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建剛 | 教書三十年——我的成長心路歷程

住院又出院，出院又住院，如此反覆，將近一年。教書的事情自然沒心情去理會，一心只想身體健康，盼著能像以前那樣生龍活虎，腳下生風，放飛青春。所以，一年後我去村小上班，教書是我的副業，養病才是我的主業——我給自己熬藥，給自己打針，學起了站樁，學起了靜坐，看起了醫書，還訂閱了各類養生雜誌。

我在村小教高年級語文，實在是個意外。

村小的校長說，小管，你教二年級數學和四年級數學。我也知道自己的數學好。當年考師範，640分的總分，我考了584分，總失分56分，其中語文一門失了28分，其他五門加起來總共也失了28分。我的家裡沒有一本課外書。在我幼時的印象里，課外書等於連環畫，等於金庸，等於瓊瑤。

身體不好的我一聽要教兩個班的數學，還是兩個不同的年級，需要兩頭備課，立馬慌了，趕緊去找校長商量能不能照顧一下，教一個班。校長想了想說，教一個班也行，只是不能教數學，要改教高年級語文。我沒多想便答應了下來。從沒教過書的我天真地想，教一個班總比教兩個班輕鬆。我就這樣成了語文老師。可是自己都沒學好語文，怎麼可能會教語文呢？教了三年書，我都不知道什麼是語文，該怎麼教語文。更何況，我的心思也不在教書，而在養病。

到底年輕，養了三年病，身體總算緩過來了，家裡的寒冬卻到了。

父親同他人一起合辦了一個小廠子，半年了居然沒有生產出一個產品。原有的積蓄都砸進去了，能借的錢也都借了來，竟沒有一分錢的回報。幾個合伙人見了面不是陰沉著臉就是吵架。最後大家得出一致的結論，一個人是條龍，三個人是條蟲，這個廠子只有整給一個人才有救。說得好像挺有道理的，可是誰都不想要。怎麼辦？抽籤。結果父親抽到了這個爛攤子，接下了廠子的所有債務。

父親上過一年學，母親上過一天學。母親說她進學堂的第一天下午，就被外公闖進教室拉回家去了。母親不識字，幫不了什麼忙。父親愁眉苦臉，母親愁眉苦臉，一家人愁眉苦臉。最後我說，爸，媽，我幫你們干。

又是三年，教書成了我的副業，家裡的廠子成了我的主業。一下班我就在廠子裡幹活，一到禮拜天，不是去進原材料，就是去跑市場。這三年哪有心思想什麼語文教學，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教書的。

頭三年，我也不懂語文教學，但至少我還有時間跟學生玩在一塊。這三年，連這些都給省略了，我還是不知道什麼是語文，怎麼教語文。

二、就想走出村小，到中心小學去，

開始為自己而教

1998年的春天，我面臨一個選擇：要麼好好教書，要麼好好經商。連我自己都知道，再這樣「腳踩兩隻船」，肯定教書不像樣，廠子也經營不好。思前想後，我還是決定關了廠子。

從每天的忙碌中解放出來，從雙休的奔波中解脫出來，看什麼都是那麼輕鬆和愜意。1998年的春天起，我寫了一段時間的小散文，發表在地方報上。那些小散文是我當時心情的寫照。在我師範畢業7年後，我對自己說，這輩子就老老實實地當老師吧。

那個時候，我的師範同學有的在鎮上的中心小學教書，有的在縣城裡教書，還有的調到了教育局的相關部門工作。我在哪裡呢？我在江蘇省蘇州市吳江縣屯村鎮斜港村小學，一所地地道道的村小，六個年級，150個學生。

