方面覺得必須向她們學習，同時，我自己可做不到。

我私心裡以為，充其量不過一頓飯，吃煮雞蛋也好，吃煎蛋卷也好，進了肚子還不都是雞蛋？在摩洛哥，我就是因為侍者上錯了菜而又未加拒絕，才有幸嘗到從未吃過的像蔥一樣的奇妙的涼拌菜。

西歐的女性就是叫一個菜，也毫不含糊地拿出自己的主見……我一方面覺得必須向她們學習，同時，我自己可做不到。

我私心裡以為，充其量不過一頓飯，吃煮雞蛋也好，吃煎蛋卷也好，進了肚子還不都是雞蛋？在摩洛哥，我就是因為侍者上錯了菜而又未加拒絕，才有幸嘗到從未吃過的像蔥一樣的奇妙的涼拌菜。

對於母親和祖母點菜時怕丟人的想法，向田邦子把它進一步歸納為日本女性的生活態度：

在人前進食的那一份羞怯。因在家吃飯可以更省錢所帶來的那一份心虛。進一步說，還有生為女人所帶來的那一份侷促。……更誇張一點，這可否稱之為生之敬畏？

在主張婦女解放的人們看來，這怕是遺臭萬年的舉動吧，可我並不討厭日本女人的這些特點。我在想，要是女人的生存權利與主張都在這樣的基點上綻開燦爛之花，那該多好呵 [4]！

[4] ［日］向田邦子：《男時女時》，新潮文庫，1992年6月第28次印刷，第150—151頁。

在人前進食的那一份羞怯。因在家吃飯可以更省錢所帶來的那一份心虛。進一步說，還有生為女人所帶來的那一份侷促。……更誇張一點，這可否稱之為生之敬畏？

在主張婦女解放的人們看來，這怕是遺臭萬年的舉動吧，可我並不討厭日本女人的這些特點。我在想，要是女人的生存權利與主張都在這樣的基點上綻開燦爛之花，那該多好呵 [4]！

[4] ［日］向田邦子：《男時女時》，新潮文庫，1992年6月第28次印刷，第150—151頁。

在這裡，向田邦子顯然涉及了東方女性如何解放自身這一女權主義的核心問題。她一方面肯定了西方女性那種具有強烈排他性的自我意識是「正確的」「出色的」，另一方面，她也清醒地意識到這種自我意識是西方文化孕育的結果，東方女性照搬挪用未必會有相同效果，因為東方女性有著母親與祖母的傳統。她顯然認為東方女性的自我應該在傳統基礎上尋求，而且該有與西方女性不同的特點。在這一意義上，上述引文中「我」點菜的態度很耐人尋味。「我」也像母親一樣未拒絕自己沒點的菜，但其中的文化含義已大不相同：「我」不是因為怕丟人而未向侍者抗議（當然不能說完全沒有這方面的心理因素 ），而是因為發現上來的菜自己從未吃過。類似的情況在向田其他隨筆中也曾屢屢出現 [5] 。這種極富彈性的態度源於探求未知世界的渴望，這種渴望促使「我」超越了表面層次的自我尊嚴而貪婪地撲向廣大的未知世界。向田文學充滿智慧的包容力，正由她這種超越能力支撐。

[5] 如《白色的畫》敘述了作者「為看A而出發，卻不知為什麼看了B歸來」的幾次體驗；《總統》敘述她在泰國被理髮師差強人意地理了與泰國王妃同樣的髮型後卻體驗到一個民族有引以為榮的象徵是可羨慕的事。兩篇隨筆均收入《靈長類人科動物圖鑑》，文藝春秋文庫本，1988年11月第七次印刷。

向田邦子 文藝春秋

通常，人們總是從與男性世界相敵對的角度去理解女權主義和女性文學，這是一種狹隘的看法。「女權主義的憤怒」的確是女性文學的重要內容，但遠不是全部內容。在重視人際關係和諧的東方文化背景下，尤其在強調集團利益、重視對他人的體貼關懷的日本文化中，完全有可能培育出另外一種女性文學，它同樣有對於女性自身價值的尊重，但這種自尊與自愛不是在與男性世界的緊張衝突中確認的，而是體現為繞過這種衝突追求自身的發展。向田文學突出地表現了這一特點，《日本的女人》可視為向田的東方女性主義宣言，而這一宣言的前提，正是「男時女時」的社會語境——走運的是男人，不走運的是女人。

