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慶曆新政是北宋仁宗時期，1043年以范仲淹為首的官員採取限制冗官、削減特權等措施，通過「節流」以達到節省財政開支，進而解決北宋財政危機的目的。
然而，范仲淹等人的改革觸動了舊貴族官僚的利益，僅僅不到兩年，范仲淹等人就相繼被排擠出朝廷，各項改革被廢止，慶曆新政徹底失敗。
為什麼要實施慶曆新政
范仲淹不惜得罪整個朝廷權貴也要推動慶曆新政，其背後有著複雜的原因。
內部是北宋積攢了近百年的「冗官」、「冗兵」及「冗費」等沉疴舊疾，外部是北方的遼國、西北的西夏施加強大的軍事壓力，以至於北宋需要貢獻大量財物換取和平。
關於「冗官」，最早可追溯至公元960年北宋建國之初，宋太祖趙匡胤為維護中央集權，採取一系列措施。
政治上，將相權一分為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作為宰相僅掌管民政，為限制其權力，增設副宰相「參知政事」，同時設置樞密院掌管軍權，三司（鹽鐵、 度支、戶部）掌控財政大權。
軍事上，廢除統領禁軍大權的殿前都點檢，增設殿前司、侍衛馬軍司、侍衛步軍司，由「三帥」分別統領禁軍，但調兵權卻由樞密院掌握，以限制任何一方權力過大。
為了進一步削弱官員權力，趙匡胤實行一職多官。同時為了籠絡官員，趙匡胤大興科舉、採用恩蔭制，形成「恩逮於百官唯恐其不足」的局面。
關於「冗兵」，北宋初期為了防止出現唐朝時期地方藩鎮割據，實行守內虛外策略，通過招募大量禁軍拱衛中央。
仁宗時期，軍隊總數已達140萬，形成龐大的軍事體系，養兵的費用竟達到全部賦稅收入的十分之七八。
關於「冗費」，由於軍隊、官員的激增導致財政開支的增加，在對西夏和遼的戰爭中，宋代統治者常常需要付出大量錢財，以求得一時平安。
再加上皇室大興土木、修建寺觀等，使得本就拮据的政府財政更加入不敷出，形成了「冗費」。
當然，如果僅僅是「三冗」，北宋可以憑藉高度的經濟增長和收入予以彌補，可偏偏隨著經濟的發展，土地兼并也愈演愈烈。對於這一切，宋朝統治者卻選擇熟視無睹。
宋仁宗執政時期，土地買賣與典賣相當普遍，土地集中趨勢加速，農民不斷失去土地，造成「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立錐之地。有力者無田可種，有田者無力可耕」的局面。
可屋漏偏逢連夜雨，北宋內部危機加深的同時，外部游牧民族侵擾給北宋政權帶來巨大的生存壓力。
宋初以來就與東北邊境的契丹和西北邊境的党項連年戰爭，耗費了巨額的財力和人力。
1004年澶淵之盟後，北宋每年給予契丹三十萬歲幣，到1042年，契丹以求關南之地為名，再次以重兵南下相要挾，最終仁宗再增加二十萬歲幣才得以解決。
從1039年至1042年，西夏党項族人李元昊不斷入侵，屢次大敗宋軍，朝廷震動。
激烈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背後就是沉重的財政危機，范仲淹的改革就是在北宋社會經濟惡化中產生。
范仲淹何許人也
說到范仲淹，人們對他的印象是一位傑出的文學家，他倡導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思想對後世影響深遠。
然而，僅在范仲淹出生的第二年父親就病逝於任上，范仲淹陷入貧苦窘境，母親謝氏含辛茹苦將他養大。
范仲淹從小就立志成才，刻苦讀書，經過數年寒窗苦讀，公元1015年，范仲淹中榜，由「寒儒」成為進士，並被授予廣德軍司理參軍。
由於能力突出，後歷任興化縣令、秘閣校理、陳州通判、蘇州知州、權知開封府等職，不過范仲淹性格過於正直而屢遭排擠，這也為後來的新政悲劇埋下伏筆。
1043年，范仲淹的命運迎來轉機。當時他與韓琦共同擔任陝西經略安撫招討副使。
因鞏固西北邊防和促進宋夏議和，被仁宗看中，並被召回京師，任樞密院副使，至此范仲淹躋身中樞重臣之列。
在召對中，范仲淹表現出色，仁宗對他十分禮遇，期許巨大。