我也想走出村小，到鎮上，到中心小學去。怎麼去呢？只有好好工作，讓中心小學的領導看見我的努力。

一個教師要想有別人看得見的成績，主要有三條路可行：一是上課，二是組織學生比賽，三是寫文章。我知道上課這條路是行不通的，畢業7年了，連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上課的，甚至教案都是抄的！那時候還沒有電腦和網絡；如果有，我肯定也是藉助電腦和網絡複製、粘貼。別說外出上課，就是外出聽課也沒有。說實話，7年後的我跟剛畢業的師範生沒什麼區別。要說組織學生比賽，我們的學生要樂器沒樂器，要課外閱讀沒課外閱讀，要興趣班沒興趣班，不能跟鎮上的學生比。琢磨來琢磨去，只剩下一條路，也是大家都怕的一條路：寫文章。但我的語文卻是所有學科中最糟糕的。我沒看過什麼課外書，也怕寫作文。但總要有個選擇。後來我想通了，寫文章這條路既然大家都怕，那我就咬咬牙衝上去。因為大家都不敢往前沖，說不定只要我堅持衝上去就能搞出點名堂。就像大家都不敢跑馬拉松，只要你敢，哪怕最後你是走到終點的，你也是勝利者。

還是1998年。那年秋天，由《江蘇教育》雜誌社承辦的江蘇省頗負盛名的「教海探航」徵文活動在吳江舉行，整個吳江都在發動大家積極參賽。我也想參加。寫什麼呢？寫語文教學？不行，那不是去送審，而是去「送死」。最後，我選了班主任工作這個方向。工作了7年，語文教學雖沒什麼進步，但跟學生相處了7年，不說「成」了多少、「得」了多少，「敗」了多少、「失」了多少，總歸還是有點感受的。可我不會寫啊！於是，把《江蘇教育》一本一本地搬到床頭，每天逼著自己看上面的獲獎論文。剛看的那會兒，我體會到了什麼叫「閱讀催眠」。那麼多的術語，我看不懂，看著看著，頭腦就昏昏的，然後我就舒舒服服地睡著了。後來我給自己下了軍令狀，每天晚上必須看懂兩篇論文，最起碼要看明白是怎麼寫的。堅持了半年，對論文的基本論點、分論點、基本框架等，我慢慢有點感覺了。

看論文的同時，我也在規劃怎麼做班主任。於是，買來了魏書生的《班主任工作漫談》，買來了李鎮西的《愛心與教育：李鎮西素質教育探索手記》。我一邊想辦法、出點子，一邊把做班主任工作的點點滴滴記下來。參加「教海探航」活動的論文寫了一稿又一稿，寫好了拿給縣城的小學語文教研員談永康看。談永康是我師範「不一班」的同學，他在一班，我在二班。師範的男生少，自然熟悉。1997年，他就獲得了江蘇省「教海探航」徵文活動的全省第一名。他說這裡不行，我回去改。改了，又乘公交車去找他，請他再提建議，回來後又改。沒有電腦，幾千字的論文，一個字一個字寫上去，實在麻煩。後來，我就把能用的部分剪下來，再補上要改的部分。等到定稿上交，剩下厚厚的一摞廢紙。

這篇文章最終獲得了二等獎。1998年11月，我作為村小教師的代表，受邀參加頒獎大會，由此結識了特級教師薛法根。薛法根老師是全省最年輕的特級教師，和我同在吳江。然而，在此之前，我這個村小老師沒有機會近距離接觸他。

頒獎活動結束後，我徵得妻子同意，買了電腦和印表機。說出來也難為情，當初買電腦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我的字不好看（當然現在也不好看），寫好了文章投稿，覺得拿不出手。那時買電腦和印表機的費用幾乎就是我一年的收入。我對妻子說，我一定好好寫，哪怕是掙稿費，我也要努力寫上兩三年，把買電腦的錢掙回來。

我是村上第一個買家用電腦的，大概也是整個鎮上第一個買家用電腦的。不是有錢，不是趕時髦，而是為了寫文章。為了實現自己的承諾，每天晚上19∶00到21∶00，我都準時坐在電腦前寫文章。我要求自己一個星期至少寫出一篇教育隨筆。而我那個時候的水平，也就是用一個星期中的14個小時，寫成一篇千字文，平均每小時寫六七十個字。冬天到了，家裡沒有空調，我依然每天在電腦前坐2小時。實在冷，妻子拿來一個紙箱，鋪上棉絮，腳踩上很柔軟，很暖和。妻子又拿來一條薄被子，給我裹在腿上。手實在冷，妻子給我打了一副露出手指的手套。