向田在隨筆《尋找手套》中透露了她22歲時的一項重大抉擇。當時物資緊缺，已在公司就職的向田因買不到合適的手套乾脆不戴手套過冬。她的上司出於善意警告她：男的沒關係，女的這樣可不行。要是一點不肯將就，就嘗不到身為女人的幸福了。向田受到極大震動。手套在此象徵著婚姻，正如平原日出夫在研究向田文學的專著中指出的：「只知往高處看，對感謝、平安什麼的不感興趣的性格，就是結了婚她自己也不認為能有好結果 [6] 。」向田並未向這種「男的沒關係，女的可不行」的現實抗議，她採取了另一種不妥協的態度——承認這一「女人不走運」的現實，用獨身來保全自己的個性。

[6] ［日］平原日出夫：《向田邦子的精神世界與事業》，小學館，1993年8月第一版，第55頁。

用避免衝突的方式保全自己的個性，對於文學來說是頭等重要的事。心靈的自由與和平可以使人最大限度地擁抱世界，憤怒會扭曲人的感受性。女性文學所面臨的嚴峻考驗也在這裡。弗吉尼婭·伍爾芙的女權主義開山之作《一間自己的屋子》所說的正是這個道理。伍爾芙把女性所受不公正待遇與文學的特質分開來，指出用文學來發泄憤怒只會毀掉文學。婦女被禁止創作，婦女受到各種束縛，她們需要為自己爭得一間屋子可以獨立寫作，並且通過寫作獲得經濟上的獨立——這是伍爾芙女性文學觀的前半部分，受到女權主義者真心擁戴；但她的後半部分觀點卻常常受到後來的女權主義者的抨擊：伍爾芙認為，婦女爭得了一間自己的屋子和一筆固定的收入後，她對另外一性的看法會發生變化，她不需要憤怒，也不需要恭維，於是她可以「不憎恨、不怨忿、不膽怯、不反抗、不講道地寫作」，從而獲得小說家的「忠直」。伍爾芙始終沒有離開小說的角度去談女權，她認為女權主義的最終目標不是以一性去取代另一性，而是兩性的和諧與合作：

因為既然兩性都不是很完美的，再想想這世界之大，其變化之多，我們要只有一性，怎麼能對付呢？

因為既然兩性都不是很完美的，再想想這世界之大，其變化之多，我們要只有一性，怎麼能對付呢？

正是在這一意義上，伍爾芙提出她著名的「兩性同體說」：

在我們之中每個人都有兩個力量支配一切，一個男性的力量，一個女性的力量。在男人的腦子裡男性勝過女性，在女性的腦子裡女性勝過男性。最正常、最適意的境況就是這兩個力量在一起和諧地生活、精神合作的時候。……也許一個純男性的腦子和一個純女性的腦子都一樣地不能創作 [7]。

[7] ［英］維吉尼亞·伍爾芙：《一間自己的屋子》，王還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2年6月第二次印刷，第120頁。本文所引伍爾芙的觀點均出自此書。

在我們之中每個人都有兩個力量支配一切，一個男性的力量，一個女性的力量。在男人的腦子裡男性勝過女性，在女性的腦子裡女性勝過男性。最正常、最適意的境況就是這兩個力量在一起和諧地生活、精神合作的時候。……也許一個純男性的腦子和一個純女性的腦子都一樣地不能創作 [7]。

[7] ［英］維吉尼亞·伍爾芙：《一間自己的屋子》，王還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2年6月第二次印刷，第120頁。本文所引伍爾芙的觀點均出自此書。

