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淑坤 著
揭示五四時期外國文學翻譯言說與實踐矛盾關係的學術著作
主撰（譯）人員的穩定與隊伍的擴大
這裡的主撰（譯）人員指的是在《新青年》發稿較多的作者和譯者。
《新青年》的創辦者陳獨秀是安徽人，因而第1卷的主撰者多是安徽人，第2卷向非安徽人擴展，第3卷遷到北京編輯後，主撰人員隊伍擴大的趨勢更加明顯。
第3卷的作者群中新增了不少北大人或與北大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人，包括蔡元培、章士釗、吳虞、二十八畫生（毛澤東）等，另有胡哲謀、胡以魯、方孝岳等北大人參與「讀者論壇」「書報介紹」等欄目。
到北大編輯的《新青年》，從2卷6號到3卷6號暫時休刊，新增作者23位，且有些作者成為穩定的稿件輸送者，如吳虞、陶履恭、李寅恭、李張紹南等，他們的名字在《新青年》2卷6號以後的目錄中經常出現。
相比之下，譯者隊伍的擴大速度和程度遠遠落後於作者隊伍。
從2卷6號到3卷6號，新增的譯者只有6位，且每位譯者僅發表了1篇譯作。這就是說，《新青年》在1至3卷這個階段，譯稿的來源相對穩定，但是譯者群體的擴大比較緩慢。到了4至7卷，譯者隊伍的擴大就比較明顯了。這4卷中涉及26位譯者，其中胡適、劉半農、高一涵、劉叔雅、陳獨秀、震瀛6位譯者在1至3卷都發表過譯作，在4至7卷中，胡適、劉半農、高一涵各發表4篇譯作，劉叔雅、陳獨秀和震瀛各有1篇譯作發表。
可以看出，在4至7卷髮表的譯作中，多數是新增的20位譯者的作品。在新增加的譯者中，周作人、陶履恭、沈性仁比較穩定，其餘譯者多是只發表了1篇譯作。從這些數據不難看出，在這個階段，譯稿的來源依舊穩定，譯者隊伍增速明顯，但穩定的譯者數量並沒有增加。
8至9卷中的譯者，在1至7卷中已經出現過的有震瀛、周作人、魯迅、沈性仁、高一涵和孫伏園，震瀛是8至9卷中新晉的主力，周作人則持續高產，有10篇譯作發表。在8至9卷的29位譯者中，新增譯者有23位。算一算不難發現，4至7卷平均每卷增加了5.75位譯者，而8至9卷平均每卷增加了10位譯者。
因而，無論是絕對數值還是相對數量，這一時期譯者群體的範圍是最廣泛的，且新增加的譯者中有6位譯者發表譯作在3篇以上。和前兩個時期相比，無論是譯者群的穩定程度還是擴大程度都有提高，尤其值得關注的是，穩定的那一部分譯者數量也在擴大。
這些數據也與單卷譯作數量在這一時期達到歷史最高峰的數據相吻合。這也充分說明，穩定的譯者群體擴大是譯作數量提升的一個重要因素。季刊和不定期刊因處於風雨飄搖中，出版的期數有限，所以單看其25位譯者發表38篇譯作的數字，與前三個時期每卷都出滿6期的數據對比是不公平的，因而具體的統計數據從略。
《新青年》出版的這四個時期，有個非常醒目的共同特點，就是每個時期都有穩定的幾位譯者發揮著主力作用。
筆者統計了在《新青年》發表譯作3篇（包含3篇）及以上的譯者，他們也是各個時期的主力軍。
1至3卷的主力譯者有8位：分別是陳嘏（12篇）、陳獨秀（6篇）、薛琪瑛（5篇）、馬君武（4篇）、孟明（3篇）、劉叔雅（3篇）、胡適（3篇）、劉半農（3篇），他們完成了第一個時期56篇譯作中的39篇；
4至7卷的主力譯者有7位：分別是周作人（起明）（25篇）、陶履恭（5篇）、魯迅（4篇）、劉半農（4篇）、胡適（4篇）、沈性仁（4篇）、高一涵（4篇），他們完成了第二個時期71篇譯作中的50篇；
8至9卷的主力譯者有9位，分別是：震瀛（33篇）、周作人（10篇）、雁冰（7篇）、李達（5篇）、 張崧年（4篇）、魯迅（3篇）、張慰慈（3篇）、 楊明齋（3篇）、漢俊（3篇），他們完成了第三個時期94篇譯作中的71篇。
季刊和不定期刊的主力譯者有三位，分別是：鄭超麟（9篇）、蔣光赤（4篇）、仲武（3篇），他們完成了38篇譯作中的16篇。
每一個時期的主力譯者多是不同的，能在兩個時期中都擔當主力的只有第一時期和第二時期的胡適、劉半農，第二時期和第三時期的周作人、魯迅。雖然出於各種各樣的原因，主力譯者們無法一以貫之地在《新青年》發表譯作，但他們付出的努力為《新青年》擴大影響起到積極作用。
這個現象也說明，在《新青年》的任何一個時期，都倚仗核心人物和主力譯者，他們的中堅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刊物的知名度與發行量
《新青年》並不是一創辦就立刻成名的，其間經歷了很多困難和挫折，和任何刊物一樣，經歷了成長和發展的過程，並逐漸壯大。
《新青年》生逢亂世，對傳播新思想的刊物，各方的阻撓增加了《新青年》生存的難度。劉半農曾在回復讀者的信中說：「但求《新青年》能夠長壽，將來第六七八九……卷的第六號，總有一本是『Tagore號』。」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辦刊物的艱難，是對《新青年》未來的希望和可能遭遇困難的預測。