我的教育文章被一篇篇地發表出來，先是在地方期刊，再是在市級期刊，而後是在省級期刊。1999年的秋天，我摘掉了村小教師的帽子，終於調入鎮中心小學。

三、滿腦子想的都是學生、學生、

學生，為學生而教

因為要寫作，所以要閱讀。看到別人的教育做得那麼用心，回想自己前些年的教書，真的很汗顏，很慚愧。亡羊補牢，雖然不能補回以前的「羊」，但至少可以為現在和以後的「羊」著想。

我該做些什麼呢？我想到了作文教學。自己寫了一兩年了，在我們這個小鎮上，我相對還有些自信。而且這些年閱讀教學探索已經搞得如火如荼，很多人蜂擁而上，研究作文教學的倒是還沒什麼人。

作文教學怎麼做呢？我想到了自己。我以前是一個怕語文、怕作文的人，現在卻因為寫作調到了中心小學。我這一點點的水平怎麼來的？當然是「寫」出來的。我怎麼願意去寫的呢？因為我想通過寫作調到中心小學去。寫作怎麼能把我調到中心小學去呢？因為寫好了作文可以投稿發表，發表以後大家都認可我了，覺得我有點才，不能在村小里埋沒了。

這麼想著，我便找到了作文教學的關鍵詞——發表。因為一篇文章的發表，我一個星期都會過得特別有精神，好像身邊所有的人都在說，你看，這個管建剛有兩下子。如果這個月發表了兩篇，那這個月我基本上都會在興奮和幸福中度過。這種發表的興奮和幸福再一次激勵我，努力寫下一篇文章。

如果讓班上的學生也經常發表作文，那該多好啊！相信他們也會很興奮，很幸福，也會像我一樣愛上寫作。一個班50個學生，別說中後等學生，即便是作文尖子生，一個學期能在正式報刊發表一篇作文，那在鄉鎮中心小學都是了不起的事。當然，我想讓全班學生都像我一樣愛上寫作。因為，只有作文尖子生「唱戲」的作文教學，那不是一般的教學班，而是興趣班、培優班。有了這個想法後，我就開始盤算該怎麼做。

直到有一天，學校里購進了印刷機，大家都去看新鮮。看著印刷機飛快地印刷出一張張通知和練習卷，我突然想到，如果這一張張紙上印的是學生的一篇篇作文呢？那不就是一份作文報嗎？何不自己辦一份作文報？這樣既解決了學生作文「發表」的問題，又可以讓每一個學生都實現作文發表的願望，而且還是源源不斷的發表——因為我們自己辦一份班級作文報，所有的作者都是班上的學生。

理想很美好，現實很骨感。問題接二連三地襲來——

第一個問題，沒法輸入文字。那是2000年的春天，班上沒有一個學生的家裡有電腦。我向校長彙報，希望能在中午和傍晚放學後各開放40分鐘電腦房，讓班裡的學生去輸入作文。校長很支持我的改革。電腦問題算是解決了。

第二個問題，學校的微機房也才建立，學生就上過幾節電腦課，打字速度跟蝸牛一樣慢。不少學生40分鐘、80分鐘也輸入不好一篇400字的作文。我向電腦老師了解了學生的打字情況，組織班上打字速度快的學生成立「文字輸入小組」。實在慢的和實在忙的（比如「後進生」，忙著補各種作業），可以請「文字輸入小組」的夥伴幫忙。有意思的是，後來這個「文字輸入小組」的成員參加省里的計算機比賽，有的獲得了一等獎，有的獲得了二等獎。這在我們這個經濟條件相對落後的小鎮簡直是個奇蹟。也有實在來不及輸入的作文，那就由我來幫忙。

第三個問題，那時拷貝資料都用3.5英寸的軟盤，一複製，便吱吱嘎嘎地叫響；拷貝好了，拿到我的電腦上打開一看，沒有。學生趕緊沖回電腦房，打開電腦一看，打好的作文沒了！因為電腦房的電腦都用於教學，只要一關機，馬上清零。我跟學生說，有兩個解決辦法：一是時間充裕的話，拷貝到軟盤後，電腦不要關，先拿到我這裡，我複製成功了，再去關電腦；二是如果時間緊張，那就用自己的軟盤拷貝一份，用電腦房其他同學的軟盤也拷貝一份，來個「雙保險」。