伍爾芙的這一觀點後來受到激進的女權主義者的批評 [8] 。同時也得到了後來的女權批評家的闡釋發揮 [9] 。但無論是批評還是發揮，都有意無意忽略了伍爾芙「兩性同體說」的語境——兩性間的和諧。為女性爭取正當權利並不是伍爾芙的最終目標，它充其量不過是手段，伍爾芙的目標是超越兩性之間的糾葛，「消除腦子裡的一切障礙」，「不動感情地就事情的本身去自由地想」，從而發現更廣闊的世界。

[8] 參見［挪威］陶麗·莫依《性與文本的政治──女權主義文學理論》，林建法、趙拓譯，時代文藝出版社，1992年，緒論部分。作者公允地抓住了伍爾芙兩性同體說的語境，指出「她深知女權主義鬥爭的目標恰恰就是要解構男女性別間那種水火不容的二元對立」；同時也客觀地介紹了其後的女權主義批評家對伍爾芙女權理論與文本實踐的各種「誤讀」。莫依認為英美女權主義批評界大多通過傳統美學範疇研究伍爾芙，只是對盧卡契美學思想中男性人道主義的翻版。只有用反人道主義的研究方法才能把握伍爾芙文本中激進的解構性質。但是，莫依的女權主義批評理論關注的重點是女權主義文學的政治性，她感興趣的是伍爾芙文本中「先進的政治立場」，同樣忽略了伍爾芙文學觀中非政治性的部分，即強調女性發展自身而不是影響公眾社會的觀點。

[9] 埃萊娜·西蘇的《 美杜莎的笑聲 》對伍爾芙的婦女獨自發展自己和雙性同體說進行了出色的發揮（參見《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張京媛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 ），但是在她的論述中隱含著一種內在的緊張。儘管她強調「婦女是雙性的」，「無限地超越自己」，但男性世界始終被視作對立的參照系，從而使作者的視點始終未能離開女性主義文學的政治層面。

當然，伍爾芙也意識到了在婦女未爭到正當權利之前很難超越兩性之間的糾葛，但即使在闡述婦女在男權社會中的不平等地位時，她仍然強調「成為自己比什麼都要緊」。她說：

如果你停下來罵，你就完了……如果停下來笑也一樣。躊躇或是慌亂，那你就沒有希望了。

如果你停下來罵，你就完了……如果停下來笑也一樣。躊躇或是慌亂，那你就沒有希望了。

這正是向田邦子的態度。

有趣的是，伍爾芙的女權理論沒有成為西方女權理論與女性批評的正統權威，卻在東方的島國日本找到了全面實踐者。向田邦子用她的整個人生與文學世界，走出了一條「成為自己比什麼都要緊」的東方女性之路，她幾近完美地消除了腦子裡的一切障礙，自由地觀察人類、觀察世界，正如伍爾芙所言：「她像女人那樣寫，但是像一個忘記自己是女人的一個女人。所以她的書里充滿了那種奇怪的性的性質。那只有在性忘卻自己的時候才會有的 [10] 。」

[10] ［英］弗吉利亞·伍爾芙：《一間自己的屋子》，第114頁。

這種「奇怪的性的性質」，微妙地體現在向田所刻畫的父親形象與男女主人公的關係中。在向田文學的本文世界中，充滿了這種「性忘卻自己」的特質。

向田邦子 文藝春秋

選自《求錯集》，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新民說，2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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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歌，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特聘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2019榮獲坡州圖書獎（Paju Book Awards）著作獎。多年來一直從事政治思想史以及與中日關係、亞洲等現實政治有關的複雜問題研究，致力於推動東亞地區知識分子的深度對話，曾於九十年代與溝口雄三先生共同發起連續六年的「中日知識分子對話」。曾任日本東京大學、美國華盛頓大學客座研究員，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一橋大學、德國海德堡大學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竹內好的悖論》（2005）、《思想史中的日本與中國》（2017）、《歷史與人：重新思考普遍性問題》（2018）、《尋找亞洲：創造另一種認識世界的方式》（2019）、《從那霸到上海：在臨界狀態中生活》（2020）、《遭遇他者：跨文化的困境與希望》等。

題圖：向田邦子 （圖源：かごしま近代文學館）

排版：阿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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