刊物的知名度越高，吸引的稿源越多，發行量越大，賺取的利潤也越多。只有刊物的經濟狀況足以維持甚至有結餘，才能擴大刊物的規模，發表更多的作品。
《新青年》刊物的厚度直觀地反映了這一現實，《新青年》發表譯作與非譯作的數量也印證了這個判斷。
《新青年》前6卷厚度沒有太大的差別，但從第6卷4號起，字號都從以前的大字號調整為小字號，在厚度不變的前提下，字號縮小明顯是增加了刊文數量或刊文的長度。第7卷不僅是小字號，厚度還幾乎翻了一倍。第8卷和第9卷也明顯厚於前6卷。前文的統計數據也印證了這一點，1至5卷的刊文總數分別是74、67、65、59、76篇；6至9卷的刊文總數則為83、100、119、85篇。刊文數量增加，則紙張、印刷費用一定會增長。
但「《新青年》愈出愈好，銷數也大了，最多一個月可以印一萬五六千本了（起初每期只印一千本）」，自然也不必為出版費用發愁了。
可見，即便是在文化刊物的生存中，經濟基礎依然是出版發行乃至繁榮的重要影響因素。《新青年》的第二階段4至7卷，是刊物知名度和發行量上行的時期，四個階段中也只有在這個階段，譯作數量與非譯作數量共同呈現出上升的趨勢。
《新青年》知名度的增加，無疑會擴大稿源，從其接收稿件的態度與方式也可管窺一斑。
從創刊時的「社外撰述尤極歡迎。海內鴻碩倘有佳作見惠，無任期禱」，「來稿無論或撰或譯，皆所歡迎。一經選登，奉酬現金，每千字自二元至五元」，到1918年第4卷1號起取消投稿章程，不再另購文稿，所有或撰或譯的文章均由編輯部同人完成，「此後有以大作見賜者，概不酬資」。
從1915年9月創刊，到1918年正月十五《新青年》第4卷1號出版，不過兩年多時間，《新青年》的發展可謂迅速。稿源的豐富和充足，也部分地解釋了譯作和非譯作數量上的變化。
《五四時期外國文學翻譯的言說與實踐》
任淑坤 著
揭示五四時期外國文學翻譯言說與實踐矛盾關係的學術著作
本書以大量的原始刊物、文學譯作、回憶錄、文集、資料彙編等作為主要考察文本，建構研究框架，研究五四時期外國文學翻譯的言說與實踐。書中以非譯作作為參照系觀察譯作，以非文學翻譯為參照系觀察文學翻譯，凸顯其共性和個性，彰顯言說與實踐的關係及譯作傳播的特徵，分析言說與實踐中出現的矛盾和偏差，揭示導致五四時期譯者言說與實踐產生矛盾和偏差的複雜成因。全書共分為六章，其中第二、三兩章是對實踐的觀察和分析，第四、五兩章是翻譯言說及其與實踐的關係，第六章是本研究的當代啟示，從外國文學走進來的傳播模式反觀中國文學走出去的路徑和影響因素。
作者簡介：
任淑坤，河北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南開大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翻譯史和翻譯教學。在《外語與外語教學》《英語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學報》《河北學刊》等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多篇，出版專著2部，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項、省社科基金項目2項，研究成果多次獲獎，其中《五四時期外國文學翻譯研究》一書獲河北省社科優秀成果二等獎。
目錄：
緒 論
第一章 五四時期的譯作與非譯作關係探源——以《新青年》為中心
第一節 《新青年》刊載的譯作與非譯作
第二節 《新青年》刊載的譯作與非譯作之關係
第三節 從晚清到五四：譯作和非譯作關係的形成
第二章 從晚清的「譯中作」到五四的「作中譯」
第一節 五四時期的譯、按分離
第二節 譯作與創作的分離
第三節 五四時期的「作中譯」
第三章 翻譯言說：導向 批評 理論
第一節 導向言說：從文學導向到翻譯導向
第二節 批評言說及其偏執性
第三節 理論言說及其針對性
第四章 翻譯言說與實踐的關係
第一節 退潮與堅守的文言
第二節 主流與非主流的直譯
第三節 翻譯批評與原則背離
第五章 從外國文學走進來看中國文學走出去
第一節 文學翻譯中的信息量守恆
第二節 五四時期外國文學譯作的傳播模式
第三節 翻譯文學的傳播模式及其影響因素
第六章 結語
第一節 譯、按分離與信息量守恆
第二節 非譯作對譯作傳播的輔助之功
第三節 從晚清到五四：翻譯概念和方法流變的動因
第四節 順向與逆向：一元言說與多元實踐
參考文獻
後 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