第四個問題，排版。那時候沒有什麼排版軟體，一方面是自己折騰，另一方面是請教電腦老師。學校的電腦老師是半路出家的，也只知道一些最基本的知識，比我高明不了多少。倒是新來的年輕老師，有比較熟悉電腦的，我就找他們商量怎麼編排。

第五個問題，2000年後有一段時間，小鎮上時不時停電。我和學生最怕周五停電。因為周五要出版我們的班級作文周報，沒了電，什麼也幹不了。當然一般不會連著停電兩天。於是，周一我選出錄用的作文，周二、周三和周四學生輸入電腦，拷貝給我。只要周四不停電，我再忙也要排好版，拷貝在軟盤裡再下班。這樣，哪怕周五停電，我也可以拿著軟盤去隔壁鄉鎮的小學裡印刷。好在這樣的情況不多，難得去一次隔壁鄉鎮小學，大家都幫忙，作文周報的印刷就很順利了。

第六個問題，學生的持久動力。剛開始辦作文周報，學生覺得新鮮，幹勁很足。兩個月後，幹勁直線下降。為了維持學生的寫作動力，我用了不少腦細胞。我給學生髮刊用紀念卡，告訴他們如果能在班級作文周報上發表一篇作文，就可以得一張紀念卡。三張紀念卡可以換一張「作文新苗」的獎狀。「作文新苗」再發表四篇作文，就有四張紀念卡，可以換一張「作文能手」的獎狀。後面還有「班級小作家」「班級諾貝爾文學獎」等。後來我們還開發了作文的「積分活動」「稿費活動」，基本解決了學生寫作文的持久動力問題。

第七個問題，「後進生」沒多少機會發表，總是游離在外。於是，我開發了「優先發表卡」。只要有這張卡，作文哪怕寫得不怎麼樣，也能發表。這張卡怎麼獎勵，我說了算。我想辦法去發現「後進生」的進步和亮點，多獎勵他們。如體育好的，為運動會增光的；勞動積極的，為班級作出貢獻的；等等。

第八個問題，「優等生」容易發表作文，有驕傲情緒，作文沒有進步怎麼辦？

第九個問題，有學生為了發表抄襲作文怎麼辦？

第十個問題，「優等生」認為「後進生」的作文不好，老師卻錄用了、發表了，老師偏心，怎麼辦？

……

一路過來，我滿腦子想的都是學生、學生、學生，問題、問題、問題。當我把這些問題一個個克服，學生的作文興趣、作文能力都得到了穩步發展。最後，我們班所有學生都在全國各地的正式期刊發表過作文，拿到過稿費。

我據此寫的論文《打造一個永不消逝的童年》，也獲得了2002年江蘇省「教海探航」徵文活動的第一名。

四、從把「發表」用到作文教學改革，

到把「閱讀」用到閱讀教學改革，

為突破而教

2002年，我結識朱永新教授的新教育實驗，並在「教育在線」平台撰寫我的作文教學故事；2005年，我人生第一本書《魔法作文營》納入「新教育文庫」出版；2006年，我出版了《不做教書匠》；2007年，我出版了《我的作文教學革命》；2008年，我評上了特級教師。從1998年安心做老師到2008年，十年時間，我這個很不「語文」的語文老師，實現了一次飛躍。我由此也懂得了「十年磨一劍」的真實含義。