1043年八月，仁宗拜范仲淹為參知政事，北宋歷史上轟動一時的慶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領導下開始了。
慶曆新政——范仲淹和他的條陳十事
1043年九月，以范仲淹為代表的改革派在覲見仁宗時提出十項改革主張，仁宗大都予以採納，並頒發全國。
十項措施主要分為三個部分:第一，整頓吏治。
一是明黜陟，即嚴明官吏升降，范仲淹打破過去以來官員晉升只看資歷，不看政績的情況，而是以政績為標準，對政績卓著的官員予以破格提拔，而那些不稱職的官員即便資歷再深，也堅決撤掉；
二是抑僥倖，即限制官僚濫進，宋初以來，恩蔭制度造成官僚泛濫越來越嚴重，比如每名學士以上官職的官員，其兄弟子孫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范仲淹直接限制中上級官員的任子特權，防止權貴子弟壟斷朝堂；
四是擇長官，即慎選地方長官，根據范仲淹的考察，州縣兩級官有十之八九不稱職，范仲淹加強對官吏的考核，獎勵能臣，罷免沒有才幹的官員；
五是均公田，重新規定官員按等級給相應數量的職田，對於那些沒有公田的低級官員要按等級發給他們，使他們有足夠的收入養活自己，對於占有更多田地的大官僚大貴族，予以退回。
第二，富國強兵。一是厚農桑，即重視農業生產，范仲淹命令全國各路轉運使真正重農桑，獎農桑，將農業的好壞作為官員政績考核的內容，與升遷掛鉤；
二是減徭役，通過合併戶口稀少的縣邑，以減少百姓徭役，裁減冗官，減少開銷，減輕人民負擔；
第三，厲行法治，一是重命令，即嚴肅對待和慎重發布朝廷號令，針對朝廷過去的法令「煩而無信」的弊病，范仲淹提出要「刪去繁冗」，審定成熟後再頒行天下，一旦頒行，必須遵守，不得隨意更改，否則要受到懲處；
二是推恩信，即落實朝廷的信義，范仲淹要求取信於民，地方官員如果敢拖延或違反中央減稅和徭役的施行，要依法從重處理，同時巡察各地方，監督惠政是否落實。
范仲淹只要發現不稱職的就毫不留情的一筆勾去，並嚴厲打壓恩蔭派官員，很多官僚親屬無法在朝廷做官。
由於改革勢頭猛烈，僅僅半年，范仲淹的改革派就遭到廣大守舊派官員的攻擊。
新政夭折——改革派全軍覆沒
1044年四月，守舊派首先發難，他們指責范仲淹等是「朋黨」，擅權朝政，范仲淹針鋒相對的提出「小人之黨、君子之黨」的說法予以反擊。
改革派官員歐陽修也撰寫《朋黨論》一文上奏仁宗，駁斥守舊派言論。
此後范仲淹愈戰愈勇，1044年五月上疏仁宗「再議兵屯、修京師外城、密定討伐之謀」等七事，並奏請擴大相權，由輔臣兼管軍事、官吏升遷，使改革廣度和深度進一步增加。
彈劾反對改革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最終引起仁宗懷疑，仁宗態度的變化讓范仲淹等人惶恐不安。
終於范仲淹頂不住朝野壓力，主動請求外出巡守，仁宗借坡下驢，任命其為陝西、河東宣撫使，仍保有參知政事的頭銜。
八月，富弼以樞密副使離京，任河北宣撫使。然而事情在守舊派官員的窮追猛打下繼續惡化。
1045年初，范仲淹被罷去參知政事，同一天，富弼也被罷去樞密副使，其餘像歐陽修等改革派官員也被紛紛罷免。
至此，主持變法改革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所有新法被廢，舊制恢復，不到兩年的慶曆新政宣告徹底失敗。
慶曆新政雖然短暫，但還是有一些成效的，一大批碌碌無為的官員被淘汰，很多務實能吏被提拔，行政效得到提高，財政狀況有所改善，萎靡的政局有了起色。
很多士大夫和民眾為之歡欣鼓舞，仿佛看到了復興的希望。
其實，范仲淹的改革不過是小修小補的微小改革。但即便如此，也遭遇極大阻力。
「十事」宣布後，僅「修武備」一項，便因眾多大臣反對而取消，其它各項雖然從1043年十月推行，但也無法貫徹下去。
慶曆新政失敗後，社會矛盾進一步借加劇，土地兼并日益嚴重，新政期間好不容易平息的農民起義又開始新的鬥爭。
在這種情況下，要求改革的呼聲再次響起，一場更大規模、更為深刻的改革在醞釀之中，王安石變法的序幕緩緩拉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