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周公館一隅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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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年初，鄧穎超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周恩來」的名義，四處尋找房源，陳長蘅夫婦得知後，願意將曾家岩50號友人的房子轉租給周恩來夫婦。 從此曾家岩50號就被稱為「周公館」，實際上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部分機構所在地
民革前輩陳長蘅，庚款第三批（1911年）官費留美生，1917年獲得哈佛大學政治經濟系碩士學位。歸國後，陳長蘅在北京大學執教，並任南京國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員、重慶朝陽法學院經濟系教授、浙江英士大學財政學教授等職。新中國成立後，曾任上海文史館館員、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上海市人口學會顧問，1987年去世。陳長蘅是我國著名人口學家，著有《中國人口論》《進化之真相》等。
35年前，我曾經與這位前輩有過一次接觸。1985年3月12日是孫中山逝世60周年忌辰，那天到香山路孫中山故居前憑弔的各界人士眾多。我作為工作人員，在現場忙於招呼我們民革的眾多辛亥後裔。擁擠的人群中我無意瞥見一位年屆鮐背，瘦削長臉的清癯長者，手持拐杖默默站在一邊，不像很多參與者簇擁著儘可能與領導靠近。我走到長者身邊輕聲說：「我是民革的工作人員，是否扶您老到中間站」，老人擺手說：「不用，這裡挺好！我也是民革的。」他接著自我介紹說自己名叫陳長蘅，已經90多歲了；並特地指著進入中山故居的正門對我說：「我見過孫中山！孫先生是我所敬仰的偉人。」憑弔儀式過後，我特意走到老人面前，問道：「您老回家方便嗎？」老人說有家人陪伴，住的不遠。看著老人離開喧鬧的人群踽踽而行，逐漸遠去，心中難免冒出「誰見幽人獨往來，飄渺孤鴻影」的詩句。
十多年前，網上看到一封鄧穎超1944年致陳長蘅、趙佩珊的信。因信上的第一抬頭人是陳長蘅，不由引起我的關注，並探究這位民革前輩在信中的雪泥鴻爪。
鄧穎超的信中提到了租賃曾家岩住宅一事，信云：
陳長蘅先生轉趙佩珊太太：
承蒙賃租曾家岩住宅數年於茲，甚為欣感。近聞尊處經濟困難，茲隨函附奉法幣拾萬元聊作補助之需，敬希收用並望函復為禱。專此順頌
冬安
鄧穎超謹啟
十二月二十四日
從此信的內容可知，今天大家所熟知的重慶曾家岩50號周公館，原來是通過陳長蘅轉租才成為後來的周公館的。那麼具體的轉租細節又是怎樣的呢？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中共中央發表《共赴國難宣言》，號召國共合作和全民族團結，建立民族統一戰線，抵抗日本侵略。在中共推動下，國共第二次合作形成。一年後，鄧穎超和博古由武漢飛抵重慶出席一屆二次國民參政會，鄧穎超剛到重慶就和史良等同志一起參加了重慶婦女慰勞會，並向各界婦女作講演。12月16日，周恩來、葉劍英抵達重慶，準備代表中共中央領導南方的黨務工作，一個月後，中共南方局正式成立。
當時，中共雖在重慶化龍橋紅岩嘴設有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但該處遠在市郊，不便開展工作。周恩來剛到重慶，亟須在國民政府的機關集中地覓一房屋作為城內辦事處。但當時的重慶到處人滿為患，租房極為不易。周恩來十分著急，鄧穎超也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周恩來」的名義，四處尋找房源。1937年11月，國民政府遷都重慶，陳長蘅隨立法院由南京輾轉疏散到了重慶。1938年秋，陳長蘅的重慶友人趙少龍和妻子趙佩珊，為躲避日機頻繁的空襲，全家遷到鄉下居住，其坐落在重慶市區曾家岩50號的一處頗為寬敞住宅，就租給了剛內遷到重慶不久的友人陳長蘅夫婦。陳長蘅到重慶後在立法院任財政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夫人王俊英則參加戰時兒童保育工作，以拯救、培養在抗戰中流離失所、失去親人和家園的難童。
前面說過參政員鄧穎超自10月到重慶後，參加了重慶婦女慰勞會，在關注戰時兒童保育會的過程中，她結識了王俊英、陳長蘅夫婦。1939年年初，鄧穎超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周恩來」的名義，四處尋找房源，陳長蘅夫婦得知後，出於對中共堅持主張團結抗戰的敬仰，夫婦商議後向鄧穎超表示，願意將曾家岩50號友人的房子轉租給周恩來夫婦。
周恩來與鄧穎超聞訊後，立刻趕到曾家岩去看房子。他們走到馬路的盡頭，前面就是一條蜿蜒向上的小巷，兩側是鱗次櫛比的店鋪，再走上一段石階，就是曾家岩50號。周恩來夫婦在陳長蘅夫婦引導下，將樓上樓下、前後左右都看了個遍，覺得這所住宅離國民政府首腦機關所在地中山四路、上清寺很近，聯繫方便。於是鄧穎超拜託陳長蘅聯繫房主趙少龍見面洽談，說明了租房意願；並表示已與陳長蘅談妥，有意將此住宅轉租後，作為周恩來的私人公館。趙少龍知悉詳情後慨然應允。2月，鄧穎超遂以周恩來的名義，租用了曾家岩50號主樓和三樓的全部房間，以及二樓東邊的三間房屋。
從此曾家岩50號就被稱為「周公館」，實際上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部分機構所在地。應當說陳長衡於1939年年初轉租的只是曾家岩50號的大部分。直到1941年趙少龍全家回重慶，才到曾家岩50號清理這些租賃關係。趙氏夫婦一直堅持把房子租給周恩來，從未有過二話。
1944年，曾家岩50號的房東趙少龍不幸病逝，其妻趙佩珊一家頓時陷入窘境，生計難以為繼。鄧穎超得知這一情況後，立即寫了一封信——即本文提到的那封信，同時附上法幣十萬元，親手交給已在重慶興隆場朝陽法學院經濟系任教授的陳長蘅，請陳長蘅轉給一籌莫展的趙佩珊以解燃眉之急。收到此信後，趙佩珊感激在心，一直將此信珍藏。直到21世紀初通過《鄧穎超書信選集》出版，方才為世人了解。
這就是民革前輩陳長蘅和重慶曾家岩50號周公館的一段租賃因緣。今年是上海民革成立65周年，謹撰此短文以紀念這位前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