然而，我有一塊「心病」，那就是上課。評上了特級的我，也還拿不出屬於自己的、有特色的課。

評特級的時候，我的特色是作文教學，亮點是激發學生的寫作動力。當時的作文課，大多是作前指導，而我從不上作前指導課。我都是在學生寫好了作文，作文發在班級作文報上了，再拿著作文報上作後講評課。我每個星期都上一節作後講評課，對此很有心得。然而，那個時候從來沒有老師上作後講評課。再說，講評課必須讓學生先寫好作文，認真研讀了學生的作文後才能備課、上課。這樣的課在自己班上，很實用，很有效，作為公開課該怎麼上呢？後來我就請對方學校布置學生寫好作文，提前一個星期把作文寄到我手裡。我批閱作文，根據作文的實際情況設計講評課的教案，一周後去上課。就這樣，帶著我濃烈個性色彩的作文課誕生了，居然也得到了眾多教師的認可。於是，班級作文報之外的作文講評、作後指導，成了我作文教學的另一個重要標識。不過，這樣的教學真的很累，自己帶著一個班的語文，又有日常的工作和研究，每周要出班級作文報，幾乎每一兩個星期還要批改幾十份來自別的學校的作文。而且，這不是一般的批改，這是研讀，要設計出一份令人滿意的教案。更讓我焦慮的是，這樣的課沒辦法試上，作文是哪個班級寫的只能在哪個班級上。每次都是「裸課」，壓力很大。然而，也正是因為壓力大，我才逼迫自己不斷產生新想法。也正是在這樣的壓力下，一年後我出版了《我的作文教學課例》一書。可見，人的成長都跟吃苦受累相關聯，想要不吃苦、不受累而能有所成績，這樣「鑽空子」的浮誇，永遠不屬於做實踐、做研究的人。

作文課取得突破後，我又有了另一塊「心病」：閱讀課怎麼上？

研究閱讀教學的名師很多，流派也多，要走出一條帶有自己特點的路實在太難了。一次跟朋友閒聊，說起自己的寫作成長，我談了兩點。一是發表，發表激勵著我不斷地寫。二是閱讀。我不只是看文章寫了什麼，還經常琢磨文章是怎麼寫出來的，為什麼同樣一個意思，人家會寫得這麼清楚、這麼有意思。朋友說，你能把「發表」用到作文教學改革上，為什麼不把「閱讀」用到你的閱讀教學改革上呢？一語點醒夢中人。

經常有家長問，不是說多讀書能寫好作文嗎？我的孩子挺喜歡看課外書的，可就是怕寫作文。其實，很多孩子看課外書跟看電視劇一樣，只關注故事情節，看完就沒了。要想寫好作文，不只要讀懂「寫了什麼」，還要讀懂「怎麼寫」。很多人只有「寫了什麼」的閱讀思維，而缺少「怎麼寫」的閱讀思維。

「寫了什麼」的閱讀思維幾乎是天生的，閱讀後，幾乎每個人都會不自覺地想一想講了什麼。去想「怎麼寫」的人卻很少，所以我稱「怎麼寫」的閱讀思維是專業的閱讀思維。閱讀教學要培養學生的專業閱讀思維。於是，指向寫作的閱讀教學探索開始了。

2013年3月，《小學語文教師》以「管建剛和他的閱讀教學革命」為題，對我的指向寫作的閱讀教學做了2萬字的報道。同年5月和6月，《小學語文教師》又分別以「『管建剛和他的閱讀教學革命』大討論」「『管建剛和他的閱讀教學革命』再討論」為題，做了大篇幅的報道。

我也開始上閱讀公開課。這樣的閱讀公開課，難的是對「寫了什麼」和「怎麼寫」之間「度」的拿捏。有時候處理得很好，有時候處理得不好。各種聲音紛至沓來。新東西誕生之初，往往是醜陋的。剛出聲的嬰兒大多不怎麼好看，過了一段時間才可愛起來。當別人批判你剛誕生的小東西時，能否扛得住，能否繼續往下走，這是「成」和「敗」的分水嶺。教學改革需要改革的能力，更需要改革的勇氣。從某種程度上講，勇氣比能力更重要、更可貴。沒有勇氣的人哪怕有能力，也不會有突破、有創新。

大概三年後，指向寫作的閱讀課也越來越成熟，我先後出版了《管建剛和他的閱讀教學革命》《指向寫作：我的9堂閱讀課》。這期間，「跟著課文學作文」「跟著名著學作文」之類的書也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也許這只是巧合，而我卻以此自我安慰。

