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車諾比核電站的一場毀滅性災難喚醒了全世界。
很快，這場災難讓整個歐洲大陸的存亡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
去年，HBO製作的劇集《車諾比》生動的回憶起了這起事件，精準展現了應對這場災難的努力和結果。
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這並非天災，而是人禍。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車諾比事件也讓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的作品聲名遠揚。
他在當年早些時候，完成了「風險社會」這一宏大社會理論的初稿，該書在車諾比事件發生後的數月成為暢銷作品。
風險社會理論指出，現代社會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其日漸被關於人造風險的爭論、預防和管控所充斥著，這是技術進步的直接結果。
這些風險在體量與複雜程度上，與我們曾經面對的截然不同，它們自身與現代社會的諸多關鍵層面相連，因此它們讓人類社會顯得尤為脆弱。
「風險社會理論就是現代社會被全新的風險塑造，並製造不確定性，人類的全球性災難的預期，動搖了現代社會的根基。」——烏爾里希·貝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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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車諾比核電站爆炸之後，我們馬上能看到現代風險的典型特點之一，即這種危險遠超我們個人的感知。
於是，我們轉而依靠科技，例如劇中提及的放射性劑量儀來檢測我們身邊的危險。這種對外部風險測量的依賴，顯然將我們置於更加脆弱的境地，劇集也對此作了多處的表達。
在《風險社會》一書中，烏爾里希·貝克解釋了這種感知的剝奪，如何意味著常識的喪失。
他寫道：「人類的生命因此被嚴重危及，個體自我判斷的能力也被剝奪了。」
這一點，在那些務實的角色身上尤為明顯，工人、護士、士兵以及所有通過苦難和純粹的經驗來塑造認知的人們，雖然他們有解決實際問題能力，能分辨官僚主義的謊言，但在面對現代風險，比如輻射時，他們越發感到自己身陷暗處。
此處也體現了現代風險的另一個特點，那就是它們的特殊性。
事實上，這些現代風險完全超出了我們的經驗範圍，就像列加索夫向領導者說的那樣：「你面對的是這個星球上從未發生過的災難。」
現代風險大體上可被定義為高代價風險，不僅代指它們巨大的體量和可能帶來的不可逆的嚴重後果，或是常常跨越國界影響全球，也代表了它們複雜的本質和不確定的可能性，因此極難在時空中為其劃定界限，並判定因果關係、測定影響、估計受害人數等等。
正如烏爾里希·貝克所言，即使車諾比事件已經過去了許多年，一些受害者仍然經受著影響。
這一點也體現在差別極大的多數傷亡報告之中，2006年的官方統計結果是死亡人數為4000多人，而綠色和平組織的報告則是9萬多人，這清晰地顯示出我們無從得知究竟有多少人受災，有多少人真正的去世。
當然，現在社會中日漸突出的高代價風險，已經在社會和政治層面造成極大的影響。
烏爾里希·貝克首先指出了現代風險對於民主的影響，這些危險比如輻射，對所有人都一視同仁，不論貧富貴賤、權利高低。
這雖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他隨後表示，即便像車諾比這種等級的事件，處於社會階層底端的平民，仍然是知情最少，受難最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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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風險一個更具破壞性的後果涉及官方機構。
因現代風險複雜且高度技術性的特點，社會及政界高度依賴專家和科學家來分析解釋危害的確切本質。
例如劇集中，作為領導的謝爾比納需要詢問列加索夫關於核電站的一些知識。
正如劇集所示，政客對於現代風險的決策，取決於他們對事件的獲悉程度。
由此觀之，兩者間必然存在摩擦。
然而在風險社會中，這些機構面臨更大的挑戰，因為現代風險常常超越了科學界和政界的分析及管理能力。
因此可以理解，針對無形且不確定的風險所做的高代價預防措施，通常是不受歡迎或者不會被政客所提出的，尤其是當這種措施要求的改變有違現代社會精神，或者簡言之帶來看似不必要的花費。
政客的工作也愈加困難，因為現在風險常常跨越了國界，意味著應對這些風險也成為了外交問題，各種敏感的政治關係令其複雜化。
所以當車諾比這樣的災難發生時，對於普羅大眾而言，他們會意識到當局準備不周，並且缺乏有效應對的能力，通常見於不計後果的應對。
最嚴重的影響是，這將有損科學界和政界的權威，因為民眾對本應提供確定性和安全感的機構失去了信心。
為了重塑失去的權威，最重要的且看似需要解答的問題是誰來負責。
最簡單的方法是找一些替罪羊向公眾保證，只是幾個害群之馬而已，但這些過於象徵性的懲罰，並不能剔除系統內部的結構缺陷，還更可能惡化這些機構在無數民眾眼中的形象，而他們剛剛經歷了大規模的疏散、疾病和死亡。
現在我們理解了，為什麼在當時戈巴契夫會認為車諾比事件可能是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這場災難令俄烏的關係愈發劍拔弩張，並促成了烏克蘭建國，使之成為蘇聯解體的重要原因。
就這個議題，烏爾里希·貝克也解釋了不確定性和政策的不力，如何在車諾比災難後引出了上述事件。
「由此，後車諾比災難成為道德、經濟和政治事件的關鍵，它們深刻地影響了烏克蘭的社會存在和認同及其國家機構，使其開始轉化，抬高其政治地位。」——烏爾里希·貝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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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你可能已經聯想到車諾比與當下的關聯，即那些由科技進步和現代社會直接催生的全新風險，它們正日漸成為公共討論的主流議題。
這些都或多或少地體現出現代風險的一些特點，如我們所知，它們也在改變著社會。
「風險不是災難，風險是對災難的預期，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區別，這個區別在我們預期新的超越控制的災難的當下尤為重要。」——烏爾里希·貝克
正如烏爾里希·貝克所說，這意味著雖然有些現代風險預示著嚴重的威脅，而另一些可能無足輕重，但那些仍具衝擊力的威脅，我們暫時無法想像。
最重要的是，我們已經將基本的不確定性納入了複雜卻必要的現代社會組成，其無疑在影響社會的根基，也讓根本的問題浮出水面，比如誰來決定什麼樣的風險可以讓所有人接受？出了差錯又由誰來負責？
因為當所有人都是因果的一環時，當所有人都負有責任時，沒有人被責備。
這就是烏爾里希·貝克描述的組織化的不負責任這一狀態的出發點，即我們不加反思的走向未知的未來，屆時無人有責，無人擔責。
諷刺的是，在風險社會下這是一個合理的狀態，沒有人應對現代風險的真相負責，因為在一個風險社會中，過於複雜的真相對任何人來說都難以尋獲，更不必要說依據真相做出行動。
真相的缺席，留給我們的只有一系列的猜測和估計、恐懼和慾望、意識形態和詮釋，這些在根本上都是謠言。
日趨複雜和不確定的現代風險，以及安全機構分析和管理這些風險的無力，加重了這些謊言。我們只能拋棄追尋真相的希望，用故事滿足自己。
所以，當列加索夫談起「謊言的代價是什麼？」時，我們可以將它的含義擴展到車諾比核災難之外。
這一切喪失了基本的安全感和真相感，它揭示了烏爾里希·貝克所稱的非知識的存在主義含義，即新的威脅和處境帶來的未知。
簡而言之，它揭示了我們如何日漸陷入一個無法理解的現實，被迫去解答我們不知其存在的問題，被迫的去尋找新的方法應對不確定性。因為我們明白，真相可能難尋，但結果顯而易見。