到這時我才明白，教語文很簡單：自己怎麼學好朗讀的，就怎麼教朗讀；自己怎麼學好作文的，就怎麼教作文；自己怎麼學好閱讀的，就怎麼教閱讀……當然，關鍵是自己的語文要行。自己的語文不行，想要教好語文，好比自己不肯吃苦而去練功，只想學那麼一兩個奇招好打敗對手，這條路必是死路！遺憾的是，不少人都在這條路上孜孜不倦地走著。

五、跟普通的一線教師待在一起，

去解決基礎問題

管建剛名師工作室目前辦了四屆。每一屆工作室成員都跟著我學了三年，三年後有幾個人還在辦班級作文周報？有幾個人還在上作後講評課？絕大部分已經不辦作文周報了，作後講評課也可有可無了。

每周要辦一期班級作文報，要付出不少時間和精力；每周要上一節作後講評課，要認真研讀學生的作文，一線教師哪有那麼多時間？工作室有導師、有制度、有管理，教師咬咬牙做了，但一離開就散了。至於指向寫作的閱讀課，四屆的工作室成員還沒有一位能上出一節讓我滿意的課。指向寫作的閱讀課，不僅要求上課的人擁有「怎麼寫」的閱讀思維、「怎麼寫」的解讀思維，還要能處理好「寫了什麼」和「怎麼寫」之間的「度」，而「度」是無法教的藝術。

在我工作室待了三年的教師都只能學到這個程度，那麼偶爾聽一節課、聽一個講座的教師又能學到什麼呢？能參加名師工作室的教師，至少還是學校的骨幹，至少有一顆向上的心，但對於大多把教書看作一份職業、一份工作的教師來講，精益求精的實踐和研究，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近20年來，線上線下的培訓課程不可謂不豐富，質量不可謂不高，名師不可謂不多，然而教育教學的生態卻不容樂觀。我想，這與當前的教師培訓不無關係：一方面，絕大多數教師不是把培訓當學習，而是當任務；另一方面，培訓會上的高質量課堂、高質量報告，一線教師是當相聲來享受的，是當藝術來欣賞的，覺得離自己的世界很遙遠，回去後「我還是原來的我」。

當然，這與當前的教育現實密切相關。不可否認，教育是美好的，也是殘酷的。事實是這樣的：學校教育是個框，什麼都往裡面裝，計算機從學校抓起，足球教育從學校抓起，圍棋教育從學校抓起，心理健康從學校抓起，防範網絡詐騙從學校抓起，車輛安全從學校抓起……語文、數學、英語每個單元都要進行一次掌握情況的測試，相當於每兩個星期有三次測試；每天的作業都要有對有錯；每天的排隊要有評比；每天的廣播操要有打分；每天的眼保健操要有檢查；每天的午餐要看光碟率……小學語文老師95%都是女性，她們往往還要擔負家務和孩子的家庭教育……「聽著心動、回家不動」，大部分一線教師要做的太多了！他們能把學校交代下來的各種差事完成好，已經是讓人放心的好老師了。

我們這些在教育研究的路上算作先行者的教育人，走得越遠，個性色彩和理想色彩就越濃烈，跟大量普通一線教師的距離也就越遠。我們所作出的實踐和研究，是假定了每一個教師都跟我們一樣努力向上，是假定了每一個教師都把教育當事業，是假定了每一個教師都全心全意撲在教育上，是假定一線教師既能成為教學創新的開發者，又能成為教學創新的實施者……如果我們的教學研究還建立在增加教師負擔的基礎上，教師怎堪重負？教學研究應該真真切切地為教師減輕負擔，只有這樣，一線教師才會發自內心地歡迎和接受它。

我們所做的實踐和研究還要切實解決教師的剛需問題。一線教師的剛需是什麼？課堂上為什麼有那麼多的學生開小差？課堂紀律為什麼那麼難以維持？為什麼學生做作業總那麼拖拉？為什麼學生作業中做對的題考試時卻都是錯的？為什麼有學生課上沒有時間寫作業，作業總是要課後做、回家做？教育研究需要有人面向未來，但更需要有人面對現實，解決多少年來懸而未解的基礎問題。

基礎問題是最大、最普遍的問題。高端問題是鮮花，基礎問題是泥土。鮮花引人矚目，泥土卻不好看，但是離開了泥土，鮮花也只能光鮮一時。大部分一線教師要的是拿來可用、拿來有用的實戰課堂；要的是標準化、系統化的實用課堂，能解決教學溫飽的課堂。

年過半百，我想應該為最廣大的一線教師做些什麼，因為教育本質上是靠最廣大的一線教師撐起來的。

於是，我帶著團隊做起了「家常課」改革。

我們開發了小學語文1—6年級家常課任務單，從課文任務單到語文園地任務單，從單元複習任務單到單元作文任務單，讓教師拿了任務單就能知道一堂語文課中學生應該幹什麼。學生有了任務單，在課堂上有了清楚的任務，學習就有了目標。學生在課堂上要完成一個又一個的任務單，沒時間開小差了，課堂紀律也就好起來了。每一張任務單分別有「讀+習+讀+習」四個任務，一篇課文兩個課時兩張任務單8個任務，包含了當堂讀熟課文、當堂背誦要求背誦的內容、當堂抄寫和默寫、當堂回答書後的每一個問題、當堂完成課文配套練習題。學生的作業在課堂上、在教師的眼皮底下真實地完成，作業的可信度高了，作業速度也快了。為了方便教師教學，我們又為每一張任務單開發了配套PPT，教師只需稍作修訂即可使用。

教育部門多次提出提高課堂教學效率。效率怎麼算出來的？效率=任務÷時間。任務就是製作好的「任務單」，時間就是「鬧鐘」。家常課任務單上，每一個任務都設定了時間，一節課使用鬧鐘5—8次。如此一來，不只是學生的課堂時間觀念發生了根本變化，教師的時間觀念也發生了根本變化。原來一堂課上到哪裡算哪裡，上不完下一節再上。現在，教師每上完一節課後都知道學生有沒有完成學習任務，自己有沒有完成教學任務，還有多少沒有完成，課堂效率可以自己測算。

聽了大量的推門課，我們發現教師上課基本上不笑，因為怕管不住紀律。課堂紀律是大量一線教師無法啟齒的痛。教師又稱「孩子王」，「孩子王」居然管不住一群孩子，怎麼說得出口？沒有一位師範生學過「課堂管理學」，因為師範學校里沒有「課堂管理學」。可是人多的地方，產生效率的第一生產力是管理。為此，我們開發了課堂管理口令、課堂管理手勢、課堂激勵印章、課堂管理Q幣等讓一線教師拿到就可以用的管理工具，並教他們使用。此外，我們也嘗試探究課堂教學中工具使用的數據化，因為數據化能讓一線教師知道自己用得怎麼樣。一次又一次的聽課和測量，我們推出了家常課的「數據包」：一堂課上教師要把70%的時間還給學生；一堂課上70%的學生要能得到教師的激勵章或Q幣；一堂課上80％的學生要能完成任務單上的4個任務；一堂課上教師要走不少於500步；一堂課上教師課堂管理的口令要使用30次左右；一堂課上教師表揚到具體的人具體行為的話不少於10次。最好的課堂是超越標準的（這樣的教師永遠是極少數的），而超越標準的前提是「進入標準」。如何「進入標準」？我們的嘗試結果是藉助數據包。

當我跟普通一線教師待在一起，想在一起，去解決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基礎問題時，我知道會有怎樣的風雨聲。曾讀到這樣一則小故事：

兒子看到一名可憐的乞討者。富豪爸爸告訴兒子，乞討的人可能連著餓了幾頓了。天真的兒子問爸爸：他們為什麼不去旋轉餐廳吃飯呢？

讀到這個故事後，我更是義無反顧地投身於「家常課」。

| 管建剛，江蘇省蘇州市吳江經濟技術開發區長安實驗小學，特級教師，正高級教師。全國優秀教師，國家萬人計劃教學名師。著有《家常課十講》《家常課對談》《一線帶班》《一線表揚學》《一線教師》等。

| 本文刊發於《教育研究與評論》（綜合）2022年11月刊。封面圖片來源於「包圖網」。

| 初審：張鈺梅

| 複審：徐志欣

| 終審：李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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